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是１９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思想家，他的见解曾引起同时代人的强烈反响和持久争论。就对于俄国历史的影响而言，别林斯基的社会思想较之其美学观点更值得关注。长期以来，别林斯基在苏联被奉为俄国革命民主运动的首倡者、俄国革命启蒙活动最伟大的代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先行者而备受尊崇。这个评价也长久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至今仍决定着人们对别林斯基的印象。
然而，人们对别林斯基的这种评价是不全面的。别林斯基是一个非常复杂经常自相矛盾的人，他不懈地进行精神探索、数度急剧转变立场甚至退回到自己已经放弃的观点上，在不同的时期曾经近乎狂热地接受过、非常极端地阐发过当时俄国知识分子追随的几乎所有主要社会政治思潮，但没有任何始终一贯的看法。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既不是他唯一的信念，也不是他思想的终点。
推崇启蒙思想和开明专制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初，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别林斯基曾受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的影响，写过一个批判农奴制的剧本。１８３２年被莫斯科大学除名后开始从事文学评论，并积极参与了当时俄国知识界的思想活动。
在３０－４０年代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中，别林斯基被认为是激进的西方派，他对俄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看法很像恰达耶夫，极端甚至刻薄。他激烈批评斯拉夫派的观点，认为斯拉夫派热衷于把斯拉夫人的精神深度同被物质主义腐化的西方比较，只是一种幼稚的虚荣与错觉；俄国文化和精神拿不出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除了伟大的彼得，而他属于西方。他对俄国农民绝无斯拉夫派那样的迷信和幻想，认为农村公社不会使人高贵，只会使人低下和愚昧。１８３７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按照我们的人民的理解，自由就是为所欲为，而为所欲为就是胡闹。获得解放的俄国人民不会走进议会，而会去小酒馆狂饮、砸杯子以及把贵族吊死。”（本文中别林斯基言论引自９卷本． 别林斯基选集． 莫斯科，１９８２年）
这一时期别林斯基的思想还表现出了反民主的倾向，例如，他在表达对下层劳动群众的精神和道德状况的态度时，不仅指责朋友“与社会底层不拘礼节”，而且很不屑地声称：“我不会同一个鞋匠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贵族血统，不是因为他不是官员，而是因为就其粗野的见解、习性和举止而言他是猪猡、野兽……是因为他没有美感，而没有美感就谈不上智慧、诚实和教养，没有美感人即便有智慧、诚实和教养也还是野兽。”
别林斯基追随１８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强调启蒙的作用，相信俄国的希望在于教育，而不在于立宪与革命。在他看来，启蒙是俄国通向幸福的道路，但俄国注定具有完全不同于法国的命运，因为“在俄国一切事情都需经沙皇之手才能做成。……在目前状况下给俄国一部宪法，就意味着毁掉俄国”。他十分欣赏开明专制，竭力赞扬沙皇政权强力推行的西方化，认为彼得一世重新教育了自己的人民，使他们获得了再生，也使国家在欧化道路上有机地发展。“俄国不能自发地发展自己的民政结构和自由，但它能够从自己的沙皇那里得到这些和其他的东西”，“这个专制政权给了我们充分的思想的自由，但它限制高声说话和干扰它的事务的自由。它允许从国外进口书籍，但不准翻译出版。从它那个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合理的。因为那些能够让你知道的东西，是不能让农民知道的……”。他得出的结论是，俄国将在专制制度引导下实现公民自由，只有开明的专制君主以强制手段推进教育和技术进步、发展物质文明，才能拯救蒙昧野蛮的俄国。
别林斯基的这些言论表明，在肯定俄国的欧化政策以及为这一政策辩护方面，他比他的很多西方派朋友走得更远，而在强调俄国道路特殊性方面，他比论战对手斯拉夫派更加关注这种特殊性与现实的联系。无论是对专制政权强力推行西方化的赞扬，还是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证明，别林斯基的观点都以其尖锐性和极端性引起争论。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历史道路和未来方向的争论，必然地超出了精神和理论探索的范围，转向解决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领域。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间，别林斯基在巴库宁影响下接受了黑格尔关于现实的合理性的哲学思想，并因此而导致其在精神上“与现实和解”。当时俄国思想界有一种从保守意义上理解黑格尔的倾向，认为“现实的合理性”意味着必须与现实妥协，并从中发现其合理性。别林斯基把这一倾向推向极端，他宣称，历史本身使现实变得神圣，专制制度是必然的，代表权力与压制的政府比人民明智，向政府抗议徒劳无益，反抗宇宙力量无异于自杀。他赞扬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否定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嘲笑圣西门主义是试图改造人类的妄想，等等。
但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别林斯基为自己与现实的和解而痛苦。他在１８４０年秋向赫尔岑承认，接受黑格尔使他容忍甚至歌颂黑暗和反动的现实，这一年如同恶梦，他追随的是一种疯狂的逻辑，而他内心真正关心的是人类个体的生活、自由与希望，他们所受的苦难是没有任何宇宙和谐能够解释或弥补的。别林斯基开始诅咒自己“与丑恶的现实和解的丑恶企图”。在致波特金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在“与现实和解”时期的精神狂热和心智迷乱。“没有人知道，你难以想象，我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我以多么可怕的迷惘为代价才找到了真理，而这又是多么痛苦的真理啊――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我们的周围，一切都是这样的丑陋。”
转向革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
在否定了黑格尔之后，别林斯基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与现实和解”转向与现实决裂，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变成了革命民主派。他开始关注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所经历的苦难和不幸，强烈地谴责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对人类个性的压制。１８４１年，他承认自己对“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产生了一种野性的、疯狂的、幻想的爱”。“现在对于我来说，人的个性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全人类。这是世纪的观念和思考！”他强调个人，认为对人的个性“必须给予最大的重视”，社会应当为个人服务，压制和强迫个人的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对社会的改造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随着别林斯基把人的个性作为衡量所有其他价值的尺度，他很快又对理想中的公民社会进行了新的想象和描述。１８４１年，他在思考西欧历史道路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中世纪既不可能有近代公民社会每个成员都享有的个人安全和近代公民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有精神对于自然的伟大胜利――或者说以消灭了时空界限的蒸气机所表现的精神对于自然的征服。”他把公民解放的过程视为文明性的具体表现，认为公民社会是发展人的个性的手段。由此，他一度倾向于自由主义，以至于认为“自由主义者与人是一个概念，专制者与压迫者是一个概念”。
但别林斯基对个性的强调导致了他对社会性的迷信：“社会性，社会性，不然就是死亡。这就是我的座右铭。”１８４１年底，别林斯基的兴趣转移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我现在站在一个新的极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它对于我来说，已成为思想的思想，存在的存在，问题的问题，成为信仰和认识的最基本内容。”
别林斯基主张的社会主义以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为特征，与后来由赫尔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特有的集体主义色彩完全不同。但他所设想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同样具有空想性质，是某种人道主义、社会乌托邦与宗教预言的混合物：“我深信，这个时代将会到来，那时将不会有人被烧死，也不会有人被斩首；那时罪犯将会祈求去死，作为对他的恩典和拯救，而他不会被处以死刑……那时不会有针对感情的约定和条件，不会有责任和义务，而意志也不会屈服于别的意志而只是顺从于爱……那时不会有富人，也不会有穷人，不会有沙皇，也不会有臣民，只有兄弟，只有一般的人。”
别林斯基为自己与现实决裂而兴奋，同时也被空想社会主义燃起了否定的激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现在开始像马拉一样爱人类。我相信，只要能使一部分人幸福快乐，我会毫不犹豫地用火和剑毁灭一切。”他经常以真诚和激昂的感情歌颂法国革命，尤其赞赏法国革命中的革命激进主义。他盛赞处决路易十六的革命暴力，崇拜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主义，认为必须把社会主义同罗伯斯庇尔结合起来。他宣称，实现社会主义的“千年王国”不能靠温情脉脉的吉伦特派的热情动人的话语，而要靠恐怖主义者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们的言论和行动的双刃利剑。
别林斯基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认为不经过暴力，不经过流血，时间就会自然使之实现的话，那是很可笑的。人们是如此愚钝，以至于必须用暴力把他们引向幸福。同大多数人所受的屈辱和痛苦比较，成千上万人流血又算得了什么！”他甚至宣称，如果他是沙皇他就将为了正义而当暴君。
别林斯基的革命社会主义是与战斗的无神论紧密联系的。他在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同时，对宗教持激烈否定态度，认为上帝和宗教只能给人带来愚昧、黑暗、锁链和皮鞭。他不能接受这个有缺陷的、充满苦难的世界，也不能接受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上帝，曾多次提出要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把圣母送上断头台”。他的无神论源于对生活中的恶、不幸和苦难的愤怒和抗议，源于对不幸的人的怜悯和同情，是一种出于道德激情、出于对善和正义之爱的无神论。
根据传统的说法，别林斯基是一个坚定的战斗的无神论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别林斯基的无神论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宗教信仰。别林斯基否定的是恶的上帝，而在他灵魂深处，还存在着另一个上帝。他曾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揭示了基督的实质”，他心目中有着自己的基督形象――善的、人道的、富有同情心的基督。他以宗教的虔诚希望世界是美好的，没有不公正和苦难。这种情况是由别林斯基精神结构中的宗教因素决定的：在原有的信仰破灭之后，必须要用一种新的信仰填补空缺。在同现实决裂之后，他承认自己是“怀着新教徒的幻想皈依新的思想”，转向了革命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且立即准备“为自己的信念牺牲和受难”。
别林斯基在阐述自己反对正统教会、否定东正教神学、主张服务社会的观点时，经常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感情，这既反映了他的宗教心理，也证明他的思想具有“自发的非新教的新教信仰”的意义。在一段时间内，激进的革命社会主义、战斗的无神论和潜意识中的宗教心理在别林斯基身上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现象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持续的体现。激进革命知识分子发起和组织的虚无主义运动、到民间去运动、民意党恐怖活动、秘密“战斗团体”的行动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革命思想、使命意识和牺牲精神，表现出传统的俄罗斯宗教分裂主义的思维和行为特征。
期待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改革
很多学术论著认为，别林斯基以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完成了自身精神探索的过程。但是，如果分析别林斯基最后时期的书信所表达的思想，那么很容易发现，他并未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和无神论之后止步不前，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宣言也并不是他最后的社会声明。在此之后，别林斯基很快又重新站在探索真理道路的十字路口上。
在自己思想活动的后期，别林斯基在认识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对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他又恢复了对于“俄罗斯伟大未来”的希望，认为俄罗斯能够实现渐进的有机的发展。他热切期待的已经不再是革命，而是他在３０年代曾经鼓吹过的由沙皇政权进行的改革。在去世前半年，１８４７年１１月，他写道：“对于我来说，彼得就是我的哲学，我的宗教，我对于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的启示录。”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他一再表达了关于俄罗斯迫切需要来自“上面”的改革的思想，并确信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与他曾经主张的启蒙性质的开明专制改革不同的是，现在他寄予巨大希望的改革更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而自由主义这种社会政治哲学早在１８４１年时就曾短暂地引起过他的关注。１８４７年底，别林斯基在给安宁科夫的信中表示，他对基谢廖夫伯爵负责的改革抱有极大的期望，并为听说沙皇本人非常关注准备废除农奴制的方案而感到兴奋。他甚至非常激烈地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对专制制度进行任何批评。对著名的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因讽刺沙皇和皇后而被放逐到高加索一事，别林斯基评论说：“这没什么可惜的。我对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充满敌视。他们是所有成就的敌人。他们以自己鲁莽的愚蠢的行为惊动了政府，使其怀疑什么地方要发生暴动了，而那里其实什么事都没有；这种行为还引起了政府对于文学和教育的强硬的和毁灭性的措施。”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中间阶级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所实现的经济和政治的飞跃，不能不吸引别林斯基的注意力和想象力。也是在１８４７年底，在给波特金的信中，别林斯基谈到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虽然他曾和巴库宁、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等俄国思想家一样，对“欧洲小市民”怀有厌恶之情，但他对于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生活现实的思考是理性的：“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还强大，我知道它就应该这样、不能不这样。我知道，工业是万恶之源，但我也知道它同时也是社会的福利之源，其实，它只是资本统治及其对劳动压制的最近之恶。”他认为，“没有中间阶级的国家将始终是不足道的”。
但在感情上别林斯基对资产阶级仍然没有好感，认为它缺乏爱国主义和民族尊严的感情以及实现共同福利的愿望，并因此而对资产阶级的单独统治感到担忧，甚至一度认为“以衣衫褴褛的流氓的懒惰和残忍”来取代它也许更好。然而，仅仅在两个月之后，理性还是压倒了感情：１８４８年２月，别林斯基在自己最后的信件之一中写道，他“抛弃了自己对于人民的神秘主义信仰”。他自问自答道：“人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解放过自己？一切都永远是通过个体做成的。”他明确地表示：“未来……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任何进步都取决于它，而人民只能起被动的辅助的作用，而且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俄国。”他现在“已经很清楚地看出，在俄国贵族转变为资产阶级这一时刻到来之前，俄国内部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不会开始的。”别林斯基的这些看法，意味着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强烈吸引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已经脱离了他的视野，也意味着他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是他所追求的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他最后时刻表达的思想，与改革年代登上社会政治生活舞台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和纲领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别林斯基对于有关世界真理的探索和思考停止于此，３个月后，他因病去世。
贵在追求真理
别林斯基是俄国思想史上最具个性的思想家之一。为了寻找真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思维活动中，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一再地否定自己。他曾宣称：“否定――这就是我的上帝”，“当我头脑中充满随便什么神秘怪诞的思想时，我是一个很可怕的人。”赫尔岑称他为狂热的、好走极端的人。别尔加耶夫评论说，“他是一个偏执的宗教狂热分子，倾向于宗教分裂主义，忘我地为思想所吸引。他不断研究自己的世界观，并非出自纯粹学术的需要，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对美好的、更公正的社会制度的追求。”（别尔加耶夫． 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含义． 莫斯科：１９９０年． ３１页）
别林斯基是俄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但他的精神历程反映了１９世纪上半期酝酿剧变的俄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俄国思想界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作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别林斯基对外来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非常敏感，渴望从中获得指导俄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依据。他对于俄国传统和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和见解，对俄国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别林斯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这是他在苏联时期得到崇高评价的原因。无疑，别林斯基的革命思想对于俄国解放运动中革命民主主义流派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他的革命思想中也包含着一些极端的成分，例如，他曾经认为，为了否定压抑个性的社会，必须进行革命；而为了这个革命，人们首先需要否定自己的个性，接受暴力、包括对于自己的暴力。他在表达解放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高尚愿望的同时，却公开宣称要由革命者使用暴力方式把愚钝的人们引向幸福，为此目的可以让成千上万人流血。这些观点不仅影响了俄国激进革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而且成为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中过分崇拜暴力、强调少数革命党人专政的作用等倾向的主要源头之一。
别林斯基对俄国历史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革命方面。他的价值还在于他提出了成为俄国自由主义理论和纲领基础的一些重要原则。苏联学术界不愿正视与此有关的事实，是因为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直至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历来对温和的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支持自上而下改革的立场是与沙皇政权同流合污，并进而从精神和道德上对其予以彻底否定。别林斯基在淋漓尽致地阐发了革命思想后居然又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并转向自由主义，显然使他革命思想的追随者感到尴尬。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近代以来推动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别林斯基的时代，革命民主主义的理想只是一种社会空想，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实和理性的社会政治主张，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事实上，直到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自由主义仍是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之一。别林斯基以推崇开明专制和启蒙思想开始，经过了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激进主义的阶段，最终转向主张改革的自由主义，他最后的立场转变并不是什么需要避讳的“污点”，而恰恰是他无所畏惧追求真理的精神品质的证明。可以说，别林斯基对俄国思想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并未把暴力和流血的革命视为俄国进步的唯一途径，而是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验和俄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基础上，阐述了俄国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作者系苏州科技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