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1日，星期六，应该是他休息的日子，但是，电话响了，是凤凰卫视总部打来的，他知道，自己又该上路了，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联络到另一名同事，一起赶到尖沙咀码头，登上了中国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次日中午，“启丰二号”开始了惊心动魄的“保钓”之旅，经过漫长的颠簸，8月15日下午抵达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海域。
作为随船记者，一路上，他一直与总部保持热线联系，发回了大量的实时报道，直到被日本人非法抓扣。在整个事件中，他见证了“启丰二号”遭到日方水炮攻击和舰艇夹击那险象环生的一幕，也见证了“启丰二号”强行突围后5名保钓人士成功登岛并胜利竖起五星红旗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更见证了被非法抓扣的中国保钓人士与日本人抗辩斗争时那永不屈服的精神。
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外交施压下，日本放还了被扣人士。回到香港后，他没有过多休整，很快就再次投入工作，走进凤凰卫视直播间，在镜头前向人们讲述此次历险。无论是在随船采访期间，还是被扣押期间，抑或是直播期间，自始自终，他都显得那么地专业和敬业。
他就是凤凰卫视高级记者和国际问题观察员蒋晓峰。1972年，蒋晓峰出生在浙江宁波，家人本来希望他成为一名英语教师或者翻译，然而，生性好动喜欢挑战的他，最终却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他曾说：“我的性格决定我是一个一直在路上跑的人，我习惯了忙碌、动荡的生活，一旦平静下来，我觉得是对我的折磨。所以，只要自己还有精力，哪里有风险，哪里能出新闻，我就去哪里。”
事实上，入职以来，他的确如此，从伊拉克到的黎波里、从曼谷到雅典、从黄岩岛到钓鱼岛，蒋晓峰的脚步从未停歇过，一直奔跑在新闻纪录的征途上，有快乐，有艰辛，更有惊险！
他曾是伊拉克战争后常驻巴格达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之一。那时，他随时可能遭到绑架，甚至被杀害，在长达1年8个月的时间里，为了捕捉第一手珍贵而翔实的战争动态，他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曾在利比亚里克索斯酒店与世界其他媒体的三十多位同行一起，被困4天4夜，其中一天早晨，一枚弹片击中了阳台的玻璃窗，破碎的玻璃四处飞溅，而那时，他正在那个房间忙着发稿。
是的，他更像一位战士，所不同的是，他不是用枪，而是用镜头和话筒。然而，面对这些艰险，他并不惧怕，反而是迷恋，他说：“我是一个在工作中享受快乐的人。”
蒋晓峰之所以如此专业和敬业，是因为当年进行职业选择时，有三个人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
第一个人是威廉·霍华德·拉塞尔。1854年2月，34岁的拉塞尔作为特派记者随英国皇家近卫军前往马耳他。在马鞍上，或是在用两只木桶加上一块木板做成的桌子上，拉塞尔完成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战争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战地通讯《轻骑兵旅冲锋》成为不朽的经典。拉塞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一个楷模，为战地新闻采写者确立了基本的行为准则，那就是要真实、客观地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他开创了一个新的职业分工，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拉塞尔使蒋晓峰认识到：记者，应该是最能说真话的人。
第二个人是温斯顿·丘吉尔。1895年10月，年轻的英国骑兵中尉丘吉尔和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利用假期，到正在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古巴去体验生活。临行时，丘吉尔同伦敦《每日纪事报》达成协议，以每篇5英镑的稿酬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后来，丘吉尔先后发回5篇战地报道，引起巨大反响。此后，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为以后步入政坛奠定了基础。——丘吉尔让蒋晓峰明白：成功，并非很难，但决不会随便来临。
第三个人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曾以记者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留下大量战地报道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伤疤，他的身上先后中过237块弹片，头上缝过57针。——海明威让蒋晓峰懂得：干事业，就难免会遇到艰辛和风险。
正是因为在心里耸立着这样三座“高峰”，在追踪新闻的征程中，蒋晓峰所以才能做一个“一直在路上跑的人”。鉴于蒋晓峰出色的表现，凤凰卫视曾授予他“凤凰卫视最佳记者”称号。表彰会上，他说：“公司每一次派我出差的时候，我都是很珍惜这个机会的，非常非常地珍惜，从始至今都是。每一次出差，我都会付出全部，毫无保留的全部。”
爱事业，不怕艰险，奉献全部，或许，这正是每一个走向成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吧。
编辑 杨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