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这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行将写就的时候,恰逢春节,我和我的好友于2月14日晚来到丽江。那是年初一。从火车站开往丽江市区的13路公交车被告知已停运。火车站广场与路旁站满了游客,只有三两辆出租车,司机正不紧不慢地和游客砍价。不少游客看等不到公交车,便迈步向距离不短的市区走去。这不禁让我缅怀起沈从文《边城》里的老船夫,如果今天的丽江火车站还有老船夫这样的人在,定然不会让那么多游客无车可乘。
丽江也是一个边陲小山城,规模也许要比沈从文笔下的茶峒大一些。既然是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定有不少历史文化与当地民生民俗的遗迹,我很想能够在这里重温沈从文在《边城》里所写的那种街头巷尾的原生态边民生活。然而,火车站的一幕以及后来两天在丽江的所见所闻,犹如一盆凉水灌顶。当我第二天站在丽江木府的最高处,一览整个老区,黑压压的瓦顶依然完整,错落有致,不过早已物似人非。走进去再看,满大街的游客。屋檐之下处处可见的,早已不是原生态的边民生活,而是形形色色向游客兜售商品的市场。此时此地,倒像是网络作家所写的“现在什么都讲究市场”,“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人似乎成了“混混”,忽悠、坑蒙拐骗的行为无所不在。在这里,市场、商品、钱、忽悠,排斥甚至掩埋了人们的诚信、友善、精神和人性。
而沈从文在《边城》里所描写的湘西边民的生活习俗,却洋溢着一种“人性”乃至“神性”的纯洁和光辉,成为一座“希腊小庙”式的“精神家园”。虽然这种“希腊小庙”,沈从文是“建造”在湘西边城,但我深信在丽江这座边城也曾有过,只是现在已经圮坍,不知其所终罢了。我很想知道的是:这座“希腊小庙”能否像《边城》里的白塔一样,圮坍后“又重新修好”?如果能,那何时才可以修好呢?
对此,沈从文当年似乎是有信心的,就像《边城》里的“白色小塔”能够修复一样。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沈从文建造的是怎样一座“希腊小庙”?或许由此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幅重修丽江的蓝图?
沈从文被奉为“神灵”
在介绍“希腊小庙”之前,我们先看看沈从文其人。贾平凹曾经说过:“沈从文就是一个天才”,“天才的作家,我们只能神灵一般地敬奉他们”。① 按照贾平凹的标准,沈从文无疑是一个“神灵”!贾平凹还回忆道:“当年一个朋友去北京见过了他,回来说:老头像老太太,坐在那里总是笑着,那嘴皱着,像小孩的屁股。我告诉说那是他活成神仙了。”②贾平凹着实一副好眼力,居然能从那“像小孩的屁股”一样皱着的嘴上,看出了“神仙”模样!
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个“神仙”才九岁。沈从文作为在“大革命”时代成长的作家,与当时其他革命作家相比,着实有点另类。当时的革命作家以夺取权力为己任,他则“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当时的革命作家鼓吹和歌颂革命,而在他记忆中的革命印象“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革命作家们忙于唤起民众,用洋哲学家的“超人”去塑造中国人,对民众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却认为“作家要救社会还得先设法自救”,对于民众,则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坚决要“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而且要到实际生活中向社会底层百姓学习,诗意地再现他们的纯朴、善良、自尊、自食其力、守信自约、忠于职守。
这样一个沈从文,遭受革命作家们的讨伐就在所难免了。他不仅被当时自以为革命的国民党报刊斥之为“反革命”,并且也被积极“从政”的显赫一时的一些共产党“革命作家”判定为“反动派”。戴上这么两顶帽子,在那种权力被滥用的年代是要坐牢、杀头的。沈从文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作为“天才的作家”的他,却无法写作,长期低头夹尾,几近“卑贱”地活着。
据说,神仙是一定要历尽磨难并能在磨难中挺过来,才有资格当的。在这方面,沈从文堪称典型。尽管起初他有点儿不堪忍受,甚至自杀过,后来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能够使他活下来的,最根本的,我觉得是他从“不堪其忧”的苗族百姓那里学来的“不改其乐”。这种“乐”,可以分出两层意思:一层是“快乐”,另一层则是“音乐”。因为快乐了,往往歌之蹈之,掀起一片诗歌、音乐的海洋!
这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已谢世的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名言:“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当然,仅仅用塞林格的这句话评价沈从文,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对于“卑贱地活着”,沈从文做到的不仅仅是“‘愿’意”,最终做到的是“‘乐’意”、“乐”在其中,还不仅仅是“乐”在其中,并且曾对这种“乐”进行了诗意的重构。在沈从文身上有着一种虽“卑贱地活着”,却仍不改变的无穷无尽的乐趣(到了晚年他仍然“总是笑着”)!这才叫“活”呢!这足以显示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旺盛!这也才称得上真正是“活成”的“神仙”!
沈从文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种“神仙”,我们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文本、课堂之外的“神童”
沈从文的祖父曾任满清提督、云南昭通镇守使、贵州总督。他的父亲也曾是一员裨将,民国期间当过上校。他们都曾经是有权力的人。这样一个家庭,自然希望子承父业。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这几乎是铁定的。但是,沈从文从小就不好好读书,他对“学而优则仕”一点兴趣也没有!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据以“文本”。孔子讲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翻来倒去,讲的就是“学”与“仕”的关系。这体现了孔子的一个强烈愿望:他本人一辈子未能实现的政治抱负,则寄希望于他的弟子。于是,就教他们如何去接近权贵,为当权者效力。
21世纪的中国教授、博导们依然顶礼膜拜的孔夫子,却早在少年沈从文这么个毛孩子面前丢尽了面子,这自不必多说,而当时的学校,也并没有得以沈从文这样一个天才而觉得光耀门庭,足以可见中国教育的失败并非自今日始。孔子的遗训,学校的教学,都没有能够吸引沈从文,使他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边。他“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玩的时间或者较多。”③他上了私塾后,则从“逃避那些书本”发展到“逃学”。④
他常常逃学,又经常被发现,被发现了就得受罚。对于弱者,强者往往不屑多费口舌,动辄就是训斥、处罚。殊不知,这往往会更加引起反感、反抗(埋下了他厌恶滥用权力的伏笔)。孔夫子的理论被接受和认同,是不能靠强迫的。而且心灵也是关不住的。受罚的时候,他被关在房子里,身体被隔绝了,“无法同自然接近时”,却陡增了想像的空间――“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像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像的机会。”⑤处罚的结果,却使沈从文在“同自然接近”之外又得以“练习想像”,意外地孕育了未来文学的天才。正是这些,成就了沈从文的童年开蒙。
沈从文的童年启蒙经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迄今为止都没有能够解决好的问题: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读书究竟应该被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
从总体上看,作为一个儿童,读书自然是必要的。即使是家庭经济等状况并不好的儿童,也要想方设法让他们能够受到正常的、必要的教育。当然,在中国盛行并越来越恶性发展的应试教育,就另当别论了。它严重摧残着儿童的身心,应尽早废弃。
从根本上讲,在儿童的生活中,即便是读一些必读的书、好书,那读书也不是第一位的。对于儿童来说,首要的仍是实际的生活。换句话说,实际生活中的“活的传统”,要比“文本”的、课堂上的“死的传统”来得重要。自从有了书本、学校之后,“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就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而事实上,即便就学习本身而言,在实际生活中的学习要比课堂里的重要得多。再说得绝对一点,一个人即便不(或很少)读书、不(或很少)识字,照样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如沈从文,思想家如中国禅宗六祖慧能⑥等。但是,如果没有生活的实际经历和体验,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就文学家、思想家而言。即便是整天与数学模型、实验室打交道的科学家们,也不能忘记“生活世界”。一旦科学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就会出现危机,甚而会导致人类的世界性危机。⑦
“生活世界”,是一种人们“做事”的世界,一个“衣食住行”的世界。沈从文特别看重的不是“读书”,而是人们的“做事”,在人们的习惯生活中提出问题,并“自己去找寻解答”。他“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希奇。最希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分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⑧在人们的习以为常,习俗中学习,学会发现异常,在人们不疑处设疑,年纪小小便能如此,当然是“神童”了。
沈从文坚决把在实际生活中的学习放在首位,他排斥课堂、书本的学习,甚至连该上的基本课他也逃避(这当然是另一种极端,不应效仿)。逃学的时候,他大都是在街头巷尾或者跑到乡下,所喜欢接触的人自然也大都是被世人认为是“没出息”、“下等人”,例如农人、兵士、船工、屠夫、童养媳直至底层妓女。从血统上看,沈从文和苗族有渊源,他热爱、亲近苗族这种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向他们学习,藉以“自救”。
文学家、哲学家的首要问题,不是艺术表现的、思维方式的问题,而是与什么人交往的问题。湘西的土著民族,特别是苗族百姓,他们亲近自然,与自然相契合,可以说是“自然人”。他们和山水共生长,朴实、善良,会唱歌跳舞,和他们相处又比较安全,当然会让小孩子觉得有趣、好玩。沈从文自小喜欢玩水,常“到水边去玩”,深受水的影响――“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⑨
正是这样,他在新鲜、生动活泼的“直接生活”中获取“智慧”,他怀疑“一切成例与观念”,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正如他所说:“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10}
“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其实,“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应该成为所有人“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倘若人们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会造成人类现在对自然如此严重的污染、破坏。自从有了“文明人”,与“自然人”的冲突就一直没有停息过。比如风靡一时的电影《阿凡达》,再现了人类为了掠夺(另一个星球的)自然资源,不惜发动战争,残杀无辜,毁灭生命。即便在地球上,有了人对权力财产的垄断,有了人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自然人”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
沈从文还“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趣可言了。”{11}沈从文的自述,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不是被奠定于书本、课题,而是来自校外的“同一切自然相亲近”的“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并由此“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
正是上述种种,使沈从文具有独特的生活经历、感受和体验,培养了审美情趣,为他成为“天才的作家”奠定了坚实而又深厚的根基。
沈从文把学校里所读的书本,看成是“小书”,而在校外读到的,则是“大书”。后来,即使他“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即便换了几处新式学校,“仍然什么也学不得”,“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多十倍。”{12}而且,和“校外所学”一比照,校内的课本立刻就显露了“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的原形。“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地方尽我拣选一种,直到如今我还觉得不必看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13}即便就知识而言,实际生活中的“这些知识远比学校读的课本有用。”{14}
和厌恶权力的滥用相一致,沈从文不屑一顾的,还有那些争夺权力财产的你死我活和由此积累的恩恩怨怨,以及为这类事情包装、辩护的絮絮叨叨。这些,在作为书本、课堂的“小书”里总是连篇累牍。他不愿意读这样的“小书”,也不愿意去做这些“小书”里的大人物、大事。他离开课堂、离开书本,喜欢过百姓的那种“实生活”,到实际的生活中直接、如实地“看”人生。
在“神佑”的“实生活中”成长
沈从文的父亲,常年在外闯荡,因此沈从文“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他)的气度,得于妈妈的似较多。”{15}不仅如此,沈从文几乎就是在大女人堆里长大的。“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后来,“跟随了两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16}差不多同样是在祖母、母亲、妹妹等妇人圈里长大的德国哲学家F.尼采,却非常蔑视女人。
还是歌德说得好,“在古代希腊,母亲是被称为女神的”。女神视保护自然、维护幼小弱者为天职。沈从文浸润于他身心所处的,以他母亲为首的女神世界,从小就习得保护自然、维护弱者的优良品德。他所营造的“希腊小庙”里,这些女神显然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与此同时,他喜欢以日常生活中的百姓,特别是“乡下人”为同道和知己,喜欢“看他们做事”,{17}一起游戏。例如:杀牛,屠猪,织簟子,打铁,磨针,染布,打豆腐,开饭铺,剃头刮脸,捕鱼,采草药,挖笋子、野菜,捉蟋蟀斗蟋蟀,爬树,比拳,下棋,对骂,等等。
生于斯长于斯,就使得沈从文对于所描绘的一切都不再“陌生”,不是“他者”、“异己”。他不是从一个“异己”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描写那些底层人物的,甚至不是以汉人身份描写当地少数民族的,更何况他本来就有苗族的血液。因此,他“不隔”。他和现在许多“非本地的知青”、“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同,不把“乡下人”当“异己”,不把农村当“客乡”,不是用知识分子的角度、立场描述乡下的“无知识”的人和故事。
沈从文恰恰是作为自己人参与,并在与凡人小事的互动中,领会到“生活的意义”。“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我也就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生活意义。”{18}也正是在“下等人”的“实生活中”,沈从文看到了“希望”,“就现在来说,我同任何一个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话可谈,他们那点感想,那点希望,也大多数同我一样,皆从实生活取证来的。”{19}
在谈论这些“希望”、“生活意义”的时候,沈从文总是有意识地在和知识分子、书本的区别之中,开掘深厚的底蕴。“可是若同一个大学教授谈话,他除了说说从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得来的他那一份感想,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构成,总似乎短少一点什么似的”。{20}这就是说,在书本、课堂里,很难触及生命的脉动,很难了解生命的真正构成,也根本发现不了“生命之最高意义”就是“神在生命中”!这是沈从文和其他书斋里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分水岭!
沈从文不是从书本、课堂去“看”那种被人描述,变成了文字的生活,而是到实际生活中直接“看”,直接观赏、体验各色人等真实的生活过程。这显然是一种“非文本”的现实生活,即那种尚未被人的观念、文字“污染”的生活。他把这样一种人的实际生活,作为学习的基点、人生的起点。实际地生活、劳作着的人们,是以他们的实际生活、实际行动,来表达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意向、对生活的理解、对未来的希望等等。
这就是说,那些不识字的人的“表达”,更多的是通过“做事”。他们的“做事”,又可以成为一种用来“表达”的行动,就是那种“有意味”的动作。它们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象征的仪式”,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常常使用的一类仪式,比如我们用微笑表示友好、以飞吻表示爱等等。这些象征式的行动,都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用“动作”来代替语言,自然是不同于语言文字的。
何谓生活?何谓人生?说到底,生活、人生是要靠它们本身的活动来展现的。沈从文把自己置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亲眼去参与、观察并且看到了不同的人实际上是如何生存的,是以怎样的一些方式各自存在的。{21}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人生、生活的实际活动中,孕育着生活的艺术、生活的哲学。
究其根本,“生活世界”,是人的从事各种各样的“劳作”、“活动”的世界。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是各色人等的“动作”,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所说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动作”。这种“动作”,是有不同强度、幅度的“运动”,会引起与肉体相关的“振动”和与心灵相关的“震动”。正是这样一些“振动”、“震动”,在人们的肉体或心灵上引起了“互动”,并在肉体和心灵上留下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痕迹”、“烙印”。
实际生活的经验,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素材、营养,正如他自己所说:“十五年后,我能够用各方面的经验写点故事。”{22}
“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神性”维度
为什么沈从文会把“希腊小庙”“造”在了湘西的边陲小镇?我猜测,是因为那里的自然和自然人。
说到“自然”,这里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这里的高山多“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正因为处处有奇迹可以发现,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23}
再说“自然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么神奇、美妙、精巧的大自然,养育了“与自然相契合”的人!这些人,无非是一些农人、兵士、船工、屠夫乃至底层妓女,在他们身上,常人很容易看到粗糙、蒙昧的一面,却往往很难看出在粗糙、蒙昧中所达成的神性、境界。沈从文的慧眼,就在于能从小人物、小事、小地方上,看出大神性、大境界、大世界。沈从文不仅看见了,而且还对他们进行了诗意的重构。
他所描绘的“自然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翠翠,平日里她“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24} 她“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25}对于危险,翠翠有着全然是原始人一样的警觉和反应。{26}
虽然,这些男女之间也不乏激烈的感情与生死之恋,但在总体上,沈从文描绘的是他们世外桃源式的“静静的很忠实的”、悠然自得的神仙般的生活。就这样,他们在“使人神往倾心”的大自然中生活着,全然按天性生活,以天性行事,毫不伪装,也不知道什么叫伪装。
在这样的一种边城百姓的生活中,沈从文说,他发现了那种“人与自然的契合”,“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也就是说,对于沈从文来讲,“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27}苗族百姓的生命力极强,他们的生活具有“生命之最高意义”,其中既可以发现“美”,也可以发现“神”。电影《阿凡达》里,我们重又领略到这种“人与自然的契合”的诉求,以及由此展现的“美”和“神”。这也警示我们:应该善待自然,对于自然要有敬畏感。假如人类依仗科学技术,对自然任意攫取、掠夺,一意孤行,其后果必将首先是自己的毁灭!
自然、“与自然契合”的人,成为沈从文小说中的两大主角,且被他奉若“神明”。于是,他的小说就有了一个“神性”、“神学”的维度。这是一个东方人所展现的“神性”,那种“返璞归真”,那种“乡下人”的“去同一切自然亲近”、“人与自然的契合”。沈从文以“乡下人”为原型,塑造小说中的“众神”,他把这些本来的“人”,提升、塑造成了一种“神”。这就有点儿像我在昆明滇池边的那座大雄宝殿里,看到的五百罗汉。他们的形象个个仙风道骨,却个个分明都是市井人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原型。
一个人心中有“神性”,看别人的时候,也就常常会把他们和“神”做比较,找出他们身上的“神性”。比如,除了老船夫、翠翠等,沈从文笔下还有龙朱,“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参与过雕塑天王菩萨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28}龙朱这样的美男子有“神”的模型,且是“神”的力量所致。龙朱有一个“神工打就的身体”,{29}“使龙朱生长得如此壮美,是神的权力”。{30}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的“神性”,还表现在以劳作为“天职”。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为天职,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内容。沈从文创造的许多文学角色,虽然从来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却有着同样的信念。
例如,《边城》里的渡船老人,他把渡船看作是“老天”让他干的,因而不能和他的生活分离。“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31}“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而他尽心尽职的信念,更是代代相传。翠翠“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这种敬业精神,甚至还传染给身边的黄狗。“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32}他们“在职务上毫不儿戏”,{33}这和许多不讲职业道德的现代人全然不同。
他们非常“知足”,“知足者常乐”,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工作,而且还满足于低微的收入,绝不再额外收取他人的钱财。“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34}可不像年初一晚上我在丽江火车站所见。
且不说从事正常职业的人,即便是这里的妓女,也那么“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35}
沈从文小说里还描写当地一些习俗。比如《边城》里,翠翠的父母未婚先有了孩子,父亲“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而服毒自杀。翠翠的母亲,是“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36}他们为情爱而双双自杀。
那些被许多志士仁人看重的事情,尽管是“革命”的,其“滥用权力”、“愚蠢残酷的杀戮”之类,仍为沈从文所“特别厌恶”。在他家乡,辛亥“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才渐渐减少下来。”“后来衙门又说“‘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37}对此,沈从文总结道:“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怀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38}从大历史中,沈从文“读”到的却是“愚蠢残酷的杀戮”,而不是人们书写的“历史书”中的辉煌,也不是孔夫子在《论语》中所鼓吹的仁义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沈从文不同于书本上的亲身经历、切身体验,使得他的爱憎永远不能与读“子曰”的城市中人一致了。沈从文还说:“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39}“……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40}
沈从文“造希腊小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回应,是对动乱年代里战争的血腥杀戮等诸如此类的人生黑暗的回应。战争与杀戮,是政治的继续,是出于“权力财产再分配”的需要。杀戮者,就是死了也还有抚恤,有安葬,有悼念。当然,对于普通士兵,这些即便有,也都是微乎其微的,抚恤金还比不上一头牲口的价钱。而那些无辜的被杀戮者呢,“没有收尸”,“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41}沈从文无情地揭示了战争的惨无人道、血腥、残酷。
战争、人间劫难,会使有些人变得冷血、残忍,进行疯狂的报复,成为复仇狂。虽然,这些事情引起沈从文的厌恶,但是,他并没有鼓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没有去写疯狂的报复。他所注重的却是为无辜的被杀戮者以及平民百姓“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坚决要“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并以他们的无辜受害、不公平来反衬、凸显他们身上的正直、仗义、人性乃至“神性”的光辉,形成人兽、善恶、正邪、爱憎的强烈对比。
沈从文“造希腊小庙”,也是一种安葬、祭祀和纪念,对所有牺牲,亡灵、孤魂野鬼的安葬、祭祀和纪念。游荡的幽灵,因此有了栖息之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文学作品,也常常成为“幽灵”的安身居所。沈从文以他的小说建造“小庙”,让“神灵”、“幽灵”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并在“小庙”中得到“诗意地栖居”。这既给死去的亡灵捎去慰藉,也为活着的人带来希望。
当一个人走出人与人的激烈争斗、杀戮,走出忙乱、喧嚣的城市,而面对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时候,怎能不激动、不惊奇,不心驰神往?!这种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虽然对于生长于此地的百姓们,是再普通不过的,已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却能给作为“生活在别处”的“他者”以强烈的震动和惊奇、警醒。正是这样的感觉,会给作家创作的灵感与冲动。这些感觉,是作家创作的基点。没有感觉,作家就没有了一切。这是作家应有的一种“处境的转换”和“视域的颠覆”。
“诗意地栖居”状态,往往是现在高科技时代的人们难以享受到的。虽然,我们可以住在抗八级地震的坚固无比的高楼大厦里,却整天提心吊胆,处于莫名的被伤害的恐惧之中。出于提防侵害、自我保护的需要,加了一道又一道防盗门,“自囚”起来,使栖居不但没有一点点诗意,反而如囚犯一般。现在的我们,倘若要恢复“诗意地栖居”,那就得解除“自囚”,对现实生活进行“重构”。进行人生的诗意“重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离开城邦,回到大地。然而,现代人类拥有的土地中,“未经开垦过的”处女地越来越少,就像城市里的年轻女子中,处女越来越少,未婚妈妈却越来越多。
在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对“神性”作了生动的描绘和诗意的渲染,他着意营造的“希腊小庙”,就“造”在我国湘西边城(“世界一小角隅”)。其中的“神圣”、“神性”,就来自于那里的农人和兵士乃至下层妓女的“心”中、“他们的爱憎与哀乐”之中。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42}用当地的普通山石,堆砌成“理想”的“小庙”,而庙宇中所供奉的,恰恰又是当地乡下人的“人性”。本来是乡下人的“人性”,则因为兽性泛滥,普通的“人性”就显得弥足珍贵,并得到极大提升,因此闪耀“神性”的光辉。
由此可知,“小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居所”、“栖居之地”,不仅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而是由人生“转向”所构成的精神家园,一种诗意“生活”,一个新的“世界”。沈从文“造庙”,带有“宗教”取向,取了“宗教”的视角。普通人的生活,在他笔下就具有了“神性”、“神圣”的维度,被他描写成“宗教性的行为”,其故事也就往往是带有“宗教性质的事件”。这就是他的“维度”,形成他那独特的“通灵者”的观察、思维、表达等方式,以及其世界观。因此,对沈从文相关作品的解读,往往带有解读“宗教典籍”的味道,进行一种“神性”层面的问答。这就是沈从文的“问题域”。探讨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一定要明确他的思想“维度”及相关的“视域”、“问题域”,才会不离题万里,非不着痛痒。
“非文字”语言谱写的“神曲”
文字以构成文本。“非文本”的生活,一定得用“非文字”的语言才能描绘。“神曲”的谱写,一定得用“非文字”的语言,才可以突破文字的伪装。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人类的文明,开始于文字的出现。轴心时期,是文字的时代,而现在则进入了图像的时代。Person,该词的拉丁文原意,是透过(per)面具发出的声音(son)。换句话说,“人”是“戴着面具说话的”。人,至少是“文明”的人,是“戴着面具”的,本来就有“观看的禁忌”。甚至有人说,人之所以为人,是从人对自己的“包装”、“戴‘面具’”开始的。例如,亚当和夏娃以树叶遮羞,遮蔽人体的某些部位。
事实上,书本里的文字只是“名”,是对“事实”的“命名”,而不是“事实”本身。在书本里,是看不到“事实”本身的。文字不可能充分描述真实生活,更不能代替真实生活。当然,抽象的概念及其体系,更不可能囊括真实的生活。文字,是一种“面具”,遮挡人的“声音”,遮蔽了“人生的真实面目”。
在沈从文所执意投身的社会底层的“生活世界”里,人们没有“面具”,不做“包装”。他们只说(非文字的话)不写(他们不认识的字),而且只说“真话”。“真话”,未必是“正确的话”。习惯于听“正确的话”者就怕听到“真话”,其可怕程度,不啻为洪水猛兽!根据这些“真话”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会引起这些听者的恐惧!不知沈从文是否因此而遭难?
就是在“自然人”的凡人小事中,也蕴藏众多的不凡。更何况这许多的不凡,常人,特别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是“听”不见、“看”不出的。而心心相印的沈从文却能够从极不雅的话语里“听”出“天籁”,他能从极平凡的行为中“看”出“神圣”,从最寻常乃至平庸的人身上“见”出“神性”。沈从文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灵”,至少也是一个“通灵者”。
沈从文与乡下人的亲近、契合、互动,拨动相互的心弦,由振动而产生音响、节奏。他的小说,就是由这些音响、节奏所组成的一首首乐曲,一首首歌。他用这些歌曲“造希腊小庙”,就一定能够让人们的心灵“诗意地栖居”。它们有了“诗意”的维度,而且是“诗情”又带“画意”。西方的一些诗人认为:语言是有颜色的,因而具有“物质”的形式,是可以“看见”的,语言也是“视觉”的。由此,中国人常说的“诗情画意”中的“画意”,就有了实践和理论的根据。
有外国作家曾说,诗歌,是一种“最纯真”的活动。“最纯真的人”,“怎样才意味着未受玷污?”现在,自然界正在日益变成“人造世界”,通过克隆等技术,人也正在日益变成“人造的动物”。现在的“文明”人,更喜欢“面具”、“包装”,因此有了假博士、假教授乃至假女人、假奶、假屁股之类。“人为”、“人造”,正是一种最严重的“玷污”!城市,就是一种“人造物”,因而成为诗人的天敌。在古希腊时代,诗人就被从城邦中驱逐出来。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特别是那些满嘴“子曰”之类、从“文本”中讨生活的读书人,是和诗格格不入的,是成不了诗人的。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我们“今天的人”尽管“经验丰富多样”,即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而正是这些科学知识,使我们丧失了感受自然、感受人类关系丰富性、生动性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神性”,这就是说,“精神”离开了“世界”。人们再也“看”不到土地,“听”不到鸟鸣,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也变得“枯燥无味”。
诗人通过吟诵来表达,往往不受文字局限。而作为“自然人”的“乡下人”不识字,用的是“非文字”的语言,用的是“心”,他们往往就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例如,沈从文在《边城》里说:“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43}对爱、憎的诠释,不靠文字、逻辑。“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44}爱、憎的抒发,只用真“心”,出于本“性”,以及那种天生的想像力。
在边城那些地方,少数民族的男女结合,有唱歌的“习惯”。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是他的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不会得到好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这样,他们的歌唱,就是交心,就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交给心爱的人。“这歌是用顶精粹的言语,自顶纯洁的一颗心中摇着,从一个顶甜蜜的口中喊出,成为顶热情的音调。这样一来所有一切声音仿佛全哑了。”{45}当然,会不会唱歌,还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全部人品、能力,“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人决不是好人!”{46}
希腊人造庙,常常是建筑方面的事情。建筑,是视觉的艺术,空间的艺术,用的也是物质的、具有空间性质的石头之类。不过,沈从文所要造的“小庙”,是为了供奉那种被提升了的“人性”,用的却是语言,所创造的是诗性意象。他用的语言,在“乡下人”的口中就是“非文字”的。这种“非文字”的语言,也成为“乡下人”思想的唯一载体,他们进行相互交流的唯一载体。而声音、语言,是时间的,排除了空间。当时,沈从文试图用语言来颠覆文字,建造“精神的家园”。时隔不久,在西方掀起了一股以建筑颠覆语言的思潮,先由建筑界发起,很快就扩及到文学界和思想界、哲学界。
这种国际的“以建筑颠覆语言”、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以及国内权钱双重刺激下所掀起的种种大潮汹涌而来,危及“精神家园”。1988年,沈从文与世长辞,他的“希腊小庙”也轰然倒塌。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这座“希腊小庙”能否像《边城》里的白塔一样,圮坍后“又重新修好”?
①贾平凹:《活法》第334、33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
②同上书,第338页。
③《沈从文作品精选》第33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④⑤⑧⑨{10}第332、335、340、333、333―334页。
⑥郑�:《读法和活法――〈坛经〉的哲学解读》第179―1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第3页,汉堡,1982年德文版。
{11}{12}{13}{14}第332、350―351、357、359页。
{15}{16}{17}{18}{19}{20}第330、331、334、399页。
{21}“存在方式”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主要话题,我在《读法和活法》中做了多视角、多境域的解读和发挥。
{22}{23}{24}{25}第358、246―247、245、244页。
{26}郑�:《道,行之而成》第119―1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转引自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第441页,岳麓书社,2006年版。
{28}{29}{30}{31}{32}{33}第10、13、12、243、244、293页。
{34}{35}{36}{37}{38}第243、249―250、244、346―347、349页。
{39}{40}{41}{43}{44}{45}{46}第348、347―348、336、294、306、21、13页。
{42}沈从文:《湘西・苗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