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除杨宇霆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父位任奉天督办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职。他决定响应蒋介石“南北统一”的号召，抛弃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 “易帜”那天，奉天八门、八关商店及住户悬旗祝贺，唯有与日本关东军素有勾结的杨宇霆公馆挂五色旗。杨宇霆还决定利用支持常荫槐出任中东路督办一事，逼张服从己意；张学良决定将计就计，当杨、常来到张公馆时，密令卫队将二人就地处决。毙杨虽因杨多行不义，然礼义不能不讲。于是，张亲题挽联一副，一为追悼，二为表明心迹:
距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为管叔误流言。
此联明白宣告天下，杀杨是不得已而为之。上联用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字幼常)典故，明示杀杨时的心情；下联借《诗・豳风・东山》句:“我徂东山，��(按:久远义)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用的是周公东征典故。当时武王初表，周公摄王位，管叔等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指谋害成王)”，商人残余势力见机可乘，联合旧属国起兵反周。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即杀武庚，黜管叔等，终于巩固了政权。此联明正杨宇霆的罪行。这两个典故恰应杀杨之举，用得十分恰当，且上下浑然一体，于雅正中见正气，实属联中上品。
巧对林权助日本政府唯恐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统一而影响其在华势力，特派中国通林权助前来“规劝”张学良莫与南京方面合作。张学良对此始终未予理睬。直到林权助临走，张学良为他饯行，他说:“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了，这次受政府派遣到你这里，毫无结果，你始终不肯正面答复我。”张学良说，“林先生，你替我想到的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林权助十分高兴。可张学良又说，“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有替我想到。”林权助很惊讶:“什么事?”张学良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到欧美旅游回国后，看到蒋介石全力“剿共”，曾打算找机会劝蒋介石应当先团结抗日。为此他曾与周恩来见面，密谈了一次。通过会谈，达成了协议，取得了“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识。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视察，曾同张进行会谈，但在先“剿共”还是先抗日的问题上，因意见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西安事变”发生在12月12日。16日，张学良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八点声明，包括停止内战“剿共”行动，团结一致抗日，排除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等等。但蒋介石拒绝与周恩来会谈，后经宋美龄和宋子文从中周旋，蒋介石态度才缓和下来，愿与周恩来会谈。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机场备妥飞机欲送蒋介石回南京时，突然提出要陪蒋介石回南京。当时，杨虎城等人都力劝他不能去，蒋介石也未强迫，但他还是与蒋介石一起搭上回南京的班机。1990年8月，他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说:“‘西安事变’后随蒋介石飞往南京，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因为我是反对内战的，如果我不这样做，也许内战会更扩大。所以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从此，他在南京被国民党以监禁领袖罪被判刑十年，被软禁起来。消息传出后，东北军的青年将领打算营救他，他写了信，希望他们不要再跟国民党发生冲突，不要扩大内战。
怒折钓竿
1939年冬，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请被“严加管束”的张学良将军写信给鲍文樾，劝他不要同汪精卫同流合污。鲍文樾原属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之后，鲍被迫离开东北军，郁郁不得志，经周佛海牵线，投靠了汪精卫。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欣然写信给鲍，叫他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鲍接信后没有理睬。后来，鲍当上了汪伪南京政府军事委员、军政部部长。
1943年，戴笠又请张学良写信给鲍文樾，要鲍反正，为军统效劳。此时张学良考虑到自己已被囚禁7年之久，失去政治权力，便借此机会向蒋介石索取一根钓鱼竿。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介石答: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根政治权力的钓鱼竿。不久，张学良得到蒋介石所赠的一根美国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它能长能短，能缩能伸。张学良接到这根竿后气得直发抖，将它折断为几节，并对赵四小姐说:“老蒋要我‘能屈能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