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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穗者阿涅斯・瓦尔达】瓦尔达拾穗者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13 04:22:40 点击:

      2000年,阿涅斯・瓦尔达拍摄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纪录片,叫《拾穗者与我》(又名《瓦尔达拾风景》)。瓦尔达到法国各地去寻找捡拾东西的人。她以温柔怜悯的眼光,将捡拾这种活动呈现出来。她说,“我喜欢DV摄影机的原因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正在拍自己。我把自己当成是拾穗者来呈现”。她把自己也比作生活的“拾穗者”,在时光的流逝中收集人们遗留下来的形象、故事、记忆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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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涅斯・瓦尔达,1928年5月30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有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人。二战时随父母避难到法国南方,先后就读于一所美术学校和巴黎索邦大学。1949年,她开始到古巴、西班牙等地从事摄影报道的工作。后担任过摄影师。在没有学习有关专业,甚至连导演证都没有的情况下,她于1954年自编自导了第一部剧情短片《短角情事》,影片由所有演职员合资拍成。为筹资金,她向母亲借款、并把她继承自父亲的遗产都用上了。但是影片的创新,招致了片商的联合抵制,没有能够立即公开发行,等到1955年,才获比利时黄金时代奖和法国前卫电影大奖。这部影片比法国“新浪潮”的官方正史早了4年。这种低成本和非职业化的制片方式,成为日后“新浪潮”几个主要导演的楷模。此片由阿伦・雷乃剪辑,若干年之后,雷乃仍为这件事感到自豪。而瓦尔达也在当时预见了雷乃惊人的才华。不久她又执导了短片《幕府歌剧》。1962年,瓦尔达开始导演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从5点到7点的克莱欧》。
      就在这一年,她和后来导演了著名的《瑟堡的雨伞》(即《秋水伊人》)一片的贾克・德米结婚。她和雷乃、让・卡洛尔等人都居住在塞纳河左岸,后来又有罗伯-格里耶和玛格丽特・杜拉斯加入。他们艺术见解接近,被称为“左岸派”。
      1964年,瓦尔达拍出了她的著名作品《幸福》。影片对“幸福”所作的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美化在摄影师优美的镜头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得观众和评论家不得不怀疑瓦尔达的批判立场能否贯穿始终。
      1967年,越战问题被世界关注,瓦尔达参加了由新浪潮诸多导演集体创作的《远离越南》。此后,瓦尔达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拍摄了一部有关黑人运动的纪录片《黑豹》。由于制作条件的限制,技术上显得很粗糙,但她直接到监狱访问,接触事件的核心人物。
      1969年,瓦尔达拍出了最具她个人特色和独创性的作品《狮子、爱情和谎言》。
      70年代,她拍摄了《诺西卡》、《达格雷街风情》、《女人的回答》、《爱的娱悦在伊朗》和《泡泡女郎群像》等影片。拍于1977年的《一个唱,一个不唱》是她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它里面的人物也是《爱的娱悦在伊朗》和《泡泡女郎群像》两部影片的主角。不久,瓦尔达举家迁往洛杉矶。在资金受阻的情况下,她决定先拍一部纪录片。这就是《墙的呢喃》(1980年),它讲的正是艺术家与钱的故事。她在加州访问了很多外来移民艺术家,谈他们的艺术理念和资金来源。1981年,她又拍了《纪录说谎家》。
      1985年,她拍出了自己80年代的代表作《流浪女》。这部作品数度获奖。《千面珍・宝金》(1987年)和《功夫大师》(1987年)可以说是孪生影片。“爱是最大的奥秘”这句台词,同时出现在两部影片里。进入90年代后,她先后拍了三部以她的丈夫为主题的影片,《南特的雅科》(1990年)叙述丈夫小时候对拍电影充满了狂热的故事。在他于1990年逝世之后,她重拍了记录丈夫电影生涯的纪录片《贾克・德米的世界》(1993年)。《洛城少女曾经二十五岁》(1992年)是一部关于丈夫的《洛城少女》(1966年)的纪录片。在这些影片里,瓦尔达毫不避讳地表现出对丈夫的迷恋与思念。
      1994年,为了庆祝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瓦尔达受法国文化部的委托,拍了一部众星云集的《一百零一夜》,但评论界认为并不成功。6年后的《拾穗者与我》,是瓦尔达73岁高龄时的作品,观众和评论界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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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达已经被尊称为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老祖母”。“左岸派”和“电影手册派”作为新浪潮的两个分支,他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左岸派”导演的经历与阅历比后者要丰富复杂得多,对于生活也有着更为深刻的感触和理解。从影片主题和表现手法上看,后者有着强烈的个人传记色彩,而前者反映的大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带有存在性的问题,他们感兴趣的是人的思想和内心。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在头脑中创造的生活远比生活本身要丰富。后者由于内容不涉及政治,一般都能顺利地通过审查,而前者由于背景比较复杂,一般都要遇到麻烦。把社会现实赤裸裸地搬上银幕,这在以前的法国电影中尚不多见。“左岸派”电影是对商业电影的强有力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左岸派”电影是当时的“先锋派”。回顾瓦尔达所走过的电影道路,正是这一主张和精神的具体体现。
      拍于50年代的《短角情事》,故事背景就设在瓦尔达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一个靠近法国南部的名叫“短角”的小渔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四年之后,感情出现了危机。男人回到他从小生长的村落,后来女人也赶来了。他们散步,回想他们的过去,以期寻找到他们真实的自我。这种对存在的思索、对人物所处地点和景物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思考,日后在她的影片中不断出现。在《从5点到7点的克莱欧》中,原是一位美丽的歌手的克莱欧,正在等待一份自己身体状况的检验报告。影片以一种几近真实时间的报道方式,追踪因为害怕发现自己罹患癌症而焦虑地游走于巴黎街头的克莱欧。她见到了她的情人、朋友……影片展现的是一个重新发现生命、环境和自己的过程。当时,60年代人人闻之色变的癌症正威胁着欧洲,恐惧成了影片情节发展的动力,生命与死亡则成了影片的主题。这部影片让瓦尔达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几十年过去了,据说,麦当娜在看了这部影片好几次之后,还想亲自饰演克莱欧,便找瓦尔达依照美国风情重拍此片,并将癌症改成艾滋病,但瓦尔达对她不是很感兴趣。关于这部影片,瓦尔达自己说过:“这是一个女人在等待一份检验报告,好知道自己是否得了癌症……在影片的前45分钟里,她是一个女性,像所有美丽的女人一样,温柔、爱打扮、反复无常。她是其他人所看到的她:她的仆人、她的情人、她的镜子、路上的男人……就像许许多多的漂亮女人一样,她是自恋的。突然,恐惧打了她一巴掌,她扯掉自己的便服、她的假发,穿上一件黑色的小外套,然后出门去。在影片另外的45分钟里,是她在看:路上或咖啡馆里的人,她的朋友自然而不做作,然后是一位她在花园里碰到的士兵。要是在其他时候,她可能会粗暴地对待他。但是,她听他说话。他害怕战争,她则害怕癌症。在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片刻的恩赐。她是她自己,而不再是一个惹人爱怜的洋娃娃。她是一个样板,而她走出了这个样板。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女性主义者的步伐。从自己的镜子或社会所要求你去扮演的形象里走出来,走出她的厨房,到外面去,看看其他人,尝试带着困难和矛盾去选择、去重新组合……”
      拍于1975年的《女人的回答》(又译《电影传单》),是一部彩色纪录短片。法国国家电视台邀请了几个女导演各自以“什么是一个女人”为题拍一段影片。瓦尔达以女人的身体为思考的主轴,去质疑社会的道德标准。她在这里要谈的并不是女人的生存条件,而是从内部,以几乎是肉体的方式去发现一个女人:她如何去回应社会对她的身体的要求,她们是如何被贩卖和侵犯。所谓的“电影传单”就是一张局部身体被遮掩、另一部分裸露着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因为瓦尔达认为这个“电影传单”,就是人们对女性的要求的一个象征。这种要求是一种对立而矛盾的选择,即一方面要“把自己藏起来、懂得害羞和掩藏,不要谈及你的性、不要承认你肉体上的欲望,你得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家庭主妇和妻子”,另一方面,又要“为了卖丝袜,得展示你的大腿;为了卖香水,得展示你的肩膀;为了卖车子,得展示你的身体”。这部影片无疑是勇敢而超前的。即使电视版的影片剪掉了一个女性私处的特写镜头,播出之后,电视台还是收到了很多抗议的信件。
      进入80年代后,瓦尔达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敏感地捕捉着时代的气息。在一些不太成功的作品和一些短片之后,她于1985年拍出了自己80年代的代表作《流浪女》,不仅为她挽回了沉寂多年的声名,而且还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仿佛是对多年前作品的回应,瓦尔达继续在思考,物质生活的今日社会,当衣食温饱不再成为“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让我们这样生活而不那样生活?我们生活的本质意义又在哪里?一个命运不幸的女人,流浪成为了她生存下去的全部意义。她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流浪汉。影片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宁愿流浪也不愿安定下来的流浪女形象,提请观众思考隐藏在画面背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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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达曾毫不讳言拍摄纪录片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她的影片既蕴涵着对生命的关注的激情,也时时体现出一种实验的倾向,在叙述上进行一系列大胆的探索。她不断地吸纳新的东西,将其融汇为一种新的可能性。她的影片,往往纪录性和想象性并存,从而在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开拓出一片广阔的模糊地带。
      独创性的影片《狮子、爱情和谎言》是一部关注美国生活和嬉皮士运动的影片。从表面看,影片具有明显的纪录片的风格。三个留着长发的演员,在好莱坞的山丘旁租屋而居。他们还接纳了一位从纽约来准备拍下一部影片的女导演。她讲到她为实现一个拍片计划如何同好莱坞的权势人物进行斗争。电视里正在报道着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影片的目的是要在人物的幻想与真实生活之间创造出一个“差距”。《一个唱,一个不唱》则是梦想与纪录片的混合。它描述了两个女人的成长历程。一个17岁,是大学生,梦想着离开家庭,立志要当歌手。一个是22岁,正经历着身为女人的幸福与艰难:她必须独自照顾两个小孩。她们在为各自的生活而奋斗。10年后她们在一次示威活动中再度相遇。这是一次真实的示威活动。一个女孩因为在母亲的同意下堕胎而遭受审判,这个事件引起了众多女性主义者的愤怒,她们示威游行,争取男女平权、争取怀孕与否的自主权,最后终于促使官方的堕胎法案出台。这部影片汇集了瓦尔达天真的浪漫幻想和社会写实的能力。它抗暴却没有暴力的言辞。既强烈地表达了对男性与父权的不满,又摆脱了女性主义影片常有的仇视男性的观点。影评人甚至认为它是一部形象的女性解放运动史。
      《流浪女》最初来自于一则社会新闻:一位年轻的女游民冻死了。1984年左右,法国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名词“新贫阶级”,大量的舆论开始关注这个即将是法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瓦尔达也动了为这个现象拍一部影片的念头。不久她便开始了她的考察,最终拍出了这么一部感人至深的影片。
      在《功夫大师》中,一个将近40岁的女人杰妮爱上一个约15岁的男孩,他是她女儿的同班同学。他尝试与她分享自己对电子游戏的狂热,尤其是“功夫大师”。在这个游戏里,一位蹦蹦跳跳的拳师必需解救一位被捆绑的年轻少女。这是一部“家庭影片”,片中所有的亲属、包括同学关系和住宅都是真的。法国观众也许更容易体会到这部影片游走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趣味。就像电子游戏一样,本片的拍摄也是一个“游戏”。最后,男孩救出了被绑架的少女,瓦尔达也凭借她在真实与游戏之间周旋的能力,也将本片从庸俗与禁忌中拯救出来。
      瓦尔达说过,她所有的影片都是建立在“矛盾/并置”这个层面上的。《5点到7点的克莱欧》是客体时间/主体时间;《幸福》是甜蜜/毒药;《狮子、爱情和谎言》是历史事实/谎言(电视),神话癖/好莱坞;《诺西卡》是历史/神话学。最典型的莫过于《纪录说谎家》。这个片名是由“纪录片”和“说谎者”两个字串连而成。主演分别是本片的剪接师和瓦尔达的儿子,其中还穿插了一些瓦尔达在路上拍的行人,这让本片一直游走于真实/虚构的氛围中。《纪录说谎家》所呈现的是一个阴霾的洛杉矶。它呈现了加州的街头壁画,讲的却是身体的分离,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的分离,也是身体和自己的分离。瓦尔达试图捕捉灵魂/身体的错格状态:疲惫的身驱却睡不着,只是等待,等待下一次的流浪、等待曾经熟悉的另一个身体,或者等待的只是她(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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