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养成了一种有力的武器去对抗和控制她们的男人。 妇女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是一个极有趣的话题，因为权力究竟在哪一边还真不清楚。 首先，在表面上，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一位妇女，而几乎所有国有企业老总都是男性。在中国的政权中，妇女看来不会获得太多决策性地位。
在非国有经济中，妇女扮演高层角色的情况则要多得多，并且其中不乏非常成功的女性企业家。但很明显的是，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包括印度、英国、德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近年来都有过女性领导人，但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似乎不可能出现女性领袖。
但这种明显的男性主导或许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在中国最有权力的组织仍是家族，在我接触过的多数中国家庭中，妇女扮演重要的角色，且有可能主导最重大的决策。“姓”这个字的部首是女，很多专家相信，这反映了中国曾是母系社会的事实。这种影响经过许多个世纪，以某种方式秘密地保留下来，也许在中国就存在。
事实是，在中国，正如在世界其他地方，妇女对男人有着巨大但不总是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的经验中通常是比较好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暗中悄然进行的，当然通常是在卧室。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如果世界所有国家的领袖突然之间都从男性转换成女性，那么这个世界会比现在的幸福得多。倒不是更多以安全为导向的女性方式永远正确，或较为激进的男性方式永远错误。但如果妇女在全球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显然是件好事。
根据旧中国的儒家传统，妇女必须坚守“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现实中，我确信第一条大体是真的，而第二条很有可能是平等关系，即使在三寸金莲的时代，妇女实现其愿望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而说到母亲服从儿子，以我的猜测，在旧中国并不多见，如今就更少见了。
伟大的中国作家林语堂在他的《吾国吾民》中这样认为，中国妇女受到男性统治，多数不是因为儒家观念，而是因为男性控制了金钱。但她们养成了一种有力的武器去对抗和控制她们的男人——嫉妒。
“妇人善妒的心理乃与蓄妾制度并兴，其理易见。”林语堂写道，“悍妒是她们抵抗男子置妾的惟一自卫武器。”
但他证明了一点，女性守护爱情的手段一如男性在生意场上解决问题的方式。
“男人家在商业场中营业竞争的妒嫉性，其残忍寡慈恰如女人在情场中的妒嫉，而一个小商人当其出发营业之际，他心中之欲望，宛如一商店主妇之目睹丈夫恋识另一女人，”他写道，“这便是女人的经济依赖性的逻辑。讥笑拜金主义的淌白姑娘者，其原因实出于不了解此种逻辑，因为淌白不过为得意商人之女性方面的复印本。她们的头脑应比之她们的姊妹为清楚，她们系抱了商业精神将其货物售卖于出价最高之主顾，卒获如愿以偿。营业成功的商人和淌白姑娘抱着同一目的——金钱——所以他们应该互相钦佩对方的清敏的心灵。”
我以为，这一深刻的真理，当林语堂先生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如此，在当今的中国亦如此。（编者注：林语堂所谓的“淌白”是旧时对女流氓或私娼的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