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著述有《燃烧的迷津》和《聒噪的时代》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在中国文化界负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算计命运的手艺
和朱大可最初的见面，是7年以前在上海南部张闳的家里。当时已经是晚上，张闳兄打电话来，说：“朱大可在我这里，可来拜见。”在那之前，我只在他的文章里，领教过此君高迈的言论。蹬了自行车，从上海师大赶到张闳家，平常要二十几分钟，那天大约十一二分钟就到了。张闳只是简单相互介绍一下，当时，曹元勇及张闳夫人昊燕，正在向这位仁兄请教他们“将来的运道”。此君坐于靠墙的一张椅子上，侃侃而谈“命相”。我是后生辈，乐意做个听众，自然不可能一出场，就请教某些高深的“诗学问题”。
他的文章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再加上他有对历史、哲学、考古、神话、文学、政治等诸多门类自在穿越、不受阻碍之本领，所以读他的文章，文气纵横驰骋，可谓人生快事。那天晚上我很惊讶，就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正在操着一种我们从街边江湖术士处常常能听到的“词汇”侃侃而谈。难道此君真是如此之牛，连阴阳八卦、算命测字这等江湖行当，也弄得挺像那么一回事?
稍后，这位令我久闻大名，乃至如雷贯耳的人物，便自曝家底，解释自己从何处学来的这套本领。原来他曾在狱中呆过一段时间，这些都是从一个“狱里同事”处学来的。当晚，他为我测了一字，对我下了若干断言，结论早已忘了。――想到当年章太炎因“苏报案”(为邹容《革命军》写序言登载于《苏报》上)而入狱3年，才有机会读佛家典籍《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如今朱大可也因入狱反而习得这“算计命运”的手艺，于是，觉得此事有趣，此人当然也是个有趣的人。
当时的我，一如现在明星们的“粉丝”，原本想从朱大可口里听到若干“文化与诗歌理论”，不料听到的尽是些渺渺茫茫的东西。毕竟是初次见面，况且那时他还是“海外华人”，想来此人既有精神生活的高度与抱负，也有人生的困窘之处。文章里那样一个言词犀利的人，如今何以对“命运之数”小心翼翼?
后来接触多了，再后来，他回国居住，才在生活里显出那样一个热情大度、率真坦诚的性格来。比如有一次，有人谈到找什么女人为妻一事，朱大可脱口而出：“不要找上海女人，她会把你全部榨光的！”
回国后，朱大可和张闳成了邻居，在很多文化场所或生活场面上，此二人皆以“同盟”的身份出现，因此，时人对他们的期望很多。据张闳说：“我们两个一起时，从来不谈那些大问题。”――不知是这些重大问题不好谈，或没人可堪交流，还是一种自我保护?
与同时代人的迥异之处
朱大可过的是地道的书斋生活，而且，他“十年归来”后所过的这种生活也确实不易。20世纪80年代，朱大可就已经声名在外，曾是上海这座城市街巷里的“指点迷津者”、一个奇异的“聒噪者”。现在，作为“归来的流亡者”，他对自己的生活当然有恰当的定位。
在上海南部开往北部的地铁和公交车上，你有时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可以这样说，他有时是―个地道的街头隐者，有时又是一个喜欢指指点点的书斋奇人。不过，对于这位真正从上酣头成长起来的都市文化奇人，你会觉得他出现在街边很不真实，就好像他根本就不是这样―个时代的人。在中国当代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界，朱大可可以言词犀利、真知灼见而著称。对于笔者这样一个以小说和诗歌支撑起门面来的“审美主义残渣余孽”，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师长辈。在操弄文字这一行当的现代人之间，似乎有这样一个难以说清楚理由的分工，写批评和评论的人，对“写小说者之流”，是有指点的权力的；而小说家之流，一般不会写有关批评家的印象记或评述什么的。虽然我还不至于说自己居于“某一行列”之中，但从偏爱上，还是不大惯于写评论文字。这一点小小的偏爱，意味着我在下面的写作过程里，必须先调整好自己的舌头，以免因自己的不慎而走调太远。面对朱大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被解读者，任何试图超过边界的观察和理解，都与大海上的冒险家的处境一样：没有任何一张地图可供标识方位，没有任何一个罗盘可以指明方向，唯有小心翼翼，才能靠近那个传说里的岛屿。
他与同时代人的迥异之处，在于当整整一代人被现代主义(也包括后现代主义)包裹住时，他却和有着先知般诗人气质的人们一起，努力想恢复一个古老大陆的精神乌托邦。在朱大可身上，对浪漫主义的回归，除了中国古典时代的遗产外，还有文化基督徒式的《圣经》留下的遗产。他是通过对《圣经》的领悟，才悄悄进入亚细亚的精神深处的。他在《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中说：“亚细亚面对的不是痛苦之神的缺席，而是他的不现身。”
置身于21世纪的朱大可；远非中国20世纪早年那些廉价的浪漫主义者可以相提并论。作为一个浪漫精神的当代信徒，朱大可立足于对一个大陆生活之痛的全部记忆，在“上帝已经消失的旷野”，面对那早已被媚俗清扫得空空荡荡的天堂，发出了热切、真挚而浓郁的呼唤。朱大可认为，诗人海子是一个时代“最年轻的先知”，生活在败落的亚细亚古老大陆的东端。海子“纵身一跃，进入了人所能企及的最高的殿堂”，而他自己，却还怀拥着海子般诗人的乌托邦气质，生活在同一块古老大陆东端最繁华的城市里。
解读朱氏评论
最初读到他那些高度隐喻、如同寓言一般的奇异文字时，第一感觉就像被人在头上敲了一下。那些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事件、人物，在他的别开生面的叙述语言里，用一种奇异而崭新的面目涌现。他在现代汉语写作的世界里，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人称“朱氏评论”的批评秩序。他的写作主题和语言都具有很强的对称性，无论是早期、中期，还是近期的文字，都恰如其分地显现出对称之美的文体魅力。因此，在读过“朱氏评论”之后，再去读若干表面上文字玄奥的所谓智者之论，便自有一种清晰明白的判断从心头划过。
尽管在生活场的场景里，他对精神性的东西很少谈论，可是通过文字，他对当做语写作，却创造了容量无限的话语谱系。这个话语谱系经常让阅读者面对智力的挑战和心灵的激发，它显然不讨平庸之辈喜欢，而朱大可本人，却乐意设置这样的“迷津”，也乐意让迷途者知难而返。
他的文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出场，就以其充满诗性的激情和穿透力，让人着迷，也让人拍案叫绝。“迷津”、 [ 2 ] “亚细亚的痛苦”、“流氓的精神分析”、“历史档案”、“空心文学”、“聒噪与倾听”、“国家美学”、“逃亡与皈依”……这一系列常见、却并非真正容易理解的语汇，在他手上灼灼生辉，不仅构建了那些石头般有硬度的句式，还在他的精辟表述里，穿越时空而切近时代与人性之门，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指示牌。
在认识他之前，感到朱大可是一个有古典精神的文化人。他用自己的文字，揭示自己和同代人遭遇的那些宗教的、生存意义的、精神和情感的，以及社会生活的若干问题。认识他以后，感觉到这种让人震撼而又酣畅淋漓的文字，竟然是从我身边的一个书斋里产生的，因此，也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朱氏评论”无论其风格、样式、解读批判对象，还是歉可本人的气质、经历，都成了阅读者手里的“福音文字”。在一堆堆溃烂的当下文化和文学评论里，他本人和他的文字，都让人感到那种横空出世的惊奇。他是如此的敏锐，对这个时代和世界有足够的洞察力；又是如此固执，以至于有足够的精神需要，将他一再驱入孤独者的行列。
亚细亚的浪漫主义家族
多年来，我读他的文字，感受到他的写作始终保持着一种高贵的语法与姿态，忠实于一种热切而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在他看来，他的这种独特的立场，正是来自他的精神与信仰一一面对这个虚无和颓乱的世界，人必须学会承担，学会在若干问题上，确信自己有最后的判断与发言。
称他为“独行侠”，是因为在他寓言与格言化的语言习惯里，人们读到了一种孤独而又傲视一切的才情。其实，当他面对被他称为“亚细亚的痛苦”的历史经验时，面对伴随一个古老种族的神话的灾难、以及被黑暗解放出来的“被禁锢的东西”时，他身上已不再是那种简单的“孤独”。他因此有了双重身份：反叛者和皈依者。为了抵御虚无，抵御生活的沦丧，抵御现实的废墟化，他操起了揭破一个古老神话、解剖当代廉价庸俗的乌托邦的手术刀。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在人群和旷野里，召唤那隐秘中的乐土。朱大可的文风，与他在生活里的低调恰恰相反。不过，和那些人格分裂的“名流们”不一样的是，他的个体精神和面对社会现实的姿态，并不存在断裂。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人。同时，骨子里他还是一个浪漫的诗人。
朱大可对于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评论界而言，一出现就显得不同凡响。他的同代人，大多以现代主义的信徒自居，朱大可却奇怪地在反“现实乌托邦”的立足点上，果断地走上了古典浪漫主义之途。在他的重要文章《缅怀浪漫主义》和《先知之门――海子和骆一禾论纲》里，我注意到朱大可这一个迥异于同辈的文化信仰和抱负。
他用自己的激情之笔梳理出了一个“亚细亚的浪漫主义家族”――从屈原出发，到李白、李贺、陶渊明，最后落在海子和骆一禾身上。他对海子的评论用情最深，用力很猛，也最能体现朱大可本人的文学与文抱负。“海子是一个路标”(《缅怀浪漫主义》)，这个路标至关重要，“在海子和骆一禾的诗歌言说里，遍布着想象的造型元素，先验、永恒、宏大、威严，织入挣扎的悲剧性吟唱结构，原始或古典梦想放射出苏醒的美和光辉。浪漫，就是从永不枯竭的神话风景中找到实存的意义，也就是让幻象成为个人生命的内在中心”(《先知之门》)。于是，这样的事情就出现得合乎情理，朱大司有一个来源于自己内心的浪漫主义参照谱系。而在西方文化里，在普洛米修斯的身影之后，这个家族是从《神曲》、安徒生，到华滋华斯、拉马丁、拜伦，最后落到弥尔顿和雪莱身上。这种从外在神性到自我神性的家族谱系，构成了朱大可宏大的生命战略。
重新看见自己
不过，最让他的文字“招惹是非”，最抢眼、也最让人喜爱或说三道四的，是他作为亚细亚国家主义神话的密码破译者这一奇妙的身份。
不知是否是得益于他那些“测字”的江湖本领，朱大可运用超常的洞见，对亚细亚国家主义从神话、意识形态到器物(建筑、日常标志)等进行了深度批判。在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如《中国神话的识读革命》、《禹：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流氓的精神分析》，以及近期一些关于国家主义建筑、时事评论的文章里，朱大可展示了一个虚假神圣的时代经验及其虚假的时代信仰被打翻在地的全过程。所有的仪式、绳索、诡计、谎言、人们脸上的面具、虚幻的玩物与审判，都统统在朱氏的斧头敲击下蜕落下来。一代又一代的所谓“亡田者”――就是最初失去了具体的田地，接下来，又失去了所有的田地(包括那些精神上的田地)的人，最终变成了孤独的“流氓”。
这是真正的“朱氏独门招法”。亚细亚国家主义神话，是指整个东方大陆历史上关于“国家”这个概念所给定的种种政治伦理和实践美学。正史、语录、文选，以及各式各样的历史解释权、现实话语权垄断、价值判断……亚细亚国家主义神话，最大的本能就是以虚构行为，掩饰其荒谬伦理背后那成王败寇的事实判断。一个个被限制并剥夺了物质上的独立性可能的个体，就只能认同于这样的国家主义伦理，并为其美学的虚无图案而喝彩。
朱大可的文学和文化批判，见证着人性的这样一种痛苦而孤绝的追求――越是忍受着灵魂与肉体的煎熬，也越是在偶然、饥饿、疾病、死亡乃至罪恶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多亏了这样一位关注我们精神平安的人，从神话里带来古老的信息，带来祈祷与安慰，我们才在一片喧哗的废墟之中，重新看见了自己。
责任编辑 罗三藐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