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搬家究竟搬到哪儿了?”梁伯伯问。 “我搬到木栅的万芳杜区厂我大声嚷，梁伯伯老年失聪。 “什么!?”他也嚷。 “万芳!杜区!”我说。
“万芳社区在那儿?”梁伯伯问，他眨巴眨巴眼儿。
“在……动物固附近!”新迁的动物园，他知道。
“哦……不在里头?”他莞尔，我喷茶。
快四个年了，打我九岁，俩人儿就这么说话。不管访客有多笨拙，他接下去的话总令人发噱而自在，像他的文章：他同情读者，爱读者，笔下长话短说，能接受多少，随你宁。文学令，语。话说的好，人生才有趣；有趣的话造就人。
1949年S月，一天早晨，母亲高兴地说：“今天，梁伯伯，梁伯母，梁姐姐要来。“我问：“梁伯伯是谁?”母亲说：“呀!你怎么忘了，在重庆见过啊!他是你爸爸清华八年的同班同学，在美国也在一块儿。梁伯伯会说笑话，最会说故事。”这么有趣的人我怎么不记得!急得我直踩脚。没多会儿母亲就后悔话说子了，因为我每几分钟就去开门张望，直问怎么还没来?怎么还没来?
到了傍晚，饭都摆上了，听见门口轰然巨响，是辆露天大卡车，车上后半载有人，黑暗看不清楚，几个人吆喝看抬下行李，没有几件。好像费了大劲才看见第一个人进门。啊，他果真有趣，他的黑眼镜框滑在鼻尖上，一身白麻纱的港衫前摆比后摆长，肚子是滴溜滚圆的。
“实秋，实秋!”
“宗涑，宗涑!”
父亲和他的双手紧握着，“有半分窒息。接着像有十来个人同时说话，热闹极了。
“徐太大……”是谁的声音深深激动我的心?比母亲的北方话更悦耳，比好婆的更动听，她笑声盈盈，她的双眼亮而慈，她的面容不需言语就使顽童就范。打小就不害臊，我自动上前欠欠身叫“梁伯母”。她低头看我，我仰头望她。母亲笑着说：“我们老二。”梁伯母轻轻唤我“毛毛”，我眼湿不能动弹。
母亲有诊所，在家开业。梁府在诊所住了三天，这三天里，若不是父母拦着我，大概梁伯伯说的故事要不只十个，不仅我听，全家都听，等妹也来听，鸦雀无声，到故事的末了，听者必定前仰后合，梁伯伯故意不笑，他眨巴眨巴眼儿。
诊所空出来之后，屋里少了气氛，我天天数着到周末的日子，母亲坚持不能在人家安家的时候去打扰，其实我早就施计，非去不可，母亲若再拦着，我只需多次重复梁伯伯行前说过欢迎我去。“梁伯伯说的!”我理直气壮，母亲无奈，再三叮咛路上小心。家里有辆比我体重还重的日式脚踏车，跨上去要好一分钟才能走稳。一路高歌，直奔德惠街一号。这个开始，展变成二十年的习惯，只是后来脚踏车改成了机车，梁伯伯也搬两次家。开头，梁伯伯梁伯母叫我“毛毛”，那要命的乳名，长个儿之后改唤“毛弟”，到我快四十了，才叫名字。
“毛毛来了!”无论谁迎门，必定先是这么一声笑，接着是果盘糖碟。这“毛毛”或有讨喜之处，但必然是个耽误时间的货色，挥之不去，赶之不走，好在还不算野。毛毛喜欢抚猫，逗鱼，喜欢到后院看大公鸡吞长葱或吸面条，也常告诫大公鸡，不可欺负“缩脖坛子”――母鸡名。
毛毛可以不宣而至，纠缠正在做功课的梁姐姐，或随意踱进书房，指着墙上的照片问：“那是谁?”梁伯伯说：“那是我大女儿，是梁姐姐的大姐，旁边的是我女婿，那小孩儿是我的外孙女儿，她手里拿着的是糖葫芦。”“糖葫芦是什么?”“季淑，季淑!”梁伯伯乐的叫梁伯母：“你看这孩子没听说过搪葫芦厂便详绘一番，馋得我垂涎欲滴。打此，我喜欢上北平一切的民俗、民艺。
“毛毛，来吃饭。”好啊!毛毛为此而来，细细嚼，慢慢咽，每一道菜名他都要打听，每一种做法他要知道个仔细，梁伯母颇觉有趣，事后还要一字不漏地向母亲解说一番。母亲不善烹饪，半喜半忧：“你还是到梁伯母那儿去解馋吧!”这时候顺便央告母亲：“那你别告诉爸爸。”
饭后有大事，等着梁伯伯说：“来，到书房听故事。”美哉!美哉!书房里只有一把椅子，一盏灯，这盏灯原来是条孤零零的电线，从天花板上悬着，挂着一颗雪白大亮的灯泡，经梁伯母购铁丝编成了漏底通风的篮子，再由梁伯伯剪白报纸自绘梅花，用米饭糊上，立即成了华贵无比的灯罩，打开灯，天花板上照出一个光圈，地上照成一个大光圈，梁伯伯坐在两个圈内，煞是好看，毛毛席地依墙而坐，静听“武松打虎”、“孙猴大闹花果山”、“小飞侠”、“聊斋”、“悲惨世界”……他听故事时只笑不哭，全神贯注，怕错过细节，不懂就问，梁伯伯的每一个手势，每眨巴一次眼儿，每一种声调都记住，回去说给两个弟弟听，听到喜剧他咯咯大笑，听到悲剧，他忍住，回到家，靠到枕边，才哭。
毛毛从没见过这么一个家；小声说，大声笑。还有，哪有做爸爸的劝小孩儿少念书的?“小妹，起来，书桌上念了一下午了，看电影去，我给你钱。”
有一次饭后梁伯母梁伯伯在客厅对坐，同时起身，同时开口：“你要做什么!?”“我要给你倒茶。”“我也要给你倒茶。”相互大笑。他们俩什么都不争，只争一件事：下午四时整，门铃一响，晚报送达，是丢到院子去的，自己去捡。“季淑，季淑，你别去，你歇着!”“不，不，不，我去!我去!”两人笑着，争先恐后地去抢报，原来是争着要看报上的连载小说。
他们喜欢一齐做事，既快又好。有一日梁伯母问：“毛弟又来了，晚上吃点儿什么?”梁伯伯想了想，当机立断：“咱们包饺子!”我说不可，从和面到剁馅儿，擀皮儿，下水，大费事。梁伯伯说：“你看表，我们演给你看。”说着，两人卷着衣袖进厨房，并关照我不得闯入，只听得一阵’了叮咚咚铿锵有声，等热腾腾白嘟嘟的大盘饺子端上桌，整整三十分钟!
每近腊八梁伯伯的生日我便绕室终日不知何从，他嗜甜而有严重的糖尿病。他不喜热闹，也轮不到我去凑趣。
毛弟能做一点点心，一年内实验了好几次，先请弟弟在柏克来指引买来糖的代用品，竟然烘成一个八宝栗子蛋糕，无糖，无奶油，无牛油，详注成分，飞奔送去。梁伯伯大喜，写了英文短笺来：“谢谢你为我特制的无糖蛋糕。我把它分成好几份儿，吃了一个星期。谁说我不能吃蛋糕?我就吃!现在嘴里还有甜味儿。”
梁伯伯怕人送生日礼，单单搪多油厚的大蛋糕就有十来个，一人高的大花瓶好几对，留之无用，弃之可惜。我说人家来贺寿，总要送点什么，送什么好呢?他说劝过人送卫生纸，送肥皂，因为天天要用，结果没人理。
到了日子，我遣人送小盒各色肥皂，梁伯伯回信中有笑语：“我喜欢你的肥皂，你是惟一听我话的人，多谢!多谢!”
从此我心目中少了一块乌云，但探望梁伯伯的次数远不够多．不仅时间调配不善，似仍存一分惧怕，怕口误，怕听到话无从应对，幸好几次见面只是梁伯伯一个人，还有那只硕大无比的猫。
“是我陪他们，不是他们陪我。”梁伯伯说的。
(周庆明摘自《名家谈中国人》，成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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