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冲破官僚体制的阻挠，对原麻风病患者表示歉意和同情，以具体行动扭转日本政府近一个世纪的歧视措施及法规。麻风病患者控告政府践踏人权，终获全胜，小泉的声望也急升。
今年５月２４日，小泉发表正式声明，向由于政府决策遭受强制隔离、强制劳动等歧视和迫害的患者表示真挚的道歉，向不幸冤死的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承诺无论是否为原告团成员，对所有患者均实施赔偿措施。小泉的决断不仅使其内阁支持率上升到９０％，也使藏匿在经济强国光环下的一宗人权公案曝光。
麻风病人被视作怪兽
日本对麻风病患者实施隔离始于１９０７年。到战争乌云密布的１９３１年，隔离对象扩大到所有患者，日本战败后的１９４８年，优生保护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对麻风病患者实施绝育和堕胎手术的做法，１９５３年公布的“癞预防法”再次将隔离政策合法化。虽然五六十年代国际医学界开发出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当时的日本厚生省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修改法律，仍然把麻风病患者隔离在“疗养所”内。
据原麻风病患者向法庭提供的证词，他们进入“疗养所”后，完全与外界隔绝，为了不使家人受连累遭到邻里歧视，患者都更名改姓和隐瞒籍贯，直到这次诉讼，多数原告心有余悸，仍使用疗养所的化名。在他们心目中，疗养所和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尽管面对的是医生护士，却得不到悉心治疗，须忍受这些“白衣天使”的冷酷对待。
一名从少年时代就被关进“疗养所”的患者回忆说，他曾被拉到一些来实习的医科大学生面前，主讲医生对他指指点点，仿佛是在讲解一具怪兽的标本：“这就是鹰爪”、“这就是狮子脸”等等。“疗养所”护士给患者打针，通常用同一个针头连续给四五个人注射，致使肝炎等传染病在患者间流行，连沾有血迹的绷带也让患者洗过再用。疗养所的患者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泥瓦匠到照顾重病患者等等。患者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而“请假”，当天就分不到晚饭。一位患者做工时不慎脚掌扎进了铁钉，因未得到及时治疗而造成终生残疾。
强制病人绝育与堕胎
在患者心底留下最深重创伤的是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收容在疗养所内的患者被强行配对结婚，好让他们“互相照顾”。但是疗养所又不给这些夫妇独立的房间，让数对夫妇同住一个连隔板都没有的房间，甚至让男方晚间到女方的集体宿舍“走婚”。同意患者结婚的条件是男方接受绝育手术，或女方一旦怀孕必须堕胎。
这次诉讼的原告之一、韩侨安述壬是少数几个使用真名的原患者之一。安述壬证言说，她怀孕后不肯堕胎，想逃出疗养所把孩子生下来，但逃跑未能成功，在已有９个月身孕时被护士强行拖到手术室，当着她的面把正在啼哭的婴儿扼死。多名被强行堕胎的女患者指称，大多数被引产的婴儿都立即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体中，被医生拿去“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９６年为止，日本全国的麻风病疗养所内共有１４００名男性被强制绝育，强制堕胎３０００例，据原告方统计，至少有３５００个无辜的小生命被断送在疗养所的手术台上。
５０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开发的新药疗效得到证实，麻风病患者只要门诊治疗即可痊愈，而且不留后遗症，隔离政策已属多余。原麻风病患者团体数次上访，要求修改隔离法规。但由于日本官僚抵制，此事一拖再拖，直到１９８５年，所谓“患者作业”的强制劳动才被全面废止，而强制患者接受绝育手术和堕胎的法律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间才被修正。
１９９６年，日本终于废除了实施达６５年之久的“癞预防法”，时任厚生大臣的菅直人公开就此法未能及时修正谢罪。１９９８年，１３名原患者向熊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随后东京、冈山等地也发起了类似诉讼。历经近３年的审理，今年５月１１日，熊本地方法院宣布原告全面胜诉。
官僚的抵赖招数破产
然而，在原告胜诉的同时，东京官僚也在准备上诉。按照官僚处理败诉百试不爽的招数，先通过上诉挽回面子，然后再寻求法庭和解，轻描淡写地承认“有一定责任”，最终处理便不再是有惩戒意义的“赔偿”，而是带慈善色彩的“救济”。法务省官僚火速行动起来，到首相官邸和执政三党高官中游说，连小泉也一度被说服同意法庭和解。小泉内阁中只有公明党籍的厚生劳动大臣坂口力自始至终坚持“这是高于法律问题的人权问题，根本不该上诉”，他几次求见小泉，都被官邸官员阻挡，坂口气得差点挂冠而去。
不过，此时社会舆论已经完全倒向原告一边，犹豫数日后，小泉终于决定以政府声明形式阻止上诉。作家吉永美智子评论说，小泉首相终于站在民众一边做出了正确的决断，但是一般国民也有必要反省自身作为（歧视麻风病患者）加害者的责任，使原患者回到社会温暖的怀抱。�（夏冰）
《海外星云》（2001年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