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密山 1958年6月29日凌晨4点钟，戴着“右派”帽子的丁玲，走出密山火车站，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小城。因为丁玲到得太早，密山铁道兵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她便和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大街上店铺也没开门。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她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
8点钟左右，丁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领到楼上局长的办公室。来农垦局指导工作的王震伏在一张大地图上，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陈明在八五三农场，他那个地方是新建点，条件苦一点，你就不要到那里去了，你们换个地方，到汤原农场吧，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丁玲仍然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王震又说：“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到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写作的素材也多得很哪……”丁玲和王震分手的时候，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感谢你的好心，王震将军!”
7月1日，吃过中饭，陈明从八五三农场赶来了，两人热烈拥抱，好大一会儿相对无言。丁玲又高兴又心痛，分手才3个多月啊，老陈怎么变得又黑又瘦?她简直都快认不出来了。
第二天，丁玲和陈明带着王震的信，坐上火车到了佳木斯。他们找到了临街的一家旅店住下后，美美地吃了一顿西餐。第二天，雇了一架马车，来到了合江农垦局政治部。第一个见到的是局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先自我介绍说：“长征时我是徐(特立)老的卫生员，我在延安就知道你，知道你是个作家。”他打开了丁玲的介绍信后，顿了一顿说：“为什么不给工资，那你们吃什么呢?”
丁玲惶惑地结结巴巴地答道：“没有关系，我还有一点存款，我还有公债券……”李主任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丁玲说：“不能这么办，这是不合乎政策的，我要问问。你们先歇歇，我去找张林池书记。”
张林池是当时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兼合江地委第一书记。坐镇佳木斯，指挥农垦大军向北部荒原进军。张林池看了王震部长亲笔信后，犹豫片刻，说：“王震同志的信上说，到汤原农场去。汤原现在还很落后，生产不太景气，”他征求丁玲的意见：“星火集体农庄是个先进农场，条件好一些，可以安心创作。”
丁玲十分激动地回答说：“我来到这地方，就是来参加开发北大荒劳动的，如果找个安适的地方，关起门来写作，人民怎么了解我呢?汤原现在落后，落后总是要转变为先进的。我这次下来，就是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愿意到汤原农场去。”
汤原安家
7月初，正是北大荒很热的季节，丁玲两口子到了汤原农场，立时成了全场的特大新闻。每天都有一批好奇的人们守在畜牧队的大门外等着看她，有的还从生产队二三十里地来“看”她。
陈明被分配在场部的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丁玲分在一分场畜牧队养鸡。养鸡队的党支部书记姓姜，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出身好，在连队当兵，没参加过什么大的战役，就随部队集体转业了。姜支书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安排丁玲，便先把鸡队的工作仔细地向她介绍。
姜支书说：“鸡场的大院里还有几间空房，你们就住那里吧，上班也方便，不要多走路。”说完，他又叫了两个人，扛起行李包，领着丁玲、陈明去看他们的新“家”。
他们的新“家”是间20多平方米的新粉刷的空屋子，只有两张木板床，地上到处落满了灰尘和鸡粪，弥漫着一种刺鼻的霉味。姜支书他们放下行李就走了，丁玲跟陈明又是扫又是擦，忙活了半天，总算安顿下来了。这一夜，丁玲没有睡好，她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鸡都叫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红日东升，朝霞满天，住在隔壁屋子里的几个养鸡姑娘趴在门口告诉他们：食堂开早饭了!丁玲微笑着冲她们点点头，算是感谢她们的提醒。陈明洗好了脸。说：“走吧，我们也吃饭去!”
丁玲疲惫地坐在床上说：“不是还有点饼干吗?对付点算了，我不大想吃东西。”她为了避开农场人们对他们的“参观”，连去食堂打饭都打怵。报到的第一天，他们只马马虎虎打了一点开水，就着几片饼干，对付过去了。一顿两顿还可以，但总不能老是这样对付呀。第二天中午，丁玲硬着头皮，跟陈明一同去吃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一进食堂，正在吃饭的人都端着饭碗，忽地拥过来，有的人还喊着：“来了来了，他们来了!”丁玲的心猛地一沉，什么也不敢看。陈明倒很坦然，他买好了饭菜，两个人端着，选了墙角落一张没有人的桌子。丁玲埋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扒饭吃，她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吃完，好躲回宿舍去!陈明倒若无其事，跟她讲着上午的见闻，可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耳边嗡嗡议论声音渐渐小了，没有了，丁玲大着胆子，把头抬起来望了望。她的目光。正好遇上邻桌几位转业军人的目光。他们的目光都很和善，很友好，有的目光里带着几分好奇，有的带着几分怜悯，丝毫找不出鄙夷、敌对、仇视的影子。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丁玲悄悄嘘了一口气，她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她觉得食堂的菜做得很好吃。
快吃完饭的时候，有几个年轻的姑娘推推搡搡地走到他们的饭桌旁边，很有兴致地看着他们。陈明跟她们开起玩笑来：“看什么，是我们狼吞虎咽地吃饭吧?你们这里的饭做得好吃，我们又是大肚皮，哪像你们，麻雀啄食似的，吃上一点点就饱了?”她们听了，一下子都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丁玲看着她们那样单纯、开心的神态，脸上不禁露出了笑意。吃完了饭出来，几个姑娘跟着他们一直走到养鸡场才各自回到宿舍。
回到家里，丁玲对陈明说：“这里的人看来还都善良、淳朴。”陈明说：“我在信上就跟你讲了嘛，北大荒人都是以诚相待，你真心实意待他们，他们就会真心诚意地待你。”
丁玲来到养鸡队，开始安排她在孵化室拣拣鸡蛋。丁玲到一间堆满鸡蛋的屋子里，从一箱一箱的鸡蛋里，一个个拿出来分别挑选，把好的。合格的，能够孵化的留在一边。那一个同她一道拣蛋的姑娘，她一手能拿五个鸡蛋，丁玲只能一个一个地拿。最多能拿两个，而且动作很慢。她怎么也赶不上人家，心里很慌。原以为这是轻劳动，但半个钟头下来，她的腰疼了，手指也发僵，开始坐不住了。丁玲原来就患脊椎骨质增生，常常腰疼。刚坐下来选种蛋才半个钟头，怎好不坚持?又过了一阵，她眼花，头晕，要倒下去。幸好，这时走来了张振辉。他是到孵化室来看热闹，看“大右派”的。他走进门，一眼就看出丁玲不行了，忙说：“我说丁玲是啥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太婆。呵!看，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快歇息一会吧。不要以为拣蛋不费力，从来没有干过嘛!”他走过来拉住丁玲的手，丁玲就势扶着他才勉强站了起来，连腿也是硬的。邓明春忙从孵化 室里走出来，抱歉似的说：“你回家休息去吧，身体好些了再来，不要勉强。”张振辉把丁玲扶到院子里，一阵风悠然吹过，丁玲心里有点迷迷糊糊，觉得不该走，却很自然地慢慢走回家去了，顾不上同他们告别。
渐渐地丁玲适应了这一工作，后来，一天只干两个小时的活，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任务。冬天丁玲主动替一个孕妇剁鸡菜，连冻带累两只手脖子肿起来了，像两个红萝卜。
很多人看见过丁玲以后，觉得她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太太后，党政工作人员注意同她的接触，农工们也各怀戒心，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只是远远地从背后望着她早晚同陈明一起散步。
1959年秋、冬的雨雪特别多，田间、路上，到处是泥水、冰雪。新来养鸡队的山东姑娘王俊芬，穿的布鞋常常是水淋淋的，脚冻得又红又肿，疼得直哭。丁玲想给她买双水鞋。但跑了几次均因无货未能买下。她便将自己穿的那双水鞋脱下，硬给王俊芬穿上，自己却穿解放鞋。
有一次，上罢夜课，王俊芬坐着没走，像有什么心事。丁玲就和她谈心。小王脸上泛起了两朵红晕，窃窃地低声说：“丁大妈，您看看，叫我怎么办?”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丁玲看了，不觉喜上心头。原来一位畜牧技术员张福太向她求爱了。丁玲说：“技术员人品好，看你爱不爱他了!”王俊芬为难地说：“这事本来要听妈妈的，可是妈妈离得太远了，丁大妈。您就当成我的亲人，为我做主吧!”丁玲呵呵地笑了。当天晚上就帮助王俊芬写好给妈妈的信。后来，这对年轻人经过一个时期的了解、相爱，终于结合了。小家庭非常幸福，即使在最险恶的日子里，小两口也大胆照顾丁玲，不怕担风险。丁玲平反后，回到北京，名显身荣，也从不忘记小张夫妇，常常通信。听说丁玲病危，两口子心急如焚，张福太带了些土特产。迅速赶到北京探望。丁玲病逝后，张福太夫妇悲痛欲绝，到北京参加吊唁。
扫盲教员
1959年的一天吃过晚饭，陈明忙着收拾桌子、洗碗。有些疲惫的丁玲，便斜倚在床上，在桌上微弱的油灯下翻看这几天的报纸。
“老丁在家吗?”门外传来问话声。
丁玲听出来了，是队长的声音。她赶快起身，刚想迎出去，队长和支书已经先后进了屋。陈明搬过两张板凳让座，丁玲从暖水瓶里倒了两杯水端过来，笑着问道：
“你们从来都是无事不登门的，一定又有什么事情吧?”支书慢悠悠地说：
“我们想请你给队里当个扫盲教员，老丁呀，你可能从报纸上也看到了，今明两年全国要掀起一个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前几天场长从佳木斯开会回来，农垦局也布置了扫盲任务。咱们养鸡队家属多、文盲多，不少人连名字都不会写，是扫盲的重点。”
队长说：
“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个会，就是商量这件事，几个人一合计，都说让你当文化教员合适，再配上两个小学教师，你们三人一块干，行不?”
既然王震将军在佳木斯时也发话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丁玲痛痛快快地答应后说：
“参加党的时候我不是讲过，我不满足做一个作家，而愿意做一个共产党员，做一颗螺丝钉，党需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吗?如今需要我扫盲，我自然就去扫盲。我想我是个老作家，又是个老党员，如果扫盲工作不如别人那是不行的，我全力以赴。”
畜牧队的文化学习分扫盲班和初中班，扫盲班全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女职工和家属，总共有三十几个人，任务最重，丁玲自告奋勇地教这个班，她根据家属妇女都是成年人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
“小黑猪，是个宝，猪鬃猪毛价值高，猪肉肥美喷喷香，猪多、肥多、多打粮。”这是她写过的叫《小黑猪》课文中的一段。
第二天吃过晚饭，丁玲那个扫盲班在小学校里正式开学了。因为听说要讲故事，一些孩子也跟着妈妈跑来了，教室里坐得满满的。
站在讲台上，丁玲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便像唠家常似的讲起了雷锋的童年。故事讲得很精彩，学生们没听够，要求接着讲。丁玲说：
“每天只讲一段，愿意听明天再来，下面开始学认字。”
丁玲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母鸡”两个字，教完“母鸡”，又教“生蛋”。最后，她拿出两张白纸，上面分别用毛笔写着“母鸡”和“生蛋”几个字。
“以后咱们学完的字，就写下来贴到鸡舍里，天天抬头看得见。这样就学得快、记得牢了。”下课前，丁玲一再叮嘱大家。经过丁玲的热心辅导，一个冬天下来，丁玲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都摘了文盲的帽子，有十来个原来目不识丁的家属妇女能读书看报了。
王震对丁玲一直很关心，每次到佳木斯，总要打电话给丁玲，约她去聊聊，了解她的生活情况。有一次，王震听到农场有人反映丁玲的右手肿了，忙问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得知是每天剁鸡饲料造成的，立即打电话给宝泉岭农场场长高大钧，要他立即到佳木斯。
高大钧风风火火地赶到佳木斯后，一进门，王震就说：
“我叫你来，是要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光荣的任务!”高大钧半开玩笑地说：“首长指示，坚决照办!，’说完还立个正，行了个军礼。王震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坐下谈。”
“丁玲同志下来锻炼、改造，不要在肉体上进行惩罚。你看，手都肿了，这样不好，人家有错误，要慢慢帮助。将来这些同志还可以为党工作。她是作家，你知道不知道?”高大钧点了点头。王震又继续说：“把丁玲调到你那儿去，不要参加劳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丁玲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要让人家抬不起头来，在思想上多帮助她。”高大钧边听边点头，最后对王震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她!”
转宝泉岭
1964年12月5日，丁玲和陈明来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陈明在农场工会帮助工作。农场安排他们住在招待所的底楼最后一间的套房里。冬天北方天气寒冷，高大钧特意嘱咐招待所主任，每天连带帮丁玲烧火墙。
丁玲刚来这个农场参观时。场长特意介绍了标兵邓婉荣同志(杜晚香的原型)。
有一天，忽然从楼下广场传来了两个女人吵架的声音。丁玲趴在窗户往下一看，只见一群看热闹的正拥着两个女人，朝场部这边走来。
“又是六委那两个家属!”工会干事“杜晚香”着急地说了一句，就跑下楼劝架去了。
丁玲来到宝泉岭不到一年，但也早就听说，场部家属宿舍划分成八个居民委员会，家属大约有二三百名。工会女工部管不到家属，平时她们干完家务，就东家走西家串，唠家常传闲话。六委主任小张，是个老实巴交、不爱说话的山东小媳妇，急得常常掉眼泪。
一会儿。
“杜晚香”脸上冒着汗，眉头紧锁着走回来，轻轻叹了口气：“这些个家属，可怎么管管好呀?”丁玲说：
“人家都说这些家属是闲人生事，我看这话有道理。要是有人把她们组织起来，学习、劳动，她们有正经事情干了，眼睛就不会总盯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这样也能给场里解决一些劳动力。”
“杜晚香”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大娘，我也正寻思咱们女工部也得管管这些家属的 事。你帮帮我，咱们一起搞，就从六委开头吧。”
午后的阳光照在六委张主任家的小院里，暖洋洋的。四十几位家属挤坐在屋里屋外的小板凳上，听“杜晚香”讲话，她们都很佩服“杜晚香”，因为她不摆架子，说话办事都畅快。
丁玲乐呵呵地和家属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说：“我来六委帮助你们学习，从今后，我就是你们六委的人了。”
个子不高大眼睛的小胡，手里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说：
“学习、劳动我们都高兴，可家里的孩子给谁看?”许多人也随声附和着：
“是呀，我们的孩子小，还没上学呢。”
坐在“杜晚香”身边的丁玲说：
“咱们办个托儿所，不好吗?”
“办托儿所?说说倒容易，我们也早就想办。可房子上哪儿找呀?”
在当时那个时候，谁敢说能找到房子呢?会就这么没有结果地散了。回家的路上，丁玲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她顾不上回家，扭身朝场部大楼走去，找高大钧求援去。见到丁玲来，高大钧放下电话，忙热情让座：
“你来半年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唠唠，可总没有时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没个闲时候!”他一边说着，一边给丁玲沏茶。
丁玲非常了解高大钧这个人，他直来直去，快言快语，也喜欢别人讲话不拐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遇到困难了，想请求你的支援。”
“啊?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高大钧很认真地问。
丁玲把组织家属学习的想法和办托儿所没有房子的困难，都跟高大钧说了。老场长听完非常高兴地说：
“应该支持，这是为农场办好事嘛!至于空房子，眼下的确不好找，不过我马上就让房产科想办法，明天就给你回音。”
第二天，房产科的同志告诉丁玲：
“好房子实在找不出，破草房倒是有一间闲着，要是合适，场里可以找人帮助修修。”
这间草房子就在六委这排草房的尽头，原先是养牛的，闲了几年没用，房顶漏风，墙壁坍塌，虽是初夏五月了，屋角还有尺把厚的积雪。丁玲跟着“杜晚香”，带着十几名家属，到十几里外的草甸上去打草，苫好房顶。又和泥脱坯，补好了墙壁，屋里新抹的墙。刷上了雪白的石灰。丁玲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彩纸、气球和小玩具，挂在棚顶，经过这么一打扮，引得孩子们都往这里跑，
孩子们入了托儿所，六委的三十三名家属们组成了家属队，全都参加了麦收劳动。丁玲又和“杜晚香”说：
“咱们得趁热打铁，趁着这股热乎劲，把学习也搞起来。”
“行!你文化水平高，比我强，该怎么学，就由你领头吧。”“杜晚香”说。
在汤原农场畜牧队就有了扫盲经验的丁玲，又从书店买回了《雷锋的故事》书，一有空就给大家讲一段。不久，六委就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家属们争着做好事。街道变得干干净净，公厕也经常有人打扫。场部里的人都瞪着眼睛说：
“这帮老娘们儿，咋变得这么能干?”麦收时节，场部周围的几个生产队，都抢着邀六委的家属队去帮助麦收。六委的家属队，远近闻名了。这年冬天，宝泉岭第六居民委员会，被省妇联评为黑龙江省学习毛主席著名标兵，上过报的。
1966年上半年，丁玲在和“杜晚香”相处两年多之后，以这位女标兵为模特，写散文《杜晚香》。1979年发表以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0年法文版是以《大姐》为名出版了该篇文章。
“文革”遭遇
1966年春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它如一股狂风刮在中国大地上。北大荒也毫不例外，灾难再一次无情地降临到丁玲、陈明头上。
7月16日，在汤原农场贴出了一份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农场有地下俱乐部，黑帅是丁玲，黑高参是陈明，还有某某30多名黑爪牙。说他们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其实列举的那30多个人，有的是机关工作得力干部、转业官兵，有的是扫盲班的学生，有的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有的是关心过丁玲的鸡场女工，都很老实、本分。但那时是颠倒黑白的年月，有人气势汹汹地声称要揪出丁玲、陈明。
与此同时，宝泉岭农场也气氛恐怖，大字报铺天盖地，也声称要揪斗大右派丁玲和陈明。宝泉岭农场党委决定发给丁玲的每月30元的生活费停发了，红卫兵勒令丁玲、陈明离开招待所，搬到八委只有七平方米的土墙茅屋中去住。
1967年11月13日，天还没有亮，陈明被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所惊醒，他习惯地碰碰睡在身旁的丁玲，轻声道：
“又来人了!”丁玲还没有恢复连日来的疲劳，来不及说一句“什么”，便弹簧似的一跳坐起来了。两个带红袖章的人莽撞地拉开了屋门，又拉开了卧室的门，立在炕头，连声嚷道：
“起来!起来!”陈明拉开电灯开关，掀开被子，急忙穿衣服。
这些人连声催着丁玲：“快，快穿!”她没做声，镇静而迅速地穿衣服。一转眼他们便簇拥着丁玲，旋风似的离开了小屋。
陈明披着棉袄，追到门外，只有满天星斗悬挂的寒冷的夜空。他跑到街头。去寻找刚刚出去的丁玲。张惶之中，他忽然感到脚底下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他伸手捡起来，原来是丁玲的那块包头用的蓝色线头巾。陈明又惊又喜，他决心一定找到丁玲。
陈明几经周折，打听到丁玲被抓到汤原农场了。下午，陈明搭车去了汤原。
在汤原陈明遇见的张礼说：
“老丁在武装排，就是她工作过的畜牧队，那儿都是熟人，你放心好了。”当陈明听说有两个人在武斗中打断了腿住医院时，心里很难受，又担心丁玲的处境。他们说：“你只管放心，到我们这里，一根指头都不会碰到她身上。”陈明把给丁玲带的衣服托他们转交，搭傍晚的车回到了宝泉岭。度日如年的陈明。挨过了两个星期后，又来到了汤原农场。张礼他们打算怎样处理丁玲也没有透露出一句，只是像最初那样说：
“放心吧。我们一个指头也不会碰她的。”陈明又一次怅怅地离开了汤原。
两个星期过去了，丁玲的消息还是一点也听不到。陈明只好请假三去汤原。陈明走进造反派指挥部的办公室，屋子里有三个人。陈明仔细一看，中间那个不是姚克同志吗?他曾是修配厂的文化教员，和陈明一起开过会。1964年丁玲他们离开不久，丁玲特地给他写过一封长信，把宝泉岭农场对收割机的某些改革方案和图纸都寄给了他。3年不见了，陈明发现他脸上有一层薄薄的风霜和隐隐的兴奋的微红，双眼爬满了血丝。听说他在“文革”中成了汤原农场的风云人物。
姚克站起来走近陈明，既不亲热，也不冷淡，多少带一点欢迎的样子说：“老陈，你来得正好。我们打算送老丁回去。快过年了，该回家过年了。先坐坐吧。”姚克张罗着搬椅子，倒水。
听到姚克的一番话，陈明激动得急忙走过去和他握手，别的话什么都没说，只问：“真的吗?”
姚克笑道：
“真的，你来这里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没有让你们见面，因为不方便呵。老丁是有名的大右派。你们都有政治经验，一定能理解我们，这些不多说了。老丁住在原来的猪队。小刘看管她。你还记得 吗?他是猪队的，老丁的学生。现在你去看看老丁，你们愿意哪天回去就哪天回去，我们派人送。只是不管你站哪个观点，不要去找老朋友，现在情况比以前更复杂了。”
风在刮着，雪还在下着。猪队的值班室里，温暖明亮，同志们在这里能保护丁玲，一颗颗的心就像那炉火一样。
1968年夏天，宝泉岭农场贫下中农红色造反团把丁玲关进“牛棚”。9月底，农场的“牛棚”扩大了。水利大楼一楼的半边，走廊两旁的大小房间，都住满了从场部、生产队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时陈明也进来了。他就住在和丁玲临近的一个大房间里，共走一条过道，进进出出总有他们碰面的机会。
一天，丁玲正在过道里捅火墙的炉子，一阵哨音呼啸，从她隔壁的大屋里涌出一大群“牛鬼蛇神”，他们快步到走廊的尽头取扫帚、铁锨，走过丁玲的门口，急速地朝大门走去。忽然，有一个东西，轻轻地落到了她的脚边，她把它踩在脚下，偷偷展开那个花花绿绿的烟纸盒，那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雪白的反面，密密麻麻排着一行行小字，只有仔细看，才能认出来。
“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
这一封封短信里的心里话，几乎说出了丁玲过去多次说过的话。从那以后，丁玲每次到走廊捅炉子，出炉灰，等着再发现一个纸团，等着再有一个纸团落在她身边。
这些短短的书简，可以集成一个小册子。一本小书。丁玲把它扎成小卷。珍藏在胸间。它将伴随她走遍人间，走尽她的一生。可惜呵!那天。当丁玲戴上手铐的那天，当她脱光身子被搜身的那天，她惟一的财产，这些带着体温的诗篇，全被当作废纸而毁弃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在农场俱乐部门口的高台上，年过花甲的丁玲被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的造反派们，拳打脚踢地驱赶下，站了上去挨批斗，但她眼睛里却流露出漠视一切的表情。于是，她被墨汁抹黑了脸，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踢伤腰骨，半个多月下不了炕。她被从台上推到台下，摔得脚背肿得老高，找不到药，陈明悄悄托熟人从兽医院弄来一包药。
许多淳朴的北大荒人却在暗地里保护她。有些大嫂、大娘偷偷地把在批斗会场瞎起哄的孩子拉了回去，狠劲地拧着孩子的耳朵骂着说：
“你再敢跟着喊打倒丁玲，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在牛棚里，半夜有人轻轻敲着窗户，低声说道：“老丁，你要买肉、买鸡蛋吗?我替你送来……”丁玲心想，多好的北大荒人呵!在批斗高潮时。第六居民委员会50多户家属，也分成两派，可是，两派的人，谁都不揪斗老丁。六委的家属。看到老丁被斗，坐飞机，都含着泪花，不忍心看下去，都偷偷地溜回家了……
1969年5月12日那天，丁玲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把丁玲送到了21队，21队是个让丁玲胆怯的地方，这个在多次武斗中出名凶狠的队，人称“老虎队”。
满场院的人里，走过来一个留有络腮胡子的人，远远看见丁玲，板着脸，恶狠狠地走过来。抛给她一个钉耙，厉声道：“就在这里翻晒肥料，老老实实，不准耍滑偷懒!”丁玲接过钉耙，就在这满场院铺晒拌了药的土疙瘩当中走开了，边走边推，把这些肥料翻松扒开来见阳光。
中午收工时，那位押送丁玲来的人把她领到一间能睡八九个人的集体宿舍里，指着靠房门的一张小木床说：
“你就睡在这里。把东西收拾好，再到食堂买饭票。马上就开饭了。”
丁玲来到食堂时，里面已挤满了人。她等到所有的人都打过饭菜，才走到窗口伸手递过5元钱买饭票。厨房里边那个知青伸出头来望了丁玲一眼，又转过头去朝里边喊道：
“是那个大右派。”然后才转过来从抽屉里点了几张食堂的粮票菜票给丁玲，还问：
“怎么只买5元钱的?”丁玲答道：“以后再买吧。现在只有这点钱。”他又向里面的同伙说：
“是一个穷右派，装穷!几十万块钱，都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又对丁玲说：
“乙菜已卖完了，只有甲菜。5毛钱一个。以后开饭早点来，你不能顿顿吃甲菜。”丁玲心里有点高兴，甲菜就甲菜吧，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尝到肉味了。
生产队的劳动安排都是在早晨一小时的“天天读”后，丁玲不算是工人，不准参加天天读学习，也没资格参加集体劳动。她跟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马号内堆积如山的马粪。
有一天下雨。大家都不出工，在宿舍里休息。丁玲被安排到仓库缝补麻袋。后来又叫她搓麻绳。她找到那位保管员，领来一些麻，晚上当青年们开晚会热闹的时候，她就搓麻绳。开始搓得比较慢，一晚上能搓五、六米。后来就可以搓七、八米、十多米。每天晚上自己和自己竞赛，总要比头一天晚上的要多一点。如果不超过就不罢休。直到秋凉以后，才发现她粗糙的手心裂了许多小口子，长时间不好，这搓麻绳的劳动才停止。
更让丁玲难以忍受的是同寝室的小将们，她们命令丁玲早晨除了例行的扫除外，还得给她们倒尿盆。丁玲原想，只要走出“牛棚”，总会自由一些吧，可她得到的却是什么样的“自由”啊!这些“小将”向她发出了睡觉“不准打鼾”的命令。
“造反派”们骂她：“这死老婆子，搅得这下半夜又睡不着了，我还正在做梦呐……”
麦收时节，人手不够用，丁玲也手拿镰刀参加劳动。一天她正准备下地，给厨房种菜的老王头把她给喊住了，让她去菜地拔葱。他肯定地说：
“已经给队上说过了，你往后就在菜地劳动，去吧。菜都长起来了，伙房要用，要有人收。”后来，丁玲就和几个老头一起在菜地干活了。她几乎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都和这几个老头一起劳动。
这年夏秋之间，有一阵天天下雨。那里地下水位高，一下雨。地下水上涨，茅坑里就更明显。厕所里每天上聚下渗，人人都以去厕所为苦。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就勒令丁玲天天去打扫厕所，不但要把板架上面打扫干净，撒上石灰，还得把去厕所的路面垫上炉渣，修得平平整整，更重要的是把粪坑里粪水掏干。
丁玲要求领导请修理班的工人替她焊了个铁瓢，绑在长竹竿上。她每天站在厕所后面的坑边上，向下舀粪水。这是全队的公用厕所，里边有墙隔开，一头是男同志用。有七、八个坑；一头是女同志用，也有四、五个坑。粪坑足有十多米长，三米多宽，两米深。夏天粪便随地下水上涨，离坑面只有不到一尺，就要溢出坑外，因此上厕所时人人叫苦。她从坑边挖了一条沟，顺着坡势，把舀出来粪水顺沟流到附近的一块韭菜地里去。一天到晚她得舀五、六千瓢，粪水才会下去一尺多。但地下水渗得很快，过一夜又会涨起来半尺。这样。她一直干到了初秋。
1970年4月3日深夜，丁玲和陈明被北京军管会抓走，在北京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五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