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谈判。 这场谈判的内幕，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才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首次披露。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这时，随员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象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后来，见到邓小平，他给我讲解放西藏的原因和必须解放西藏的道理，讲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了我一份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十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及进军的基础。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我对解放军的信任程度。
在重庆停留期间，我们应邀参观了重庆钢铁厂。我们由阿乐部长陪同，平旺担任翻译，参观结束后，工厂领导把一部分工人集合在广场上，要求我给工人讲讲话。我只好随便说一阵。阿乐部长郑重其事地“翻译”一通。工人听了不断引起欢笑，藏族听了也很开心。
从重庆乘机北上。因当天风大，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这时，金中从舷窗里看见机场站着一位穿袈裟、胡须银白的老人，问我的夫人才旦卓嘎:“夫人，那人是谁?”才旦卓嘎一眼认出:“啊，是阿沛的老师。”
飞机停下后，我第一个走下来。这时，老师喜饶嘉错迎上来，喊着我的名字，一个劲地问我饭吃得怎样?觉睡得如何?又夸我身体好，精神好。接着，又转过脸去问阿沛・才旦卓嘎有几个孩子啦，长得怎样?一席家常话，轻松愉快，顿觉心里暖乎乎的。我从他的谈吐、表情上，也感受到，在新制度下，他现在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
我同饶嘉错老师分别多年，这回见了面，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由于语言相通，倍感亲切温暖。1949年，西藏还没解放时，他曾对西藏发表不少广播讲话，号召和平解放西藏。他回忆这些说:“我为什么要讲那些话?我不是站在汉人一边讲那些话的，更不是随便站在汉人立场说那些话。我是为西藏的宗教利益。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不负责任的随便说说。”他不无伤感地说:“西藏没解放前，我回去过，但只到黑河，藏政府不让我到拉萨去，我吃了很多苦头。
他们这种做法太不应该了。”
西安的一些领导宴请我们代表团，喜饶嘉错也应邀参加。他很自豪地指着我，向在场的领导们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当了很大的官，是噶厦政府的噶伦，现在是西藏和平谈判代表，这也是我的光荣!”
喜饶嘉错是我信任的老师。他对我讲了许多为什么要解放西藏的道理，对我帮助很大。同时，也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一
代表团到北京后，朱总司令为欢迎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五一”节在天安门上，我头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你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辛苦啦。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他们都没提有关和谈方面的内容；对我们的到来，都给予了肯定和欢迎。气氛非常融洽，问寒问暖，接待也很热情周到。我想，这实际上就是谈判的开始吧。
我们经陆路来的代表和经印度来的代表碰了一次头。他们带来了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进行和谈的五项条件和内部掌握的要点，还带有盖章的公开文件。我们在昌都时，曾拿到西南军区制定的十条，并且仔细地研究过，基本同意以这十条作为谈判的基础，打算在这些条条上作些改动定下来，变成谈判的协议。但是，和他们带来内部掌握的条件相比，两者的距离太大了。从噶厦的公开文件看，主要条件:一是表面上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质上要实行独立自主；二是不要向边境派遣武装部队；三是和平谈判时，要有中立国(指印度)参加。其基本想法可能是，还按袁世凯时期的老办法。那时(1913年10月13日)曾经在印度西姆拉举行过中国、西藏、还有英国参加的三方会议，就是这次会议，产生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这次，他们还想如法炮制。内部掌握的精神是，如因中国国事影响谈判的基本条款时，可以放弃。问题是要坚持不准派解放军到西藏边防这一条，另外还坚持中央派代表只许派文官，而且在不多的随员中，还必须是信教的!这就更离奇了。共产党里面到哪里去找信教的?
我们五位代表坐在一起商讨这些问题时，我发现经印度来的代表与从陆路来的代表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了难以相处的局面。这样，我只好把准备谈判的根本任务暂时放下来，首先帮他们解除思想疑虑。我们同经印度来的两名代表和两位工作人员彭措扎西和桑多仁钦在一起，说是开会，实际是个形式，主要向他们介绍内地情况。我们从昌都来的，因与解放军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亲自体察过党的政策，对一些情况比较了解，而经印度来的代表，满脑子灌的是谣言，对情况不了解。这就有个向他们谈情况、统一思想认识，增加代表间的互相信任的问题。因此，先做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这一条。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也是我在谈判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我们内部思想的不一致，不在协议条款本身，而在于对共产党的认识。因此，我没有单独就协议条款统一认识，从他们带来的噶厦为谈判而制定的内部掌握条件来看，没有谈判基础。要否定它，就要有个统一的态度，对中央、对噶厦都要有个一致的态度，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顾虑，肃清他们脑子里的谣言。我把在昌都见到的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平等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说明解放军不住寺庙。连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帐篷，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金中当时是下级官员，很有勇气，也跟他们讲了解放后的亲身感受，讲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我是首席代表，他们对我讲的事是真是假有些怀疑，所以在私下里询问金中。和我同路的桑颇比较年轻，思想开阔，接受新事物较快。他也做了不少解释和勉励的工作。
代表的思想统一了，认识一致以后，又一致决定:在谈判中，一般问题不请示。这是很关键的一着。因为你向噶厦请示一个问题，他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不同意，不仅拖延时间，还没法处理，甚至无法取得谈判成果。况且电报一来一往说不清楚，反而使问题拖延不决，无头无尾，更加复杂化。所以，整个谈判，只在班禅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直到和平协议签字以后，才由几位代表经印度返回东亚作口头汇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双方代表开始谈判。通过交换意见，酝酿讨论，我们代表团一致认为，向边境派部队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特别是中央确定进藏的边防部队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这样，更没有理由不同意。再就是，解放军进西藏，中央代表也到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不好开展工作。军政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机关。既然军队都同意进去了，成立军政委员会也就是件小事了。因此，必须承认。我们还认为，象这样的意见，亚东噶厦肯定不会同意。我作为全权代表可以接受，但是，中央必须给我提供一个便利条件，就是:我们代表可以接受在协议上签字，西藏地方政府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如果同意，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同意，达赖喇嘛就在西藏呆不下去。我们的意见，应当允许他逃到印度，在印度观察西藏的变化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他对西藏解放后的情况了解了，疑虑消除了，愿意回来时，应准许他返回，并维持原来的地位和权利不变。我们提出把这一条列入协议。后经中央反复讨论，不同意写进协议；但可以形成一个附件，双方各执一份，对外不宣布，同样起作用。附件有七条，主要内容是，亚东噶厦如果不同意这个协议，达赖喇嘛可以到印度住几年，研究一下西藏发展进步的情况，愿意返回西藏时可以回来，不降低他原来的地位和权利。这样，双方谈判取得了一致意见，协议也就这样定下来了。我们估计亚东噶厦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也就没和他们联系。
二
协议草本已经拟定好了，附件草本也定了下来，就等双方代表举行签字仪式了。就在这时，中央提出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整个谈判破裂，这是谈判中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
历史上，噶厦与札什伦布寺之间发生不和，积怨很深。九世班禅跑到内地向国民党告状，以后，班禅从内地派人回过西藏，达赖喇嘛也派人到过内地，双方发生过联系，但结起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一直到十三世达赖逝世，关系才有所改善。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给班禅写过信，意思是达赖已逝世，希望他回去主持寻找达赖转世灵童。这是西藏历史上形成的规矩。很多年以来，找达赖灵童时，班禅负责；找班禅灵童时，由达赖负责。九世班禅接信后，确实由内地动身返藏了，大概在1937年或1938年间，他带有国民党500人的军队和自己的警卫部队，到了青海的玉树。噶厦提出不能带国民党部队进藏，后来班禅从玉树到囊谦，在热喜龙须寺住下来，双方又经多次交涉，都没有商量妥。最后，九世班禅死在玉树。这就把事情完全闹翻了，隔阂随之又加深一层。札什伦布寺与噶厦之间的怨恨，有清朝留下的问题，有英国留下的问题，问题越积越多，怨恨积得更深。因此，在这次谈判中提出承认班禅问题，包括我在内，所有的西藏代表根本不能接受。我们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要讨论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班禅的问题与此没有关系。在这个问题，先碰到班禅到北京，中央要我们代表团去车站欢迎，当时我们不准备去，并且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去。后来中央劝说我们，这是关系到搞好西藏内部团结的大事情，你们应该去，我们几个商量后，认为完全不去不行。于是便决定派代表团中名次最末的桑颇一人去车站欢迎，其他都没和班禅见面。
讨论班禅问题时，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得炽烈起来。本来，我们与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谈判中一同交换意见，相互访问，双方关系比较融洽，初步建立起信任，没有发生过问题。但班禅问题一经提出，矛盾就尖锐地发生了。我们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认为这次到北京是为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班禅问题毫无关系，希图这次解决札什伦布拉章与噶厦政府间的关系问题，根本不行!班禅问题，可以在协议签订以后，另找机会由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札什伦布拉章一起讨论解决。但是，中央坚持一定要把班禅问题包括在协议里面。我们坚持它与协议无关，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双方坚持己见，使谈判僵持了好几天。
一次，双方代表团在一起开会，中央代表团说:这是西藏内部的问题，过去国民党时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要解决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也要解决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因此，这次一定要解决。我们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推说地方政府只交代我们和谈问题，根本没交代我们谈札什伦布拉章问题。最后李维汉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是你们内部的问题，如不解决，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我说:“那好，已经达成的条款也可以不算!其他四个代表从哪里来，请你们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哪里。我已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你们让我回昌都也罢，不让我回，留在这里也行。”
这样，在一个星期内，谈判面临决裂，已达成的协议也面临被推倒的局面，代表团内部，也作好了回去的准备。我们铁心了。把札什伦布拉章的事掺在协议里，我们坚决不干!
一天下午，孙志远打电话来，问明天上午九点与我会晤行不行?我说行，我就是来谈判的，怎么不行?
第二天，孙志远准时到了北京饭店。我们两个单独进行会谈，由平旺作翻译。孙志远仍坚持中央代表团的意见，他说:“中央和西藏方面的大事都已经谈通了，解决了，剩下札什伦布拉章问题是西藏内部问题，还没解决。这是件小事，为什么在这样的小事上就统一不了?”我说:“是大事也罢，小事也罢，这不用你作解释，我们清楚。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我们谈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谈的必要。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协议签字，那就不要谈了。”我们不承认有这个问题，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
我们从九点谈到中午，三个人吃了饭又继续谈。孙志远还是继续解释，我就从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一直讲到下午五六点钟，最后，孙志远说了一句:“你看这样办行不行?是不是在协议里写上这样的内容?即: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不行?”
孙志远这一句话打破了多天的谈判僵局，我想了一会说:“单是这样写是可以的!”为什么同意这样写呢?从五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拉章关系非常和好。这是历史事实，没有理由不同意。问题是到了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地方政府欺侮过札什伦布拉章，札什伦布拉章也欺侮过西藏地方政府，矛盾是这样产生的。我把孙志远的这个意思和我个人的想法跟其他代表一讲，他们一致说:“这好说!那是好多代人形成的历史，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我们承认了这一条。第二天重新开会时，就把它定下来了。因为这一条关系重大，而且西藏地方政府未授权代表团谈判这个问题，所以，不得不请示。我在西藏铁兔年四月十二日给亚东噶厦发了报，电报大意是:“有关汉藏谈判出现了在昌都的汉宫和驻新德里的袁大使均未提及的新问题，即班禅灵童问题……这里不可能通过书信把每一个重要原则的细节报告清楚，我们经过商量，为了执掌政教者未来少受损害，我们忠实、慎重的想尽一切办法，打算尽快的解决……”四月十五日，我再次给亚东噶厦发电报:“共产党政府已决定承认班禅灵童，如果我们不承认，谈判就要破裂。因事关重大，我们已经决定承认，尊重班禅灵童本人和他固有的地位及一切。”
后来，亚东噶厦复电同意承认班禅灵童问题。亚东噶厦四月十九日复电说:“……汉藏和谈进展情况，希作进一步说明，以免悬念，因为事关重大，要经常发来毫不含糊的请示电报，是为至要。班禅灵童问题，札什伦布寺四个堪布与堪厅官员联席会议，竭力要求达赖喇嘛认定，此次汉方坚持要求认定班禅，我们驻阁驻外的也一致同意。”
至此，所有的问题都统一了。这场谈判也就顺利地结束了。双方立即在协议上签了字。
和平解决西藏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标志着藏汉民族团结关系的增强，同时，西藏人民也从此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陈强摘自《炎黄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