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作家用角斗、拳击、打球的习惯用语来谈论写作：“我开始写作并没有大叫大嚷，可是我超过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又超过了莫泊桑先生。我和司汤达先生打了两回平局，我自己觉得在第二回合我还占了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上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除非我疯了，或是我的水平还在不断提高。”“多数新作家，像詹姆斯、琼斯和欧文·肖，都只有一本好书。他们走不远，不过他们像俱乐部里的拳击好手，会胜过你，打得你晕头转向，‘砰’地一下揍你眼睛，叫你眼里冒花，看不清东西。他们能坚持，靠在绳上息一息，靠一本书的名声过他们以后的日子。”“我不想在书里搞‘无安打’的比赛，我或是让它十二比零得胜，或是让它十二比十一。”他在同儿子谈话时冲着想象中的作家梅勒挥了一拳，然后说：“又来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我较量，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谁也打不上三个回合……”
海明威喜爱看拳击、看角斗、打猎、钓鱼、喝酒，而他主要的拳击对象是语言。他时常写得很艰难、很慢，《战地春梦》的结尾修改了39遍，就像一个被对方打得眼冒金星摇摇欲倒但终于战胜了对方的拳击家。他有时也写得很快，一天写三个短篇（《杀人者》《今天是礼拜五》《十个印第安人》），不吃不喝，让自己的脑子“疯疯癫癫地松开来”，一天写掉七支铅笔。“等你写完一本书，知道吗，你就死了。”他常常写得疲惫不堪，但还坚持这种搏斗，“小说家得打满九局，即使这样会送掉他的命。”
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作为一个写字台旁的角斗士，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他的晚年，人们以为他的才华已经枯竭之时，他打出了漂亮的一击——《老人与海》，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是：“由于他的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也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
然而海明威不仅是写字台旁的角斗士，他也是20世纪欧洲舞台上一个出色的人生角斗士。面对世界的荒诞与邪恶，他不像卡夫卡那样一味作出顺应性反应，也不似萨特早期作品那样厌恶生活。他发现了世界是由暴力与邪恶统治着，但却勇敢地生活；他明知自己在走向死亡，却能无畏地迎接死。他是20世纪的阿喀琉斯，只是剔除了孩子似的纯真；他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勇士，但没有17世纪那种献身精神。他曾在战斗中身中237片弹片，但本质上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他对世界的看法渗透着黑色的悲观，但绝不冷漠。他对一位密友说，他非常爱他的儿子，“爱上了三大洲，爱上了一些飞机与船，爱大海，爱他的姐妹，爱他前后的几个妻子，爱生也爱死，爱早晨、中午、黄昏和黑夜，爱荣誉、床笫、拳击、游泳、垒球、射击、钓鱼以及读书、写作，也爱所有的优秀的影片”（丽莲·洛斯《海明威肖像》）。
他绝不畏惧死亡，自幼喜欢冒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意大利战场上身负重伤，还在重机枪扫射的火网下把另一个重伤员背到包扎所；他是无畏的猎手和渔夫，经常出没于野兽成群的丛林和莽原；他还是拳击的爱好者、狂热的酒徒，是长满胸毛、身材魁梧的汉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驾艇巡逻，时达两年。有一次汽车失事他身受重伤，头上缝了57针。这个长满胸毛的男性，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飞机上——由于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在内罗毕养伤时，他还读到了关于自己的“讣告”。甚至连他的自杀也比其他作家带有更加令人惊骇的色彩：他不像沃尔芙那样去投河，也不像茨威格那样打开煤气，而是将一把镶银的猎枪枪口放在嘴里，两个扳机一齐扣动，打碎了大半个脑袋。
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评价，海明威的两种本能——力比多（Libido）与撒南多（Thanatos），即生命与死亡的本能——都非常强大。
绅士和淑女们很难喜爱海明威的作品，这不仅因为他几乎斩伐了所有美丽动人的形容词，使语言简明得像不长树叶的枯枝，而且因为他描绘的世界过于冷酷，使神经不够坚强的人难以卒读。
好莱坞在制作根据海明威作品改编的影片时，总要加入大量的柔情蜜意，就像中国观众看到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哈里的爱情几乎成了主题，而小说却只有十几个字。小说中象征死亡的豹尸、秃鹫、鬣狗都没有去着意表现。在小说结尾处已经停止呼吸的哈里，在电影里却睁着一双炯炯放光的眼睛坐了起来。电影界公认，海明威的小说形式最接近电影，然而根据海明威作品改编的电影却离海明威甚远。
从电影上了解海明威是容易受骗的。在西方，海明威电影比海明威小说的拥护者要多几倍，这是因为人们希望欺骗自己。然而正如菲利普·扬所说：“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海明威反映和创造的世界有严重缺陷。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世界，我们理应反对。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难以证明这不是我们生息的世界。”
（编辑 蓝 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