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无须论证，一个初显集体力量的网络时代已然在中国崛起。只要一个人会打字而又有一定的想法，他都有“我要说”的权利——在互联网上站出来说话：市民可以与市长就市政建设“对话”，芙蓉姐姐可以和章子怡侃上审美话题，“三轮哥”可以与郎咸平讨论世界经济……深刻的理论文字和粗粝的凡俗话语并存。网络使得草根也能如精英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一种略显卑微但不容小觑的舆论力量。有学者称：“网络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思想市场’。”此言不虚。
检视日渐火红的互联网，首先应当充分肯定公众理性和自觉开展监督、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但也存有诸多非理性炒作所构成的不和谐音，如去年的“抢盐风潮”、“露露走红”以及前不久引发网民“愤怒”，其实是无中生有的小悦悦事件救人者陈贤妹被辞退案。更有甚者，网民动辄刻意追求集中火力的哄骂效应，一个点的争论常带来一个面的喧嚣，讨伐之声陡起。在这一虚拟世界里，敌对战线似以互相谩骂的常用词来划分的，如一方以“西奴”、“汉奸”、“美狗”相称，另一方则以“脑残”、“五毛”、“文革余孽”回敬，相互之间只有交火，压根儿不说理，粗暴、仇恨、武断和反唇相讥已成为“战斗型”互联网话语的特征。恰如被比尔·盖茨称为“高智商观察家”的美国学者埃瑟·戴森所言：“数字化世界也可能成为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
网络是社会的神经，当神经显示出歇斯底里征兆的时候，需要的是舒缓而不是刺激。只有大家都说理了，才能起到这种舒缓的作用，因为说理能让人变得理性、平和、宽容。网络亟待营造一个公共说理的氛围，这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绕不过的一个严峻问题。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亦然。一个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理，如法律、道德、伦理、规则是理，普世价值、共同信仰是理，事实证据、研究成果、统计数据也是理，现代文明说到底便是“‘理’之文明”——通过公众充分的表达、沟通、交流、协商等方式，理为天下广知，理为众人接受，社会文明指日可待。培育和养成公共说理应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不能试想，一个缺失公共说理的社会会有社会的预期和希望。
时下，我国网络公共说理“底色”的黯淡，固然与网络的短、平、快有关，与网络传播借助于强烈的情绪感染对方有关，与粉丝追捧“痛快”语言以求同声相应的效应有关，但我认为更为主要的是，一部分网民对说理本身缺乏足够的认识。常识告诉我们，理性、逻辑的说理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字说理的特征是由充分“理由”来支持的合理“主张”，因此又被称为“成熟的论证”（mature reasoning）。它由三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主张、理由和论证。纵观网络上那些党同伐异的充满暴戾情绪的粗言秽语，几乎没有明确的理性主张，没有充足的理由，至于论证更是其软肋。倘若我们把网络喻为“国民社交理性的检验平台”，那么，缺失公共说理氛围，只能印证我国的“国民社交理性”还有一段不小的落差。
记得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过：“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的说理是没有意义的，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自我封闭的、得不到运用也毫无生机的美德。”那么，有了对手的说理呢，它首先的表现形式就是“辩论”。据说，“辩论”这个词的拉丁词源原义是“银”——把意思说得清清楚楚，就像一块纯银；银器越打磨越光亮，类乎“真理越辩越明”。但是，一旦不具备公共说理的逻辑前提，那是难以臻于“真理越辩越明”的境地的。
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我国儒学，都把说理视为一种教养——德行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我认为，其涵义主要有二：一是要学会用他人最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说理；二是保持一种尊重他人的心态。人们在网络上常看到某些人说理似乎头头是道，颇有文采，但就是给读者带来某种不快，究其原因便是他过于咄咄逼人或油腔滑调，表达说理的方式存有不足。至于欠失平等待人的姿态，出言不逊，惯于粗俗、轻蔑、傲视、吹毛求疵、冷嘲热讽的做派，那就如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片论》一书中所说的“无教养”表现。洛克认为：“与人争辩时，一定要用最温和的态度和尽可能委婉的言语。同时，还要伴有尊重和善意，这样我们才能在赢得争辩的同时，不至于失去对方的尊重。”
一个有序化的理性社会，决计不能奢望少数人闭门造车式的预设或海市蜃楼式的“恩赐”。它靠的是大多数公民愿意和善于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并把说理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网络的公共说理即是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