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如何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稳定的形势，就成为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些年有人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一开始我就很不同意这样的观点。2003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会明显恶化。对社会不公的反应方式之一，就是破坏社会治安。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这是我们把握这些社会矛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导致社会抗拒或社会动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主要还是失业、下岗、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
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究竟是什么？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利益矛盾。相对来说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过去的20多年中，人们曾经多次对中国社会做出过危机与崩溃的预测，但事实上，这些预测都没有得到事实的应验。于是，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的预测为什么总是测不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往往看到了那些能够酿成危机甚或崩溃的因素，但对这个社会自身的弹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往往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尽管一些问题被拖延下来后形成更严重的隐患。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
为什么会陷入“维稳怪圈”，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稳定观有极大的关系。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但正如有人说的，“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民众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
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同时，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
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绝对稳定的问题，而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太平，而是长治久安，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
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高瞻远瞩，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阿紫荐自《人民网》2012年7月13日/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