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国传统礼文化的本质和影响,讨论了传统礼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指出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造成了礼文化历史地位的滑落,并提出了现代社会对中国传统礼文化资源进行开掘的策略。
关键词:中国 礼文化 现代 开掘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文明历史,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特质是‘礼’”。礼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曾经起到广泛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较长的转型期和探索期,像历史上任何一个繁荣兴盛的时代一样,需要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资源,熔铸一种具有全新生命力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这自然需要对包括礼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批判继承和开发利用。而事实上,传统礼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未得到应有的发挥,中国传统礼文化资源还有待进行现代开掘,以满足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一 中国传统礼文化的本质和影响
礼文化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以礼治思想为核心的一套独有的文化系统。礼文化的源头是周礼,其首倡者是孔子。
孔子创立了仁学,他提出“仁”这一概念本是为了充实、解释礼,为礼的合理性找到理据,从而维护和恢复“礼”的体系。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仁”这一思想的影响超过了“礼”,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由此可知,礼的根基在仁,礼的这一套表面上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和内在的仁的精神相契合的,礼实际上就是用仁的精神去规范人的内心和行为,使之和谐。以道德代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这就是礼文化的本质。
在历史上礼文化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礼文化将外在规范化为内心愿求,将强制规定化为个体自觉,将宗教神秘化为人情日常,以温和、理性、平实、亲切的文化精神,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长期凝聚为一体,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使中华民族经历内忧外患而终能延绵不绝,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礼文化在历史上曾被不断地误用和扭曲,如宋明理学有“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历代帝王将原本融宗教、伦理、政治为一体,由内而外、追求和谐的“礼治”扭曲为只注重等级尊卑、由外而内、用种种教条束缚人性以巩固统治的“礼教”,礼文化被异化为统治者奴役百姓的工具。“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正是对束缚人性的传统礼教的批判。李大钊曾经指出:“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这就使得我们在开掘传统礼文化为今所用时,应特别注意分辨出真正的礼文化思想和精神。
二 传统礼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困境
尽管礼文化深植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沉淀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但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这一套历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系统已难以正常运转,失去了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礼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困境,首先来自于日益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传统礼文化所依赖的伦理本位的社会基础在今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者何兆武认为,最近1000年的文化大体上可划分为前后各500年的两个阶段。前500年的文化基本是与单纯再生产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后500年逐渐进入现代化阶段,此时西方早已率先进入现代化,由于文化势能的作用和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也打开国门,走向相同的道路。然而,由于西方文化属于“个人-团体”本位,而中国文化属于伦理本位,二者的差异必然导致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其工业化进程破坏了传统家族制度,这正是礼文化的根基所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使得礼文化家国一体的伦理观念无所附丽,难以落实。
其次,中国建设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还有思想、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随着物质现代化而来的是与之相适应的近代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个人主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天赋人权、民主制度等,这无疑对传统礼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中国精神现代化从“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开始,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为转折点,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礼文化的思想基础受到了种种挑战。很显然,在现代化不可抵抗的洪流中,传统礼文化已渐渐走向幕后。
三 传统礼文化资源的现代开掘策略
“传统不是现代化的障碍,不是现代化过程中要‘化’掉的对象,而是我们走得更远的现实立足点。”虽然传统礼文化整体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作为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影响深远的文化系统,其影响将或隐或显地长期存在,在某些社会伦理领域中还将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抛弃传统文化而完全接受外来文化,否则将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在传统礼文化中也包含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和精神的因子,大可为当前的文化建设服务。笔者认为,传统礼文化资源的现代开掘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 为现代社会中的礼文化做出恰当定位
正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对传统礼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开掘,首要的工作就是为其定位、正名。恰当的定位建立在对礼文化精髓的正确理解之上,一方面要认识到,“吃人的礼教”并不是传统礼文化的本来面目,传统礼文化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塑造了中国人的集体品格,理应被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所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传统礼文化将宗教、伦理、政治合为一体的文化策略已不适应分工精密、情况复杂的现代社会的要求,需要加以改造。
根据现代社会发展和中国当前文化建设的需要,宜发挥礼文化其温润的人心劝善功能,将之归属到道德伦理和生活习俗领域,与政治和法律领域划清界限,使其各司其职。划清界限并不等于不相沟通。法律是实现道德的工具,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道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治具有局限性,应该与道德伦理的“礼治”(这里的“礼治”已非传统的儒家兼容并包的礼治概念)相结合,法治是惩恶,礼治是扬善,法治是由外而内的约束规范,而礼治是由内而外的自觉教化。法治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规范运行,而“礼之用,和为贵”,这也正是礼治的应有之义。将以法治国和以礼(德)治国相结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李泽厚曾提出“西体中用”说,认为中国的发展进程需以现代化为体,以民族化为用,具体到礼与法的结合上,是以现代宪政法治为体,以礼文化为用,尽量吸收消化外来的一切合理文化资源,结合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2 注重个体道德主体性的建设
传统礼文化以伦理组织社会,其内容包含了两个层面:向外是追求礼治社会,以家的伦理去管理国,普天之下为一大家;向内是追求个人的人格完善,礼是人生处世的方式,是理想人格,是个人境界修炼和提升的途径。用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在个人,为完成他自己;在社会,则某种组织与秩序亦即由此而得完成。”个人和社会可以说是礼文化之两端。在礼文化以伦理组织社会的功能逐渐淡化的当前背景下,礼文化资源的开掘和建设应该将重心转移到个体的修养上来,不仅培养个体的现代文明礼仪素养,形成以礼相交、和谐融洽的社会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要重视个体内在道德主体性的建设。可以说,礼文化的重建重点不是给出某种外在道德标准,而是唤醒主体自觉自律的道德意识,使其懂得心存善念,施惠于人,懂得知分守分,反躬自省,从而改善个人精神品质。“好好恶恶而心中了了,是曰自觉;基于自觉而行吾所好,别无所为,是曰自律。”有此意识,方能顺应时代潮流,充分汲取现代文化,与时俱进,更新、充实中华民族的新的礼文化,使“清明安和”的礼之精神重新沐浴民族品格。
“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是指先天的本性,“伪”是指后天的修养,个体的道德修养需要后天的积累,需要礼的润泽。“礼”是人性的本质需要,不管是人的善念的生长,还是人的自然情欲的疏导和制约,都可以通过“礼”得以实现,正如《荀子》所说,“故礼者,养也。”礼能让人节制欲望,调养心灵,使人性情中和有度。“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粗恶也,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所以荀子认为对礼的学习、修养是“固学为圣人也”,是修炼一种理想人格。孔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可见礼对心灵的濡养作用。果能如此,则新的礼文化的生发就有了千千万万道德主体的基础。
3 通过各种形式推行有意义的传统礼俗
理学大家周敦颐提出:“礼,理也;乐,和也。礼,阴也;乐,阳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梁漱溟指出:“一个人天然与他前后左右的人,与他的世界不可分离。”“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礼文化必然要从个人的心灵向外投射,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和呼应。孔子仁学所珍视的,不是一套思想观念,而是如何将这套内圣外王的思想观念付诸实践。礼也是如此。一个知礼的人不去实践礼,不与人为善,这是不可想象的。当人人都实践礼时,社会得以和谐,到达礼治的境界。这就是礼文化中个体与社会的一体两面性。
然而必须看到,个体要实践礼不难,难的是众人都来实践礼,都用“清明安和”的精神来影响行动。这就使得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形式推行礼俗活动,形成习礼用礼的社会风气,让下一代在传统礼俗文化的感召中自然地唤醒内心的道德需求,为礼文化的重建创造现实条件。首要的是应该挽救、保存、恢复和推行一些有意义的传统礼俗活动,必要时可以将之纳入国家节日,以形成全社会的风气。目前我国仅有法定的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而且宣传呼吁工作不够得力,除了春节全家团圆、走亲访友的礼俗能够实现之外,清明祭扫渐有减少的趋势,其慎终追远、感恩怀德的价值难以体现,端午和中秋更成为商家促销的时机,其礼俗及礼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和道德教化作用逐渐淡化。
笔者认为,对中国传统礼文化资源的现代挖掘,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宣传甚至国家法定的形式适当增加传统节日,营造全社会开展礼俗活动、传承历史的氛围,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提高礼俗活动的质量,注意与现代社会接轨,使之更好地承载现代人的情感。前者可以参考近邻日本,日本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传统节日众多,如设立成人节、孩童节(庆祝小孩成长,祈求幸福之日)、春分和秋分(扫墓、祭祖)、劳动感谢日等。这些礼俗活动对人的道德濡养和人格熏陶来说无疑是绝佳的教育。后者可参考近邻韩国,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一事件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端午节文化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财富,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传统礼俗文化保护利用工作敲响了警钟。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北大教授高丙中指出,江陵端午祭其实与中国的端午节不是一回事,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这与中国人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是两回事。韩国申遗成功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如何为传统礼俗文化活动注入现代的元素,实现礼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
参考文献:
[1] 张自慧:《礼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2] 白奚:《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
[3] 董梅:《浅探中国传统礼文化“和”的精神》,《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24期。
[4] 赵逵夫:《〈礼记〉与现代精神文明》,《西北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5卷第1期。
作者简介:陈光谊,女,1975―,四川泸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秘、礼仪,工作单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