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出来的美满姻缘 瞿秋白的感情也如同他的精神和思想一样富有，他的一生有两次爱情相伴随。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就读时的挚友，遗憾的是，结婚仅七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然而，不多时，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就走进了他的世界……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典型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的名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出头，她便和浙江有名的开明绅士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自由相爱成婚。两个年轻人也相当开明，结婚完全摈弃了传统形式，只是在自家院落里请了几个朋友，分发了一些糖果，便结合了；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杨之华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不久就遗忘了和杨之华的誓言。这时，杨之华已生下了一个女孩，将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随即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后被社会学系录取。
瞿独伊的继父瞿秋白当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秋白以他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海大学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之华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她内心对瞿秋白的翩翩风度和绝世的才华也十分倾慕，她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到了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瞿秋白。面对着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瞿独伊的生父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形后，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他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而又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父母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最后瞿秋白建议当事的三人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巳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最后的谈判结果为，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特别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所以他把杨之华献给了瞿秋白。
瞿秋白为了纪念和杨之华的结合，特别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杨之华度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而今，每当瞿独伊看到父母留下的这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有好爸爸疼的岁月让我记恋终生
瞿独伊的童年非常幸福，虽然瞿秋白不是她的亲生父亲，但却给了她胜似生父的亲情。
瞿独伊回忆，母亲杨之华总是忙于工作，无暇照料她。父亲瞿秋白对小独伊十分喜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到幼儿园接送她。在家时，他还手把手地教她写字、画画。
1928年，瞿秋白去苏联参加了“六大”，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随后，杨之华带着独伊也到了莫斯科。那时，她已七岁，开始记事。
在女儿面前，瞿秋白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好爸爸”，他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给独伊的童年带来了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小家伙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途中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带到幼儿园给她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做父亲的画图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住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这才放开手，哈哈大笑。孩子大人都很开心，拍手大笑。
后来，瞿独伊住进了森林学校。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瞿秋白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她，他在信中这样写道：“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好爸爸”
每当回想起好爸爸这些亲昵的语言，瞿独伊说她都很受鼓舞，感到生活有力量。
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时，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独伊，她听母亲讲，父亲经常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1930年，瞿秋白、杨之华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父女的永诀。1935年的一天，瞿独伊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她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惊呆了的她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含泪帮父亲摘去“叛徒”帽子
瞿独伊说她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她又不得不说，想起父亲英勇就义时的情景，她总是老泪纵横。
“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瞿秋白打成“叛徒”，使瞿秋白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后，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工作人员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瞿独伊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当年对秋白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去见宋希濂，于独伊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而宋希濂见到她，也一脸难堪，很不自在。但独伊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啊!他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独伊介绍了情况，说她父亲临终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说“此地很好”；而后，慷慨就义……不久，中纪委复查组也以大量的材料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瞿秋白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独伊说，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