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是在戏剧学院的课堂里，时下恐怕没有人还会想起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0～1754）的名字了，虽然他是肖伯纳所说的：“除莎士比亚外英国从中世纪至十九世纪之间最伟大的剧作家。”夏日的南京，热浪滚滚，只能躲在家里翻书。当我偶而打开《咖啡店的政客》那泛黄的书页时，恰如又见到了一位久不谋面的老友，许多的思绪竟然纷来沓至。
在英国，以至于在西方文学界，人们认为菲尔丁首先是位小说家，他和福笛、理查逊并称为英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奠基人。其实，菲尔丁是以戏剧起家的。他的剧作和他的戏剧思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英国剧坛和西方戏剧界，而且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无穷的教益。从1728年到1737年，菲尔丁一共写了大小二十多个剧本，他以辛辣的讽刺笔调无情地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暴露了统治者的虚伪，同时歌颂普通人民的善良和勇敢，其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些剧本的演出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当时英国官方的恐慌和仇视。1737年5月，菲尔丁的剧本《一七三六年历史日志》上演，揭露了政府的贪污腐败，激怒了当权的辉格党的首领，于是，他们在国会通过了一部臭名昭著的《一七三七年戏剧检查法》，从此断送了菲尔丁的戏剧创作。这部法令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被废止。有一种历史现象，至今让我大惑不解，历朝历代的政党或者政府，对于戏剧演出总是格外地关注，格外地要加以防范，古今中外，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的事例加以证明。戏剧对于社会政治，果真有那么大的危险？
剧本没法写了，只好改行写小说。菲尔丁说，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写作领域”。他的小说，仍然以幽默和讽刺向腐败、伪善、谎言和罪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充满乐观精神和对人民的热爱。他的长篇小说《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约瑟夫・安德鲁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阿米丽亚》等，对英国后世的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菲尔丁的戏剧和小说，不仅思想尖锐，语言犀利，而且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英国浪漫主义批评家柯尔律治曾经称赞《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的情节，“是一切文学当中最完美的情节之一”。菲尔丁的喜剧，结构严谨，形象生动，语言机敏诙谐，具有很高的上演价值。
菲尔丁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对当时英国戏剧界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恶俗风气十分不满。他在《咖啡店的政客》的序曲中写道，讽刺“这一伟大方法久已无人使用，因为‘罪恶’已强大到无人敢碰”，“我们的戏台上满是公子、老爷、城里人”，“触犯法庭的讽刺都被压垮，诗人不敢鞭挞‘罪恶’，怕自己受到鞭挞”。然而菲尔丁是无畏的，他把社会良知置于个人利害之上。他写了《唐・吉诃德在英国》，写了《巴斯昆》和《咖啡店的政客》，勇敢地攻击了政客们的无耻行径，揭露了他们隐藏在漂亮的政治口号和“道德”招牌下的卑鄙勾当。他在《咖啡店的政客》序曲中骄傲地写道：
…………
可是英勇的诗神今晚又将歌唱，
她将在这被遗忘的领域里展翅飞翔。
对权势所保护的“罪恶”它要用笔触犯，
她将无畏地到狮穴里向狮王挑战。
权力必须专意为公众谋福利，
公众才能尊重权力。
如果公众把权力这武器授给某些战士，
而他们不能保卫公众，却向公众反刺，
那么，谁为了公众将叛徒制裁，
谁就一定受到公众的喝彩！
亨利・菲尔丁确实受到了公众的喝彩，然而，“搞喜剧的人，最终往往是悲剧的下场”。这话曾经是黄佐临大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