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语》相关记载与《越绝书》的关系 《越绝书》和《国语》都记载春秋吴越争霸之事，《国语》成书于战国早期，在编撰思想和具体所载历史上，应对《越绝书》有一定影响。
据《越绝书》卷一《越绝外传本事》云，其作者或为子贡，或为子胥。陈振孙认为“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杨慎等推断作者为东汉人袁康和吴平。该书各部分最终的形成时间不尽相同，有大致成于战国末或秦汉之间的，有形成于秦汉时期至三国东晋的，最晚篇章中可见后汉六朝人语。（（越绝书》的史料多来自流行于当地的文献，有先秦流传下来的史料，也有部分内容的原始文字来源于《吕氏春秋》等先秦子部杂家之说，而与传世经史所记不同。至于《汉书·艺文志》所载《伍子胥》、《范蠡》、《大夫种》等书，也当成为编撰者的重要参考，所憾都已亡佚。东汉时，《越绝书》在战国人编撰的基础上辑录增删而成。陈桥驿认为其中有远比《吴地传》所说“建武二十八年”要早的史料。如真有袁康和吴平，二人的工作也“无非是把一部战国人的著作，加以辑录增删而已。”《越绝书》的史料来源较复杂，除上文所言，其中亦应有对《国语》的借鉴。
《国语》与《越绝书》的关系前人并无直接的论述，在文辞上，“多出《国策》之下”，屿《国语》相当。“《国语》之言文，《越绝》之言质；文或夸以损真，质则约而存故；欲论吴越之世，舍此焉适矣。”研究吴越之史，还当以《国语》和《越绝书》相参较。但从文字上看《越绝书》中《国语》痕迹实在少，二者在记录吴越争霸的历史上是互补的。文字相同部分少，并非说《越绝书》的编撰没有借鉴过《国语》。借鉴有直接对文献内容的引用、化用，也有对文献编撰意图的继承。
（一）《越绝书》在《国语》等史料记载的基础上更加翔实
《越绝书》是地方史志性文献，主要记吴越争霸，而以越国为重，兼记吴、楚。楚国的部分主要是伍子胥复仇始末。《国语》不载伍奢被杀、伍子胥逃亡及其辅佐吴王阖闾称霸事，《越绝书》则记载甚详。
《国语·越语》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载勾践灭吴，从夫椒之战后越求成于吴写起。包括勾践忍辱负重矢志报仇雪耻、夫差自杀亡国。下卷重点写范蠡佐勾践灭吴，功成隐退泛舟五湖。比较而言，《越绝书》的记载更为翔实，增加了计倪对勾践、文种对勾践、范蠡对勾践以圣王之治等内容。范蠡对持盈、定倾、节事的阐述也详于《越语》。此外，对越王勾践复仇前的每一步准备也十分详细地记录。内容上，编撰者也并非一味照搬史料，而是有一定的润色，并加入了对“越绝”之名、何谓“吴人”以及所记的人物、事件等的解释和评论。研究者认为，大有公羊学派诠释《春秋》的遗风。
《国语·吴语》的内容，也起自夫椒之战后，勾践向夫差求成，止于勾践灭吴。包括夫差与子胥之间的矛盾，但不涉及伯嚭进谗，也无子贡出使齐、吴、越、晋等事。至于阖间争霸则无记载。《越绝书》的编者则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史料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造，增加了这些内容，从而完善了这一时期吴国的历史。
《吴语》、《越语》不能充分表现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矢志复仇的决心及其与吴王夫差之间的为政对比，不能充分展现伍子胥、范蠡、文种、计倪以及伯嚭等重要卿大夫们的作用。《越绝书》记载了这些内容，尽可能全方位再现这段历史。
《国语》分国记载某一重要时段史实的经验为《越绝书》的编撰提供构架和思路。
《越绝书》的编者，亦将所载放到吴越争霸这一时段，参照《国语》、《左传》、《吕氏春秋》等所载，或恐采撷了诸如《伍子胥》、《范蠡》、《大夫种》等当时流传的文献，以及如《越书》、《越传》、《越记》、《越地传》等史官记载的史料、流传于当地的口传历史等，多方采撷。
《越绝书》是编撰者结合不同时期相关史料再创造的作品，书中文字少有能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完全或绝大部分相同的。这不同于《左传》和《国语》，《史记》和《左传》、《国语》之间在史料的借鉴上有明显的语句上的一致或小异的现象。《越绝书》的记言文字，是记言文字的发展，在汉代经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经学的烙印。
（二）《越绝书》对《国语》中相关史料的吸收
我们说《越绝书》的文字，没有明显的来源于《国语》之处，并不是说一点没有。《越绝书》卷三《吴内传》有越王勾践欲伐吴王阖闾，范蠡进谏以“持盈”、“定倾”和“节事”。这一段文字，就是对《国语·越语下》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内容的整理。
《吴内传》：
越王勾践欲伐吴王阖闾，范蠡谏曰：“不可，臣闻之，天贵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地贵定倾。定倾者，言地之长生，丘陵平均，无不得宜，故日地贵定倾。人贵节事。节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当调阴阳，和顺天下，事来应之，物来知之，天下莫不尽其忠信，从其政教，谓之节事。节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言天生万物，以养天下；螺飞蠕动，各得其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日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劳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长五谷，持养万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劳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时者，言王者以下，至于庶人，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顺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日人道不逆四时之谓也。因惛视动者，言存亡吉凶之应，善恶之叙，必有渐也。天道未作，不先为客者。”
《越语下》：
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日：“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日：“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王曰：“与人奈何？”对日：“卑辞尊礼，望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王曰：“诺。”……王问于范蠡日：“节事奈何？”对曰：“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二段文字中范蠡谏言主要观点，在“持盈”、“定倾”和“节事”上是完全一致的。《越绝书》中强调的是“地贵定倾”、“人贵节事”，而《越语下》则说“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二者重点阐述的都是要遵从天道、地道和人道，《越语》则紧扣伐吴之事加以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且与文章形成有机的整体。《越绝书》的论述部分似与史实相离，说理略显突兀。但通读两段文字，二书所记渊源可见，《越绝书》同样继承了《国语》这段近于道家的思想。
统观《越绝书》，还是能够找到《国语》的影响。如对伍子胥的称呼，《请糴内传》和《内经九术》中都称之为“申胥”，张宗祥引韦昭注云：“员奔吴，吴子与之申地，故曰申胥。”韦昭注见于《国语·吴语》，可知申胥的称呼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其源则在《国语》。至于个别相同的句子，如《越语上》子胥谏吴王日不可行成于越，称越地“三江环绕，民无所移”的话，见于《请糴内传》申胥谏辞之中。这虽不能证明《越绝书》采用了《国语》的史料，也可见其编撰者熟悉《国语》的记载。
《国语》的编撰者或恐没有见到过《越绝书》所采用的史料，但《越绝书》的编撰者一定见过《国语》中的史料。其史料来源少有可对应的文献，使得《国语》的影响淹没于其中，也说明编撰者经过了润色再创造的过程，这种再创，造的过程，也体现在该书具有公羊学派诠释《春秋》的特点上。
二、《吴越春秋》对《国语》的采用
《吴越春秋》的史料来源比较清楚，学界认为多取于《左传》、《国语》和《史记》三书，但《史记》问世较早而传世较晚，《吴越春秋》未必能取之。其中部分内容来源于《越绝书》。明陈垲说：“赵晔《吴越春秋》，又因是书（指《越绝书》）而为之。”钱培名《札记》云：“赵晔《吴越春秋》，往往依傍《越绝》。”其实《左传》、《国语》中《吴语》和《越语》的部分内容，为《吴越春秋》的成书提供了史料来源。
《吴越春秋》是地方史志性质的文献，作者是东汉的赵哗，内容同样是记录吴越争霸的历史。元代徐天祜有对《吴越春秋》的“音注”。徐氏以《左传》和《史记》为参照来考订史实异同，而忽略了《国语》对《吴越春秋》的影响。实际上，相比《越绝书》，《吴越春秋》采《国语》的痕迹十分明显，这一点体现在文字本身。
二书在文句上的一致或小异通过对比就可以得出《吴越春秋》采用《国语》史料的结论。因二书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部分文字较长，不便全部引用，此仅引一例，以对比说明之。请看《吴越春秋》卷三与《国语·楚语上》“伍举论台美而楚殆”一段：
庄王卒，灵王立。建章华之台。与登焉。王日：“台美。”伍举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克听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以土木之崇高，虫镂之刻画，金石之清音，丝竹之凄唳以之为美。前庄王为抱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败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七年，国人怨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姓烦焉，诸侯忿怨，卿士讪谤：岂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诚愚不知所谓也。灵王即除工去饰，不游于台。（《吴越春秋》卷三）
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先君庄王为刨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问谁宴焉，则宋公、郑伯；问谁相礼，则华元、驷腓；问谁赞事，则陈侯、蔡侯、许南、顿子，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使富都那竖赞焉，而使长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楚语上》）
《国语·楚语》此段共258字，《吴越春秋》此段共182字。文中几乎相同的部分，计有114字。可见采用的是最为主要的部分。
此外，吴晋黄池会盟及吴告劳于周、越王勾践问楚申包胥伐吴诸事，二书文字基本相同。即使有完全不同之处，根据文意也能判断出《吴越春秋》的记载是对《吴语》的概括和整理。《吴越春秋》卷十所记勾践问伐吴于八大夫（实为七大夫），也见于《吴语》。不同的是《吴语》载五大夫，但二书在文辞上也是大略相同。同卷中载勾践伐吴前别夫人于内、别大夫于外，出征斩罪人而命有司大徇于军之事，也与《吴语》大同。
《国语》对《越绝书》、《吴越春秋》编撰的影响是间接或直接的，不管是哪一种影响，都让我们对《国语》这部史书的价值有新的认识。它不仅仅是先秦时期一部用来教育贵族世子的教科书，也不仅仅是提供执政者以监戒的“语”书，而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从编撰学的角度看，它为后世修史者提供了经验，启发着他们再创造的思路。它的内容与《左传》相媲美，被包括《史记》在内的史籍大量引用，有的引文甚至只字不改。《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编撰者也从多方面吸收《国语》的营养，创作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史志，丰富了我国古典文献的类别。《国语》的贡献不能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