作为一名血脂偏高的准胖子，我可以不吃澳龙，但尤其不能忘怀吃鸡。 最近每次回乡下，幼齿的娘家人都要杀一只鸡，遂有以下情景出现：我每次腆着肚皮巡视农舍，公鸡们就惊惶地飞上龙眼树，而老母鸡则发出空袭警报，召唤一群乒乓球大的鸡崽藏在它的翅膀下，瑟瑟地望着这个生肖属黄鼠狼的贤婿。
上点岁数的人，只怕都有吃鸡情结。早年的饥饿时代，鸡可比猪金贵得多，猪肉每月还能吃上几回，但笃定能吃上鸡的，大概只有除夕和中秋，当然还有清明。我幼年时随父亲去扫墓，看见坟前供奉的熟鸡，馋得口水都下来了。父亲说，须等列祖列宗都吃完了，我们才能吃。我只好哀怨地锄草。阁下不知，饥肠辘辘地背着一只尚温热的阉鸡翻山越岭，那种煎熬和诱惑，远甚于背着一名玲珑女子爬山。
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文章，说是一名猎人在小兴安岭打猎，逢大雨，露营于森林，当夜将野鸡用泥包了，放在篝火堆里烤熟，撕着鸡腿送白酒。我上那堂课时，胃里的红薯已消化殆尽，饿得都快癫痫了，只见老师嘴唇在蠕动，脑海里有无数只熟女一般的裸体野鸡在飞。后来稍大了点，看了《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的菜谱，才知道这便是“叫花鸡”的做法。
今年去南京，在秦淮河畔，李香君故居的旁边，我看见有家店铺在卖裹着泥的“叫花鸡”，我并不想买，但却歪着头端详了半天。当时我在想，这鸡倘用厕所附近的泥来包裹制作，会不会吃起来有股臭豆腐的韵味。我又想，那李香君是节烈名鸡，旁近卖着“叫花鸡”，也算相映成趣，可见做鸡不分贵贱，一样流芳千古。
吃鸡曾经是身份的象征。祭祀祖宗固然要用鸡，不然坟里的客官有了怨怼，包你流年不利，考清华不上，赌六合彩不中，偶尔搞次一夜情还马上疯。招待上级领导也得杀鸡，哪怕是排卵排得正欢的母鸡也得杀，若是不肯让这点小利，领导没准就盯上你那怀孕的媳妇――他想吃胎盘了。寻常百姓家，能享受吃鸡待遇的大多是产妇，如果阁下嫁人之后，长期输卵管不畅，那么吃鸡的愿望只怕要落空。
现在吃鸡，比早年简易多了。兄弟我在北京的时候，猪肉涨价，吃不起，我遂终日以鸡鸭度日，有段时间甚至天天吃鲜鱿鱼，总是比吃猪来得实惠。但北京有一处教人不爽：自禽流感之后，全市禁售活鸡，而那些冰冻的鸡，白斩起来固然味同嚼蜡，哪怕是将那寒冷的鸡肉扔入沸汤中细熬，喝将起来，总还是有种奸尸的感觉。
上品之鸡，定要当场割颈挑破喉管，才够鲜，够嫩，够安心。只可惜，北京仅有天上人间一处可觅到活鸡，别无分店。
说起吃鸡前尘，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若干年前，曾经在广东的一个小镇上吃过以鸡为核心的百鸡宴。而10余年前我刚到乡下电厂工作的时候，厂里组织去北海旅游，途经南宁大沙田时，路边的大小饭馆站满衣不遮体的少女少妇，涂着浓烈的香水，见有大客车驶来，便摇动着胸前的痰孟，媚然呼之。思忖起来，那大约亦算是百鸡宴。
如今的我正住在大沙田，有一夜兴致来时，开着摩托载着幼齿巡游那条公路，只见夜雾逼人，沿途凋敝，哪还有当日的繁华。呵，我那有点苍老的心灵，已经不能逢见少年时的鸡汤。
（摘自《南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