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普，记者，1918年8月生于湖南湘乡，2010年11月8日逝世于北京。曾任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等职)的再婚曾引起一些亲朋好友的非议，也许直至今日，我是自始至终都坚决支持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爱他。
父亲86岁那年失去了66年相濡以沫的妻子(沈容，曾任新华社记者、广东电视台台长等职)，我的母亲。至今我也无法完全体会到他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
母亲走后，我请了两个月的假在家陪他。有一天我们俩到公园散步，父亲对我说：“我想续弦。”当时我的心像是被重重地锤了一下，我知道爸爸不是在和我商量，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是他的决定。我必须尊重他的权利，尊重他对生活的选择。
“爸爸，我支持你。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过。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这番话一说出来，我觉得自己的心也踏实了，爱一个人，首先要尊重他。
为什么父亲那么急着要找个伴呢?我一直在寻找答案。当然我从来没有真正怀疑过他对母亲的感情，对母亲的思念。那些夜晚，我和爸爸常依偎地坐在一起，思念着同一个人，回忆有她在的日子，感叹没有她在的未来。如今想起那些个夜晚，反而觉得很温暖，虽然伴着凄楚，但是我和爸爸的心从来没有这么紧地贴在一起。
有一次，我问爸爸：“你要再找个老伴是不是因为对今后生活的担忧?”
“是恐惧。”爸爸说。
叹了口气，他又说：“你妈妈要是还在的话，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啊。”
这能算是我找到的答案吗?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坚强、快乐的人，他从不需要别人的安慰。但是母亲走了，他的天塌了大半，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那根弦断了，这个打击让他措手不及。我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悲痛和无奈，他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相伴六十六载，此别何其匆匆，应恨不曾教我，如何度此余生。”
丈夫也好，父亲也好，他首先是个人，怎样活下去是他当时心里最大的问题。他应该算得上是个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人，但具体到过日子上他不独立，甚至拒绝“独立”。如果这算是他的弱点，那就算上一条吧，人不都得有缺点吗?
父亲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不会洗衣做饭，不会料理家务，他甚至连钱都懒得管。有一次我提醒他，以后家里只有你一个人的工资了，别乱花钱，不够用的话找我。他说：“对呀，我还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呢!”
我回美国后，父亲把工资存折交给司机，阿姨买东西和工资的钱都找司机要。他很得意地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管钱，一个管家务。每个月让秘书看看账就行了。我安排得不错吧?你爸爸还是很能干的!”结果周围的人都看出来了，司机和阿姨(他们都有家有孩子)之间有了暧昧的关系，阿姨去买菜、看老乡都要车送，司机想给阿姨发奖金就发，完全没了章法。
给父亲介绍“对象”的人不少，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认为老爷子不能孤独生活，尤其他这个岁数要有人照顾。他见过的每个老太太，我即使没见过面也听他说过，因为我们那时候几乎天天通电话，我还常给他出主意，当参谋。有时候他也主动“出击”，当然免不了有“目标错了”的时候。父亲想到他一个好朋友，觉得合得来。但因为她和前夫“有约”，无论谁活到最后，都决不再娶，再嫁。这事就吹了。
我敬佩这样守着终生的感情。听说有个丈夫将妻子的骨灰磨成粉，每天吃一点，全都吃到肚子里了，说这是彻底地融在一起了。这种做法且不说对身体有没有害，实在有些极端。我觉得爱是一种思念，一份牵挂，一份付出，是你的知己，只要心里有就有，不一定非得形式上的拥有，非拥有到身体里。
在所有给父亲介绍的“对象”中，谢韬伯伯介绍的一个物理教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也最好。她气质高雅，对父亲的判断很准确，言谈中掩饰不住对父亲的欣赏。她详细地告诉过我和父亲一次谈话的内容，我相信他们之间的交谈是擦出过“火花”的。但是她没有再往前走一步。
当然父亲的好朋友中也有反对的，说无论找什么样的人都必是又图房子、又图钱。有一个父亲非常要好的朋友，曾特意让我劝阻父亲，他说：“如今不可能找到什么也不图，只对你爸爸好的人，别找了。”我说：“如果千分之一的可能性让我爸碰上了，有这么一个人，不图房子不图钱呢?”其实那位伯伯自己就是再婚的，老伴对他非常好。
父亲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们说你们的，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要做的事，要说的话，没有人能挡得住，不管是谁。我认识的一些孤独老伯伯，想找个老伴，因为子女反对，迈不出那一步，日子过得很窝囊，有些甚至得了忧郁症。我佩服父亲。他八十六岁还能坚实地迈出自己的步子，安排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意志过日子，了不起。
我认为，老年人再婚，子女和外人可以建议但不应该干涉。首先，这是老年人的权利，就像年轻人有结婚、离婚的权利一样，人老了倒反而不能自主了，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吧?当然这里牵扯到财产的问题，看是两个人的事，其实是两家人的事，而且是两大家人的事。只要把财和物看得淡一些，再复杂的事也可以简单处理。
父亲最终和我姑姑的一个同学谢恒阿姨在一起了，是父亲主动找的她。谢阿姨那年八十二岁，从前在外交部工作，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她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不会干家务，什么也不会，但是她心宽，什么事在她眼里都很简单。
我们家的每一间房间都有母亲的照片，谢阿姨从来没有计较过。每天晚上只要父亲起夜，她都要跟着起来，担心他摔，担心尿壶满了。单这一条，我就得给她鞠个躬。
他们非常和谐地生活了四年。
2007年我回家探亲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谢阿姨。和以前回到家的感觉不同，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不熟悉的人，很不习惯。不知道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有一天中午，爸爸睡午觉醒了，看见我坐在旁边看书。他小声地对我说：“把我的帽子和拐棍拿来，我带你去喝咖啡，轻点，别让他们发现，就咱们俩。”
像是两个调皮的孩子，我们悄悄地溜出了家，到了附近的“阿艺咖啡厅”。刚一坐下，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只有我和爸爸，哪怕什么也不说，我就已经被他的理解、他的爱紧紧地包住了。
我的思绪是复杂的，混乱的，不像水哪儿低往哪流，不像火点了才能着。我没有逻辑，没有主次，我矛盾，自私。我觉得幸运，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人；我觉得委屈，爸爸的一部分属于那个跟我没关系的人。我渴望找到以前回家的感觉，可是我不能再看到爸爸生活中没有个“女主人”，不忍心再看到他天天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没有人和他说话，没有人给他递水。
我不纠正自己，任思绪乱奔，任眼泪狂淌。
以前爸爸肯定会批评我，他不喜欢我哭。可是那天他没有。
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从他的新生活到过去和母亲的日子，一直聊到天黑。爸爸的脑子非常清醒，他真是个智者。
他不是在找一个我母亲那样的人，他说：“谁也代替不了你妈妈在我心里的位置，没有人。”
他不需要找一个头脑精明，能说会道的人。他说：“那样的话，我怎么对付得了呀?那活得多累呀。”
他说：“谢阿姨对我很好，她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
这些年，我每年回北京两次，有时候三次。爸爸每次都会悄悄告诉我：“她(谢阿姨)对我很好。”
父亲看清了自己，看清了他人，他给自己找到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摘自《追忆双亲》，中国工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