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级党报来说，最难突破的可能不是“领导指示”和“纪律规定”，而是自身的“心理障碍”。 11月9日，党的十八大隆重开幕的第二天，是上海代表团的开放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十八大代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对于是否会带头公开财产的问题，俞正声并不避讳：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
无独有偶，同一天，十八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时表示，广东也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会继续探索。
在严格讲究“规定动作”的党代会上，两位党的高级干部针对敏感问题的明确表态一经见报，各大门户网站纷纷置顶，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此次党代会报道中的一大亮点。
中国不缺官员，也不缺个性鲜明、直言敢为的官员，缺乏的是对个性官员的个性鲜明的报道。无论是对俞正声、汪洋，还是对此前媒体曝光度比较高的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曾任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的吕日周等，媒体记者对个性官员的追逐和报道，不仅是媒体自身解放思想、探索创新的需要，也是满足读者对政治知情权、参与权的标志性符号，是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风向标。
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官员报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只是刚刚起步，大有改革和改进的空间。
新闻“宝库”与“禁区”“雷区”
“媒体记者来了吗？我先念段稿子，今天的会议新闻就按这个发。念完稿子咱们再说正事……”流传在媒体间的这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体现出现在媒体对于官员报道的现状、读者对媒体的不满和媒体自身的尴尬。
毋庸讳言，各级党委政府及代表各级党委政府的官员是当前最大的新闻源，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往往代表了一段时间内政策的走向。读者在了解政策的同时，对政策出台背后决策的过程以至决策者个人的生活习惯充满了好奇。
但显然，目前的报道无法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对各级会议和领导的报道，稿件长短有严格的限制，写法有固定的模式，版面位置和字号大小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以各级官员为主要报道对象和阅读群体的各级党报，永远是一成不变的领导活动消息加领导讲话，很少有展现各级官员个人风格的现场特写。
当面孔鲜活的各级官员变成了报纸上冰冷的文字和屏幕上或正襟危坐、或步履匆匆的身影时，报道的感染力和媒体的影响力就大打折扣了。
就拿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吴官正，1997年从江西到山东履新时，第一站是乘坐火车到聊城参观孔繁森纪念馆；第一次到省直部门调研时就来到省信访局，并在接访楼与干部交谈时说：“如果有个别上访群众不讲道理，有过激行为，你们要沉住气；如果你们受到委屈，千万不要责怪老百姓，就算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向你们道歉，好不好？”
吴官正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后，离开山东的最后一站，是2002年11月19日下午，他来到济南战役纪念馆凭吊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并在留言簿上写道：“革命先烈的鲜血告诫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激励我们公正廉洁、艰苦奋斗、惩恶扬善；鞭策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共产党员 吴官正。”
如此鲜活的语言，如此感人的现场，一位党内高级干部正直、亲民、开放的形象跃然纸上。如果把这样鲜活的语言拿到版面上去，报道及媒体的感染力、亲和力可想而知。可惜，当时除了对他到济南战役纪念馆有现场报道外，其他都是听内部传达，鲜有见诸报端。以至于后来笔者从《民贵泰山———山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与思考》一书中读到这些原始记录时仍不胜唏嘘。
敢于展现个性的不仅仅是高级干部。
笔者长期驻大众日报济南记者站，接触过大量性格各异、见识各异、能力各异的各个阶层的官员，仅仅参加调整济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已达四次，参加省市领导的专题会议、调研活动等就更多了，每次除了采写正常的新闻报道外，还经常整理一些“不便外传的花絮、领导语录及对个别具体问题的看法指示”等，汇报给报社领导和未参加会议活动的相熟的在机关单位工作的朋友们。他们对报道并不感兴趣，倒是对这些未经“审阅”的原始记录大加赞赏，并多次发出“质问”：这样的稿件为什么就不能见报呢？看了这样的稿件能消除多少群众误解，能给党委政府加多少分啊！
但如果一旦报道出来，首先感到紧张的是作为新闻报道主角的官员们：太出风头？作秀？主要领导是不是会有看法？等等，可以说是顾虑重重，谁都想有突破，但谁也不想这种突破先从自己身上开始。
记得有一年，济南市规划局主要领导班子调整，笔者曾在一次征求社会公众对城市规划意见的活动之后，采写了一篇《规划局长谈“规划”》的报道，因为涉及到了城市建设中的一些敏感话题，稿件最终没有公开见报，而发在了《内部参考》上。就是这样，也让这位相熟的、经常私下聊天时鼓动笔者冲击一下官场生态的年轻官员颇为紧张，他专门嘱咐笔者以后报道“只谈工作不谈个人”。
但对此更感遗憾的还是各级媒体。对一向强调新闻纪律的媒体尤其是各级党报来说，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座蕴涵矿藏的“新闻宝库”被深埋进采访本中，成为不敢踏近一步的“禁区”甚至“雷区”，不说别的，仅领导审阅和签字这一关恐怕就难以迈过。
报道纪律与自我“禁足”
“新闻无禁区，但报道有纪律”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在现行的体制和语境下，对官员报道的改进往往更多地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如果没有主要领导的支持与力推，其改进与改革要么是昙花一现，要么是不了了之。
今年2月底，笔者采写了一篇《济南：改变作风先抓市委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稿子，对济南市委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改进新闻报道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本报济南2月26日讯 对济南市委机关报《济南日报》的夜班编辑来说，这段时间的版面安排颇令他们“纠结”：“以往天经地义安排头版头条位置的市委书记的活动，基本上全改上二版，把遵循多年的党报报道规则全颠覆了。”
记者看到，2月17日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参加市领导信访接待日活动的消息，2月22日王敏出席全市组织部长会议并讲话的消息，2月23日济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杨鲁豫到滨河新区调研的消息和2月25日王敏到企业调研的消息，都发在了当地党报二版，连一版都没上，更别说一版头条了。 “市委书记活动报道上二版，是新一届济南市委加强作风建设的一个显著例证。”济南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月14日召开的济南市委十届一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市委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意见》……
正是有了主要领导的提倡与支持，一直到现在，《济南日报》仍坚持“主要领导调研活动上二版”，除了领导活动消息外，还经常有一些饶有趣味的现场特写，包括一些极具领导个性风格的语言，事后也采用小评论的形式报道出来，不能不说是改进领导报道的有益尝试，也是地方党报中为数不多的“异类”和“亮色”。
当然，对行进中的媒体而言，这只是“迟到”的改革而已。
“上二版找领导”就是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时的一大创新，曾让不少媒体深受鼓舞并跃跃欲试，包括后来他赴任广东，又给当地媒体带去一股新风。
他对广东媒体“批评”道：“我下去调研，跟群众交谈，这有什么新闻性？也真难为了摄影记者，每次要拍出不同姿势，我又不是体育运动员，运动员摆不同的姿势还有意义，我拍来拍去不就那个样子吗？有些报道里，大会才刚开，就说‘大会一致认为’，这不是糊弄群众吗？”
面对如此开明和直率的领导，媒体报道包括新闻改革和发展就拥有了可以一展身手的空间。
但在没有出台新的文件或者主要领导没有表现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媒体也并非无所作为。
记得2011年6月，济南市委部分常委进行了调整。按惯例，或者发一下任命文件，或者根本不作报道。笔者感觉人事问题是社会关注度很高的一件事，更事关济南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的方向，应该对读者有所交代，笔者于是便采写了一篇《市委市政府人事微调 济南发展渴求新突破》的报道，发在大众日报《济南新闻》上，对新近调整的部分常委的工作经历、行事风格，结合济南当前的工作重心、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简单梳理。就是这样一篇写法上远远谈不上“突破”、发表时更谈不上“显著”的稿件，竟赢得不少读者尤其是党委政府机关干部的一片好评，更有不少相熟的在机关单位工作的朋友们鼓励我说这样的报道“应该写写，还可以多写点”。
从小处讲，改进官员报道，只是一篇篇稿件写法上的突破，把原来死板的消息改写成极具现场感、立体感的个体人物报道，让一向呆板的官员形象鲜活起来。
从大处讲，官员报道是整个时政报道的一部分，是观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窗口，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风向标。一方面，媒体的官员报道要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同步；另一方面，媒体也要发挥能动作用，在号召解放思想的同时自己先解放思想，勇敢探索，敢于担当，不妨从改进官员报道的“小突破”，来推动社会的“大进步”。
但目前的现状是：对新闻纪律的长期、自觉的遵守，让媒体自己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枷锁，不用领导指示，经常“自己就给自己把关了”。从这方面看，媒体在改进官员报道方面不应该自我“禁足”，而是应该有所作为，也可以大有作为。而且，不少相对活跃的市场类媒体已经走在了前面。因此，对各级党报来说，最难突破的可能不是“领导指示”和“纪律规定”，而是自身的“心理障碍”了。
（作者为大众日报济南记者站主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