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物的主体性？“主体（subjectivity），即所表达的主观的感知、认识、判断、见解等的来源。”[1]那么，主体性就是表达主观感知、认识、判断、见解的自主能力。简单地说，就是有表达意识的自我能力。而人物主体性在小说文本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常常把余华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从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发表《在细雨中呼喊》；后期是指从发表《在细雨中呼喊》到发表《兄弟》。余华前期的小说，人物没有多大的形象可言，人物被类型化，甚至是符号化，人物主体性相应的弱化；后期的小说，人物追求完整、统一的形象，主体性得以凸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余华的个人生活经验中找到答案。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经验过的生活，会成为回忆，在作家创作时跳出来，左右创作的感情、选材和主题。而余华在多年以后，也在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回忆中为创作找到了源泉。
余华的创作就是对生活经验的回忆，他认为很多书都是和记忆有关的，或者表达记忆，或者用记忆来表达。他的《在细雨中呼喊》也是一本贯穿着记忆的书籍。虽然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但余华说该书包括了许多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体验和感受，这些体验和感受都深藏在他的记忆当中。而他通过回忆，又把这些记忆重新进行了选择和组合，使得与他的实际经历有所不同，这样他的过去完全成了全新的。在其小说集《现实一种》和《鲜血梅花》的序言中，他也提到，写作唤醒了记忆和记忆中确实存在过或者根本没有过、曾经实现过或者永远无法实现的欲望。这就把记忆和现实相交织，满足了作者对生活的不同需求和追求。写作和记忆是息息相关的，记忆为写作提供了原始动力和素材，而写作又是对记忆的重现和整理。
一、童年记忆决定了血、暴力和死亡是余华表现的重心
童年记忆往往对作家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会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法国小说家莫里亚克曾经说过，他认为真正的小说家需要到达一定的年龄，要有生活的积淀。所以，那些年轻的作家们，只能写自己的童年和青年，因为他们的积淀只有这些。这些生活经历和实际经验，在作家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可以激起记忆，从而刺激作家们进行创作，在创作中得到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因此，对于很多年轻的作家来说，是童年的记忆在推动着他们的创作。所以，童年记忆会对余华后来的创作特点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余华的童年记忆以及由此影响而形成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余华的童年一直有恐惧伴随着，他还有一种内倾的心理，这使他内心同现实之间的关系始终比较紧张。
童年时期的余华，总是处于恐惧之中，用余华自己的话说，他甚至对树梢上闪动的月光都充满了恐惧，那时的余华，是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孩子，而且这样的恐惧是他最初也是最持久的恐惧，甚至一直到今天都伴随着他。其实，恐惧会一直伴随着每个人的成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这些令其恐惧的事或物会慢慢沉淀到人的潜意识中，通常对现实生活影响不大。而余华的恐惧却比较特殊，无论对他的童年还是成年之后，影响都比较大。恐惧使他对外界总是不信任和排斥，内心总处于紧张的状态，所以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和现实的关系也是紧张的。
在童年时期，余华的心理就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内倾特点，母亲说他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不爱吵闹，大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在幼儿园也很少动，早上送去后他坐在哪里，到了晚上去接他时，发现他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几乎一天没动。其他的小伙伴在一边玩耍，他也很少参与。小的时候，他和哥哥一起出去玩，哥哥有时只顾自己玩，丢下他跑走，他就会在原地站着等，哥哥若一直不回来，他就自己一个人走回家里。所以，余华和外界现实的紧张关系与他从小比较内倾的性格是很有联系的。
这种紧张关系，常常使余华以敌对的态度对待现实，敌对的态度在作品中的体现就是大量的暴力、鲜血和死亡等丑恶现象的出现，而美好的事物却很少。
第二，童年的特殊生活环境使余华习惯了甚至有些迷恋鲜血和死亡。
余华的父母都在医院上班，他的父亲是外科手术师，他曾回忆说他对父亲最深的印象是父亲刚做完手术时的样子：手术服的胸前满是血迹，口罩的一边挂在耳朵上，父亲一边走路一边摘下手术手套，手套上沾满鲜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年幼的孩子，面对这样的斑斑血迹，内心的震撼是多么的巨大。余华一家在他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搬到了医院住，而且就住在太平间的对面，余华经常能听到悲戚的哭喊声，所以余华说自己小时候根本不怕看到死人，甚至还经常到太平间里面玩。由此可见，余华童年的特殊经历使得他总是在小说中表现鲜血、死亡，甚至有些迷恋这些常人难以接受的东西，这些也支配着他后来的创作主题。
从上面两点可以看出，余华童年的生活环境使他相对于其他人来讲比较早地面临了鲜血和死亡，这些东西又慢慢积淀，渗入他的潜意识当中。当他成年后创作作品时，这些东西在不自觉地影响着他的创作；而且鲜血、死亡和强烈持久的恐惧感使余华同外界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很难保持和谐。于是，在小说中，他要借用更多的暴力、鲜血和死亡来宣泄自己，从而释放自己。
余华的童年是特殊的，而这种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血、暴力和死亡是作者表现的重心。所以，《十八岁出门远行》里“我”遭遇到了抢劫和暴力；《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我”被暴力屈服，莫名其妙地去给不相识的人奔丧；《现实一种》中，余华用残忍的笔调细致书写亲人之间的残杀；《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疯狂的自残和刑罚。至于人物，已经被遗忘在了边缘地带，只能成为表达“内心真实”的工具，丰满的形象对余华来说没有多大的用处，人物是否有自己的主体性、是否应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都是无关紧要的。
二、生活经验中人的形象在小说中被放大
在前期的小说中，余华关注的重心是暴力、鲜血和死亡等“内心真实”，到了后期，余华的注意力终于有了转变，人物的地位得以提升，而生活经验中所印入脑海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被放大，成为有特点或者是丰满的形象。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血头”就是经验中遇到的形象的加工。余华说，他一直记得一个人，他虽然记不起他的具体面容，但是他清晰地记得他叼着烟卷、穿着白大褂的模样，这个人就是他熟悉的一个血头。记忆中的血头后来就成为了《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李血头，小说中的李血头更加充实和丰满。另外，《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主角许三观也是生活中给余华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的加工。余华说，最早的时候，许三观的形象就是穿着一件一个纽扣都没有的破棉袄，为了挡风，用一根草绳系在腰上，两个破口袋里分别放了一个碗和一包盐。余华还回忆，大概是1990年，他和朋友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的大街上看到一个年纪不小、泪流满面的男人，他旁若无人，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走。这让余华很震惊，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许三观就在大街上哭，哭的原因就是最后不能卖血了。所以，这个生活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演变成了小说中丰满的许三观形象，小说也因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
《活着》中的福贵形象也是留在脑海中印象的加工，余华曾经说，刚开始，他在自己的脑海中有这样一个老人形象：满脸皱纹，皱纹里嵌满了泥土，顶着午后炙热的阳光在农田里劳作。后来经过加工和丰满，就成了福贵的形象。另外，《在细雨中呼喊》中吹笛子、爱捉弄人的大男孩，也是余华童年中经历的人物的再加工，“当时弄堂里为首的一个大孩子叫刘继生，他能吹出迷人的笛声，他经常坐在窗口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上当后拼命奔跑过去，看到的是他坐在窗前哈哈大笑。他十八岁那年得黄疸肝炎死去了。” [2]记忆中的吹笛子的男孩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复现出来：“这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在吹出美妙的笛声之后，还能惟妙惟肖地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当我和其他一些馋嘴的孩子拼命奔跑过去后，看到的不是货郎，而是坐在窗口哈哈大笑的他。”这两个人物何其相似，只不过，小说中又加进了这个男孩顽皮捉弄其他小伙伴的情节。
所以，作家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为后期小说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提供了鲜活的模板。
总结上面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这样说：在前期，小说中人物主体性弱化是因为童年特殊的记忆和经验，使余华同现实保持了一种紧张关系，现实中的暴力、鲜血和死亡等丑恶占据了余华的内心，导致他在前期创作时将暴力、鲜血和死亡等作为创作的重心。后来，余华的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他的内心愤慨渐渐平复，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他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有思想的作家要做的不是一味地发泄不满、揭露黑暗或者控诉不平，而是要寻求真理。前期的主题不再是表现的重心，那么，印刻在脑海中的人物形象就渐渐成为创作时的重要选择，也因此，他后期的小说开始重视人物形象，主体性也得到凸现。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3.
[2] 余华.土地[A].灵魂饭[C].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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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洗.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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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余华.活着·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7] 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9（01）.
[8]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韩文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董颖（1978— ），女，河南新乡人，新乡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