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遵奉中央军委､国防部的命令,以火炮向金门实施打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共的武装打击进行了顽强抵抗,双方的炮战一直持续进行到同年10月上旬,我人民解放军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
国共军队的这次隔海较量,史称“金门炮战”｡金门炮战期间,台湾方面为对付我方,由主管情报特工的蒋经国亲自向有关特务机构下达命令,要求务必千方百计刺探大陆军事情报｡台湾特务机构为此除指令原先潜伏于大陆的特工执行该任务外,还专门派遣特工密赴大陆搜集军事情报｡但是,受命潜赴大陆刺探情报的特工,面对着公安机关的严密戒备,无法完成使命,有的落网,有的自首,有的在走投无路､无计可施之下,竟然选择了自杀｡本文披露的,是当时一名受命密赴大陆企图搜集情报的台湾女特工畏罪自杀之事……
一
1958年9月10日,一位名叫薛钟铭的男子向上海市公安局反映了以下情况――这天上午11时,其妻在里弄传呼电话亭接听了一个差点使她昏过去的电话:那个在9年前随同国民党特务机构一起逃往台湾的女儿薛鸣琴对母亲说了以下内容的话:“女儿不孝,恳请父母谅解”,“女儿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今生今世已经没有再在父母面前出现的可能了,希望父母多多保重身体;希望弟弟妹妹努力工作,要靠真才实学谋生,做一个正派人”｡
薛鸣琴,1925年出生于上海,是薛钟铭夫妇婚后的第一个孩子｡她自幼聪颖,三岁时已能够背诵百首唐诗,五岁已能写得一手好字,被当时上海滩的报纸称为“女神童”｡薛家祖上以经商为业,家境富足,因此一直把薛鸣琴培养到了高中毕业｡那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年,薛钟铭夫妇的本意是想把这个在薛氏家族中有希望出类拔萃的女儿送进大学的,但是,薛鸣琴本人却不愿意,她经人介绍进入了当时刚刚由军统局改名的国防部保密局当了一名特务｡1949年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薛鸣琴突然返回家中,向父母和弟妹道别,说她奉命撤往台北｡
薛鸣琴自那天跟父母见过面后,再也没有通过音信｡没有想到的是,时隔9年之后,她竟然会以电话方式跟家人联系!
公安局方面听了薛钟铭的反映,极为重视,局长黄赤波当即下令:立即进行调查!
侦查员向传呼电话亭阿姨了解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时的情况｡据阿姨说,她接到这个电话时,耳机里是一片嘈杂声音,最初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些什么｡后来才听出那是一个嗓音有点沙哑但是并不难听的女人在说话,要求传呼薛钟铭家人接听电话｡与此同时,她听到从耳机里传来一个上海男子似乎在远处的叫声:“阿三头,快!15路来了!”
案情分析会上,根据调查所获的情况,侦查员分析:从电话里传出的那个上海口音的男子叫“阿三头”和“15路来了”的话语看来,薛鸣琴的这个电话是在上海打的｡因此,可以判断薛鸣琴已于最近从台湾抵达上海了｡也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其时已经改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女特工,潜入上海来进行特务活动了!
这一判断迅速被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核心所认同,于是立刻决定组建专案小组,对薛鸣琴的下落进行专案侦查｡
侦查员立刻出动,分头前往15路电车沿线各车站察看是否有公用电话亭｡结果,在15路常熟路车站发现几步之距的弄堂口就有一个公用电话间｡侦查员向守电话的阿姨询问中午11时许是否有一个女子前来打过电话,对方无法作出确凿的回答,因为每天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女子前来打电话｡
这样,这一线索就断掉了｡
于是,警方随即进行第二步行动:对全市的饭店､宾馆､旅馆进行紧急清查｡
当晚,上海警方出动数以千计的警力,在全市10个区统一行动,对所有饭店､宾馆､旅馆进行清查｡这次清查,一共查获了逃犯4名､各类刑事犯罪嫌疑分子18名,但是,没有发现薛鸣琴的线索｡
清查行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才结束,当专案组获悉没有查摸到薛鸣琴的线索后,意识到他们面对的确实是一个狡猾透顶的敌特分子｡众侦查员经过一番讨论,认为薛鸣琴那个电话可能是一种试探,她也许会回家看看其父母的｡于是,便决定对薛钟铭家实施秘密监控,一旦薛鸣琴出现,立即采取行动｡
二
专案组的方案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侦查员轮流在薛钟铭家周围秘密蹲守了两天,薛鸣琴并没有出现,也没有第二个电话打来｡
第三天,侦查员继续在那里蹲守｡就在这天,位于上海市区西南侧与浙江省交界处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县公安局的警察赶到了小河边｡尸体很快就被打捞起来,这是一具女尸,三十多岁,微胖;身上穿着浅蓝色薄灯芯绒外套和米黄色卡其布裤子,没有任何可以表明其身份的物品｡从衣着服饰判断,不像是当地人｡
女尸被置放于岸边不远处的一个草棚里,由民警和民兵看守着｡中午时分,上海市公安局的法医赶到了现场,立即对尸体进行解剖｡解剖结果,认定死者的年龄在三十二岁到三十七岁之间,没有生育史,生前营养良好,其职业并非体力劳动;其死因系溺水,死前曾经饮过大量烈酒,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伤痕;死亡时间大约是在36小时之前｡刑警又勘查了现场,没有发现搏斗痕迹,于是警方认为该女死于投水自杀｡
结论出来之后,就是如何处置尸体的事情了｡当时上海郊区还没有火葬场,人死后都是实行土葬的,于是就由当地临时制作了一口白坯木棺,把尸体放入后,在附近选了一块土地,挖了一个深坑,埋了下去｡
至此,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但其实,此事只不过是另一件与之相关之事的开头｡
同一天中午,在薛家周围执行秘密监视任务的侦查员,发现薛家收到了一张邮包通知单｡很快,这份包裹单就到了专案组手里,经检查,包裹是从闸北区的一家邮局寄出的,寄件人姓名写的是“薛芙蓉”,“芙蓉”是薛钟铭给薛鸣琴所起的小名｡寄件人地址写的是上海的一家保密工厂的代号｡收寄时间是两天前的上午,“包裹内所盛何物”一栏里填写着“衣服､食品､药品”｡
因为已经知晓这是特工身份的薛鸣琴寄出的包裹,所以侦查员在前往邮局将该包裹取出时,特地请了一名爆破专家对该包裹进行了严密检查,确认里面没有爆炸物后才当场打开｡包裹内有以下物品:男女式外套5件,两块高级毛料,两盒巧克力,两盒饼干和10瓶鱼肝油丸｡一件男式外套的上口袋里,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面是100公斤全国粮票､500元人民币和一封信｡信是薛鸣琴写给薛钟铭夫妇的,用的都是繁体字,只有短短几十字,是一份绝命书,说她奉命从台湾密赴大陆执行“极端机密的重要任务”,因为无法完成而“难以返回台北”,故不得不选择自尽之路,希望父母多多保重｡
经鉴定,所有衣服､食品､药品都是上海产品;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也是真品｡
警方此时还不能确认薛鸣琴真的已经自杀了,因为作为一名特工,玩玩“金蝉脱壳”之类的把戏乃是小意思｡要确认这是一桩完全真实的事实,那得见到尸体｡于是就联系到了郊区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
三
专案组叫上法医和薛钟铭夫妇前往郊区｡当地公安局已经接到通知,布置民兵将刚刚下葬的棺材重新挖了出来｡
经薛钟铭夫妇辨认,确认死者就是其女儿｡当然,作为这样一起关系到敌特身份真伪的案件,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侦查员根据事先所商量的,决定在死者的身份得到初步认定后,将尸体运回市区作进一步的鉴定｡
从次日开始,经过专案组侦查员连续三天的调查,一共走访了薛鸣琴以前的同学､老师和亲友三十多人,查摸到一个情况:薛鸣琴在高中二年级时,右脚的某一个脚趾曾经被重物砸过一下,形成骨折,后经广慈医院治疗,很快就痊愈了｡
[ 2 ] 法医于是对运回上海后作了冷冻处理的尸体进行了鉴验,果然在右脚的第四个脚趾处发现了骨折痕迹｡
至此,死者的真实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
但是,对于该案的调查还没有结束,因为警方还必须查清薛鸣琴在潜入上海后的行踪和活动情况｡
专案组重新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认为唯一的线索就是薛鸣琴寄出包裹的那个邮局了｡于是,侦查员去了闸北区的那家邮局,找到了那天接收薛鸣琴所寄交包裹的当班营业员｡但营业员已经没有印象了｡
侦查员重新分析,认为薛鸣琴是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在潜入上海后肯定时时处处都非常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唯恐一不留神而暴露马脚｡因此,她不大可能拿着那么大体积的一个包裹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因此,她的下榻处应该就在那家邮局的附近｡
于是,决定对邮局附近范围的所有饭店､宾馆､旅馆前一段日子的旅客入住登记资料进行调查,同时通过派出所向各街道里弄的居民查摸情况｡
饭店､宾馆､旅馆调查下来,并无像薛鸣琴那样年龄段和模样的旅客入住过｡派出所户籍警在下里弄查摸时,获得一条线索,有一个名叫宋寄萍的人接待过如警方要求查寻线索的那样一个女人――
宋寄萍,女,35岁,上海新跃进化工试剂厂技术员,已婚,军属,其夫系解放军营级军官,她在上海与一女一子以及婆婆一起生活｡1958年9月上旬,宋家来了一个说上海话的青年妇女,一共在她家住了8天,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根据当时的治安管理规定,市民家里来了客人需要过夜的,必须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宋寄萍在那位客人来的当天就拿了客人所出示的户口簿､工作证去派出所申报了临时户口,那位客人使用的名字叫薛倚倩,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工程师,住本市长宁区延安西路某号｡申报的理由是修理住房,一时无法居住而到老同学宋寄萍家来寄住一周左右｡
那个户籍警办理过这个临时户口后的第二天就奉命去市局学习了,所以,后来开始调查情况时,他根本不知道｡而其他民警因为不是经办者,也就没有任何印象｡直到这次下里弄查摸情况时,宋寄萍的邻居正好是里委会干部,听民警介绍了情况后,突然想到了宋寄萍家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女人,于是就向接替那位去市局学习的民警的新户籍警反映了这一情况｡这位户籍警返回派出所后,翻出了申报临时户口的登记资料,向长宁区那边和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分别打了电话,两边都答称没有“薛倚倩”其人,于是真相大白了｡
警车开往上海新跃进化工试剂厂,警方依法传讯了宋寄萍｡
四
宋寄萍还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进了公安局,侦查员向她说明了薛鸣琴的情况后,这才大惊失色｡
侦查员让宋寄萍不要哭,先把情况说清楚｡宋寄萍于是向侦查员陈述了以下情况――薛鸣琴是宋寄萍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两人分别考取了两所不同的高中,还是每年要碰头一两次,聚一聚,叙叙旧情,续续新谊｡在这之前她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49年初春,那是几个老同学聚会,薛鸣琴是穿旗袍来的,当时她说自己在银行工作｡
之后,两人就断了联系｡
9月2日傍晚,宋寄萍刚刚下班回到家里,薛鸣琴突然登门了｡薛鸣琴向宋寄萍说了她的情况:现在在何处工作,已经结婚,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丈夫,这次为什么要找上门来｡
当时,宋寄萍觉得薛鸣琴所说的没有一丝破绽,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于是就同意她暂住在自己家里｡薛鸣琴主动提出要去报临时户口,但当时已经晚了,于是就在第二天由宋寄萍陪着去了｡
次日,宋寄萍去派出所报过临时户口后,就上班去了｡薛鸣琴天天往外面跑,但一般在宋寄萍下班回家时,她都已经回来了｡每天晚上,薛鸣琴总喜欢拿着一张上海地图,在灯下一边看着一边作长时间的沉思,弄得宋寄萍颇有些奇怪,但也没有询问｡
薛鸣琴在宋寄萍家住到9月11日上午,开口告辞了,临走时,她留下了50元钱,说是作为她的房钱饭钱｡因为那时宋寄萍上班去了,这钱就由宋寄萍的婆婆收下了｡
侦查员随即去了宋家搜查,没有发现薛鸣琴留下了什么东西,倒是找到了那张上海地图,上面留下了一些铅笔勾画过后又用橡皮擦掉的痕迹｡侦查员经过仔细辨认,发现那些勾画过的地方都是靠近铁路和港口的位置｡
警方联想到最近正在进行的金门炮战,于是初步断定薛鸣琴潜入上海是与此有关的,估计她是奉命前来上海刺探有关情报或者进行具体破坏活动的,因为金门炮战中所需要的许多物资､器械都是从上海或者通过上海作为中转站由海路和铁路向福建方面输送的｡但是,由于上海方面的防范特别严密,使薛鸣琴没有下手的机会,而她显然是奉了特务机关的死命令的,没有完成使命就无法返回台湾交差,万般无奈之际,只得选择了自杀｡
如果上述所推断的情况确实存在,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薛鸣琴不可能是空着双手潜来上海进行特务活动的,她肯定携带了特工器材｡宋寄萍也记得薛鸣琴去她家时,是带了一个中型旅行箱的,这个旅行箱里多半装着特工活动的器材,她自杀了,那个箱子到哪里去了呢?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最后一致认为有可能被薛鸣琴携至其自杀地点一起沉入河底了｡
专案组随即二赴郊区,会同县公安局一起对此节进行分析调查｡调查中所获得的一条线索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那是当地一个生产队长反映的,说他生产队的一个社员在发现无名女尸的前一天,发现他的一条小船丢了,后来找了大半天,才在距发现女尸大约三百米处的一个河湾里找到｡经检查,缆绳上没有断口,说明是被人解开的｡船上,有一个茅台酒空瓶子､两个空罐头盒和十几张糖果纸｡这些东西,都还被那个社员保存着｡
侦查员很快就获取了上述证据,经鉴定,在上面发现了多处薛鸣琴的指纹｡这表明薛鸣琴的人生最后行程是在这条小船上度过的,她抵达郊区后,步行到镇外,估计在夜晚偷划了这条小船,一边喝酒,一边在河上漂行,最后投水自尽了｡
这样,侦查员也就有理由认定薛鸣琴所携带的特务活动器材当时也在这条船上,后来在薛鸣琴投水自尽前扔进了这条小河｡于是立刻组织打捞,果然在距薛鸣琴的尸体浮起处大约一里半的地方捞起了那个旅行箱｡箱子里,装着两个美国制造的间谍相机､一个只要稍加改装就可以用于收发报的小型收音机､两瓶密写药水和几个经过伪装的用于测定军用飞机和舰艇型号､速度等性能的仪器｡
至此,这一案件的侦查终于圆满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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