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事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已然成为一个“具有广阔理论空间与深远学术前景的新命题”。然而无论是相关论题的倡导者，还是资深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将此问题的论域锁定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书写”和“手工文学”之上，并以此建立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叙事”与“21世纪当下小说的关联”。这种当代语境的强调所突出的社会批判意义，固然显示了文学研究的现实情怀，但却在不经意间遮蔽了这一论题所本该具有的历史维度。尽管对于研究者来说，以“新世纪文学”为支点，由此追溯到清末民初《海上花列传》等上海文学中乡下人的城市遭际，以及30年代《骆驼祥子》所塑造的背井离乡的城市流民，甚至新时期文学中陈奂生、高加林等人的城乡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试图建构“乡下人进城”这一论题的历史脉络，成就其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贯穿性主题”的历史使命。但在此现代性的叙事框架之中，“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中间有关“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却以其“另一种现代性”的历史面貌而被打入另册。这种意味深长的“盲视”，促使本文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问题。
对于建国初“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而言，“乡下人进城”既是文学中个体的见闻和遭际，也是整个国家历史转折中命运变迁的寓言。从农村根据地到城市政权的接管，个体进城的背后蕴含着整个国家“进城”的历史变迁，一方面，个体的乡土记忆与社会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规训，使得城市在“乡下人”眼中被叙述为“罪恶的所在”；另一方面，城市的物质主义诱惑及其整个国家工业化的现代性追求，又在不断消解这种“罪恶”的痕迹。这一切所包含的历史想象及其现代性的矛盾，都通过“十七年文学”中“乡下人进城”的历史叙述寓言般地呈现出来。
一、堕落的“进城者”及其城市文学批判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坛上，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及其所引起的文学批评，已然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明显个人（“小贸”）趣味的小说，讲述了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在“革命之后”与战争时期的不同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更多的个人趣味和“情调”，并努力培育工农出身的妻子也像自己一样“体验”城市生活。尽管小说最后，男女主人公各自经过调适又“重归于好”。但“失妇之间”的家庭矛盾所投射的“社会内涵”却昭然若揭。
作为是“‘当代’最早触及‘城市生活’和‘城市问题’的小说”，萧也牧毫无疑义地成为新时代城市问题的发现者。这位“问题小说”作者敏锐地感觉到“进城”所带来的生活环境与人的精神的“变化”。对于中国革命而言，“进城”无疑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时它也带来某种产生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的巨大焦虑。在此，身份的“重新辨识”在于，“共产党大批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引起社会生活明显地变化。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原来生活在城市，参加革命后到了农村，随着革命胜利再回到城市；另一部分原本就是贫苦的农民，如今进入了他们既十分陌生、又感觉新奇的城市，他们以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城市，而城市更以特定的文化氛围改造着他们。”正是这种双重的改造，为和平年代的城乡冲突平添了些许敏感的政治色调，《我们夫妇之间》便“对建国后生活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引起的生活波澜做了迅捷的反映”。正如小说所言，矛盾就发生在“进城的第二天”，这无疑隐喻着丹尼尔·贝尔（Dan-iel Beull）所说的“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小说集中体现了解放以前李克与张同志的和谐与融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故事本身开始呈现出解放前夫妻之间的“艰辛”却“和谐”，与解放后的“舒适”却“争吵”相对立的状态，并进而表达了借家庭的伦理矛盾讨论现实困境的问题意识。这种城市与乡村的交汇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生活习惯与观念的碰撞，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改造”与“被改造”的政治交锋，都广泛触及到“新的权力机构内部，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冲突”，以及“不同家庭出身、社会阶层和文化习俗的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
对于小说中的“乡下人”李克来说，城市其实是他的故乡，这里有他热爱的生活方式：游园、游戏、逛街、跳舞……。于他而言，伴随着革命成功所带来的欣喜，“返城”意味着尽情享受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尽管北京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到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街景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却是他所熟悉的城市消费元素。这些“熟悉”、“调和”的城市元素所散发的“强烈的诱惑”，让他“觉得分外轻松”，一种“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的感觉油然而生。尽管他也曾在革命和战火中磨砺，但他相信，革命所允诺的终极福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一并到来，并迫不及待地在他熟悉的“消费城市”中兑现这种承诺，“新的生活开始了！”然而在真正的“乡下人”妻子的眼中，城市的控制权虽然已经收入党和人民的手中，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还远未呈现出“解放”的面貌，这里依旧残留着旧城市的景观。也就是说，城市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带来新的“历史改观”，在其眼中依然是亟待改造的“剥削之地”，这里还存在着“剥削”和“不平”。比如“十三四岁”，“瘦的像只猴子”的“蹬三轮的小孩”，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的胖子殴打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西单商场皮鞋铺老板辱骂学徒，甚至还有“擦粉抹口红”，脑袋像“草鸡窝”的“女工”。面对城市景观的不同态度，夫妻之间的伦理矛盾恰恰在于“进城”与“返城”之间的不同价值选择。对于李克而言，“返城”意味着将自然化的城市景观重新“内在化”，面对城市的“压迫”与“不平”，他的淡漠溢于言表，小说将其鲜明地刻画为一个贪图享乐、忘恩负义而又冷漠无情的“市民”形象。而作为工农群众的“进城”，妻子张同志则基于乡村伦理和社会主义精神立场，处处表现出与“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的面貌，不妥协、不迁就“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立志要改造城市，作为性格中的两个极端，她的“粗言秽语”和对无产阶级“尊严政治”的执著，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基于“进城”与“返城”之间的不同价值选择，李克和张同志夫妻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发现彼此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在李克眼中，妻子就是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豹子”，随着城市日常生活的展开，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而至为重要的是，“妻子”在“丈夫”眼中逐渐丧失了“美感”。而在妻子眼中，“李克”则忘掉了革命年代艰苦朴素的个性，他“进了城就忘了广大农民”，开始对城市生活盲目崇拜，他的心“大大的变了”。
当然，作为新中国成立初“社会问题剧”的惯常结尾模式，小说不可避免地为这对“欢喜冤家”设置了夫妻和解的结局，以此表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城市改造主旨。尽管李克“自省”式的“和解”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但依然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诚挚，他感动于妻子在“小娟偷表”事件的妥善解决中对无产阶级“尊严政治”的维护，进而从“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这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他重新认识妻子及她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性。而对于妻子张同志来说，她也开始逐渐拆除与城市的紧张关系，认同城市的价值观，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蜕变”。小说中写到，她对“擦粉抹口红”，脑袋像“草鸡窝”的“女工”，“开始变得很亲近”，面对丈夫的调侃，她的反驳是，“她们在旧社会被压迫，迫切需要解放”，并反斥其为“狭隘保守”。于是，这里的“解放”便具有了意味深长的涵义。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中，她买了旧皮鞋，服装也变得整洁，粗言秽语开始减少，并“学会了礼貌”，在“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的名义下，她实际上已经在无形中“被城市改造”。通过这种“双重改造”的呈现，作者萧也牧力求不偏不倚地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双重批判”：“我”的思想感情里面，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分”；而妻子有着“坚强的阶级仇恨心和同情心”，却“有急躁的情绪”。而小说最后也设置了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结尾：“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抚着她那蓬松的头发……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到初恋的‘幸福时光’。”便是试图在此二者之间作出调和。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书写规范’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以略带喜剧化的方式呈现城市市民生活本无可厚非，更何况萧也牧业已服膺于《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要求，正如评论者所言，《我们夫妇之间》从意义系统上来看，其出发点仍属对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即“通过日常事件的叙述，将日常性提升至超验层面，表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解放区文学命题。但小说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叙事腔调”，在经历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风波之后的1950年代文坛，依然遭致了批评界的非难。因此，萧也牧的小说在赢得一片短暂的赞誉之后，不久便引来一阵批判的声音。陈涌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小说表现了“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对于陈涌、丁玲和冯雪峰等当时的批评家来说，萧也牧的“政治冒犯”无疑是不可原谅的“错误”。然而在批判的背后，重新去发掘萧也牧通过小说的叙述所提出的问题则显得意义非凡。现在看来，萧也牧所提出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进城”之后防微杜渐，杜绝城市的消费环境带给人的精神腐蚀的问题。
尽管小说之中，李克最后对自己的思想有所反省，对妻子也作出了某些妥协，但他改变的主要是自己对妻子的“思想认识”，在“具体行动”上并没有多大改观。这位“原形毕露的洋场少年”身上还残留着“病入膏肓”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而妻子张同志的转变却较之前者更具坚实的质地，城市生活使得她的“急躁冒进”和“简单作风”，连同她的“保守”、“狭隘”、“固执”等特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她从极端敌视、警惕城市生活到逐渐“开窍”，不再那么“偏激”，对女工涂口红、烫发也能看得惯了，穿起了旧皮鞋，也开始讲究起服装和仪态来。也就是说，她是“的的确确被城市改造”，开始“向都市投降了”。尽管在某种程度来看，小说被批判的原因在于第一人称叙事中包含的轻率感与价值倾向问题。但其实质在于，不能容忍无产阶级“被改造”的故事，不能容忍工农干部向城市认同，向小资产阶级生活认同这一完全与“解放区传统”相悖谬的态势。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城市的“丰富”面前，工农群众的“溃退”与“认同”，其“可怕”之处在于，它似乎让人得以洞悉无产阶级文化的某种“匮乏”，进而指陈无产阶级理想的“空洞”。小说中对“抹口红、烫头发、爵士乐、高楼大厦”等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符码”的宽容，并借此表明“城市日常性所包含的合理性”姿态，又似乎直指无产阶级的文化自卑感的“痛处”。
就此，《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的命运，其实昭示着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的批评生态：即预设了乡村改造城市（或工农群众改造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不能容忍城市改造乡村（或小资产阶级改造工农群众）。于是，在《我们夫妇之间》之后，俞林的《我和我的妻子》、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等聚焦“进城”后“家庭”和“夫妇之间”矛盾的作品，以“漫画化”的方式单向度地勾勒“堕落进城者”的丑恶嘴脸便不足为奇了。尽管后两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双百”时期“反官僚主义”的历史潮流，但却也极为严峻地揭示了城市对于“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空间的腐蚀作用。
二、社会主义文学的城乡叙事伦理
《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中堕落的进城者的故事，依稀包含着社会主义时代文学所蕴含的城乡叙事伦理。这种叙事伦理的形成原因可以直接归咎为文代会所确立的文学秩序。1949年文代会所确立的“解放区文艺”与“国统区文艺”的不同等级，并由此而隐喻着城市文学（或“小资产阶级文学”）与农村文学（或“广大工农兵文学”）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对十七年文学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一个起源于乡村的革命政权，城市因其裹挟的资本主义因素，而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文化所警惕。对此有研究者曾指出，毛泽东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指导下取得全国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快就把一种“毛主义”的城市规则运用到政治生活之中，“在毛泽东看来，城市不过是外国统治的舞台，而不像马克思确信的那样，是现代革命的舞台。正是毛泽东的这种观念导致了他强烈的反城市偏见，并相应地导致了他那种强烈的农民倾向：城市等同于外来影响，而农村才是本民族的。这种观念还使毛泽东对城市产生一种更普遍的怀疑态度，即认为城市是资产阶级思想、道德和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源。即使1949年以后，外国人早已离开了中国的城市，他的这种怀疑仍未消除。”因此，从一开始，城市就连同“中国历史中的病态肮脏”一道，被打上了摆脱不掉的“原罪”烙印。 这种显著的差异，以及背后所裹挟的意识形态诉求，显然可以追溯到在浪漫主义已降的文学表述。现代文学以来的城市作为社会衰败和道德罪恶的代表，不断通过堕落城市的隐喻，来突显拜金主义与精神危机的“反都市”主题。由此而生，在对城市的文学表现中，矛盾和爱恨交织的情况也由来已久。如论者所说，“冲突与矛盾：这也许是城市（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最迷人的地方，那就是它体现了人对自己创造的文明、自己所属的文化的矛盾情感——骄傲、爱、焦虑、仇恨。”从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到狄更斯小说中的“工业废墟”，再到波德莱尔的巴黎“恶之花”，西方悠久的现代文学传统，大体贯穿了一个“爱恨交织”的城市情感脉络。而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在乡村宗法社会的破解中延续了这一主题。从丁玲、茅盾等人的左翼小说，到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等，都通过“乡下人”失败的城市经验，表达出都市控诉的反现代主题，并由此彰显乡村与城市之间一目了然的情感倾向。
如理查德·利罕所言，每一次‘革命’都是对城市的一次‘重新表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虽包含了乡村文化的保守狭隘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规训，但其‘重新表述’之中仍依稀连接着此前西方现代文学的反都市传统。它们大多通过“乡下人进城”中城市景观的呈现，来“形构”城市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症候。在这些进城的“乡下人”眼中，城市往往是陌生而充满欺骗的所在。如在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第一部）中，有一段县里税务局同志向主人公王天来介绍的城市印象，小说这样写道：
在“三反”运动前，有些奸商市侩，企图走私漏税。他们天天和你混在一起，称兄道弟，用金钱美女向你进攻，如果你说没爱人，他们马上会给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姑娘。他们邀你上酒楼，见你喝醉了，会扶你进房睡觉，把你旧鞋拿掉，换上新的皮鞋。你手上是旧手表，醒来时，会变成一个顶好的手表在你眼前闪光。要是你失去警惕，就会被他们拉下陷阱去。
这里明显表达出一种对城市的恐惧（抗拒）心态，在其眼中，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城市是充满陷阱和欺骗的地方，能够引起人的堕落和沉沦。同样是写到“三反”、“五反”，在《上海的早晨》第一卷中，周而复曾写到制贩假药的奸商朱延年诱骗和腐蚀国家干部的场景。小说饶有兴味地描写了解放区老干部，苏北行署卫生处的张科长初到上海，遭遇他从未得见的消费空间，并落人朱延年的“干部思想改造所”的故事。在这个有关腐蚀和堕落的故事中，上海的城市消费空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张科长跟随夏世富光顾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舞厅之前，小说穿插了一段他们从“游乐场”到“大世界”的“城市穿行”描写，从而将上海目迷五色的消费空间展现在读者眼前。其中最意味深长的是他们遭遇“哈哈镜”的场景：
张科长站在镜子面前，大吃了一惊，那里面出现了一个奇矮的胖子：胳臂短而粗肥，腿也短而粗肥，看上去膝盖就要接近脚面，身子，不消说，也是短而粗肥，头仿佛突然给压扁了似的，眉毛、眼睛和嘴变得既细且长。……他几乎不相信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他好奇地又走到另一面镜子前面，上身非常之长，几乎占去整个人长度的六分之五，两条腿出奇地短，成了一个很可怕的怪人。……张科长在各种镜子面前，变成各式各样的畸形的人物……
这里极为明显地包含着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其中的“镜中之像”所透露的历史信息无疑是物质主义的挤压下人的“异化”的寓言。然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之外，又似乎暗藏着对乡下人进城的淡淡嘲讽。小说借着对一位即将被腐蚀的党内同志的深刻批判，顺理成章地表达了对不明就里的“乡下土人”的无情鄙夷，也在无意识间流露出城市写作者所暗含的物质主义优越感。小说接着写道：“他把畸形的身体所引起的喜悦隐藏在心底深处”，不由自主地跟夏世富走去。等到他们到达“七重天”时，“张科长感到自己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而舞厅里的场景也让张科长深陷迷乱和焦虑，并最终让这位“打了多年游击的老干部”落入了城市消费空间所编织的“享乐主义陷阱”。在此，小说似乎又回到了《我们夫妇之间》中有关“改造城市”还是“被城市改造”的无产阶级主体焦虑的问题所在。这种对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的恐惧，毋宁说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原初焦虑和寓言写照。城市的欺瞒与堕落，城市的商业和物质文明，作为资本主义残余的表征，不仅是现代性本身的“病灶”，更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圣洁性的威胁。
毫无疑问，城市的资本主义面目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象。于是在小说的叙述之中，静谧的乡村生活也不得不遭受危机四伏的城市的侵扰。在陈登科的《风雷》中，反动特务胡永贵被描述为在西安的一个工厂做小工，浩然的《艳阳天》中的范占山也被写成躲到城里伺机破坏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在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中，富裕中农许三财以及书中描写的偷盗农业社的行为都与广州城里的奸商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叙事策略清楚地表明：城市是物质丰裕的享乐空间，又是藏污纳垢的肮脏所在，是阶级斗争的严峻空间。由此，面对城市的诱惑，乡村群众的价值选择便显得极为重要。康濯的小说《水滴石穿》讲述的是“失败的进城者”重返乡村的故事，以此而证明乡村伦理的最后胜利。小说中的农村姑娘张小柳迷恋城市生活，然而在一段并不成功的“城市冒险”之后，她无奈地回到了农村。当被问及原来的对象（农村建设的积极者）能否与她和好时，小说中女主人公申玉枝这样反问：“你知果考上学校，进了工厂，找了称心的工作，或是你那个好同学一直跟你好下去，你还会想起他？你还会回来？”小柳的回答代表了叙述者的态度：“我是要回农村，要劳动，要建设社会主义，要挽回我过去扔了的前途！”这样的价值指向在很多长篇小说中体现得极为明显，《香飘四季》中的许细娇、《水滴石穿》中的小柳，以及《在田野上，前进！》中的周梅仙等等，这些人不愿意在农村劳动和受苦，往往就把自己的婚姻幸福作为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而纷纷与此前的农村对象分手。小说对这些人物的设置意在表明，城市不过是资本主义式的享乐和好吃懒做的地方，是那些不安心社会主义建设的农村女子逃避劳动的避风港。因此，她们的城市经历未能如愿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特定年代的政治氛围来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价值选择，具有生死攸关的意识形态意义。这是因为，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城市，已然成为阶级斗争和符号争夺的关键领域。在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中，当张骏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想到城市里去呢？”小妮子的回答是： 我没价到过城市地方，可我听见人们说过，那儿连个长草儿的地方也没有，连个透气儿的地方也没有，尽是房子挤房子车挨车，连走道儿都不敢放心大胆地走，哪如俺们乡下畅快！
接着小说这样描写道：
她瞪着那水灵灵的大眼睛，大概是在幻想着大城市里的情形。一会儿，又扭头向四外看了看，用更加快活的声调说：“俺们这儿多好！春天夏天，到处是青枝绿叶；秋天冬天，一眼看去没个挡头；又守着一条河……说实话，我就是爱在河堤上走道儿，我爱那景致，爱悄悄儿跑过去吓唬水鸟儿。还有，你们想：热天夜里，在瓜棚里一躺，在大宽场上一躺，风儿飕飕的，蛤蟆咕咕咕，那有多好！活儿累？生活苦？咱又不是资产阶级，要是没价活儿干，我还不痛快呢！还闷得慌呢！”
这里无疑是以审美的眼光对农村和城市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从而在一种对宗法制乡村“原初激情”式的浪漫主义想象中，达成了对城市物质文明的抽象拒斥。这种拒斥所包含的乡村坚守意味，顺理成章地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城市与乡村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合谋”。于是，意识形态的“锐教”，在一种对乡村伦理的“原初激情”式的迷恋中得到呈现。
三、城市的诱惑与工业化的“疗救”
尽管在十七年小说中，城市的“负面”形象几乎随处可见，但城市毕竟对于农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时曾流传一句谚语，“走了的都是英雄好汉，留下的都是稀松懒蛋”，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希望农民扎根农村，但严酷的事实却让部分农民脚踏田里，眼望城市，形成一股进城风潮。再加上彼时城市基本建设的急剧膨胀，盲目招工，更是加剧了“乡下人”向城市涌动的浪潮。“尤其是当这种浪潮与“工人”、“工业化”相结合时，城市的腐朽与堕落便开始“姻消云散”。
马烽小说《韩梅梅》中的张伟在省城当了工人，他妈妈感到无比骄傲和荣耀，见人便说儿子当工人了，她知道“当工人是最吃香的”。而在另一篇小说《一架弹花机》中，张老大和张宝宝因为购买弹花机而进过城，所以他俩回来后，全村男女老少聚拢到合作社院里，村民围着他俩，听他俩谈论城里的见闻。“合作社院里真象唱戏赶会一样热闹，全村男女老少进进出出，都来看省城办回来的货物。有的问洋火多少钱一盒；有的问颜料多少钱一钱；还有的问省城里怎个热闹，火车汽车是个甚样子……”在此，“进城”成为“见过大世面”的标志，而得到村民的尊重，这也反映出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好奇与仰慕。宋小娥就因为张宝宝从城里给她捎回了“一个红红的化学梳子、一个圆圆的小镜子，还有一本蓝色的硬皮日记本”，所以“每天总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偷偷看三遍，心里经常是热乎乎的，说不来是怎股劲”。这既是对恋爱中男女相互倾心爱慕的写照，又反映出小娥这个农村青年对来自城市的物品爱不释手，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造就了《创业史》中所描写的当时城市招工报考的场景：“当西安国棉三厂招女工的通知到了下堡乡。乡政府的大院子，拥挤着满院的闺女们。”“分配给渭原县的名额只有二百八十个女工，报名的突破三千了。光城关区就有一千多报名的。”许多像徐改霞一样的女青年期盼着能考进工厂，实现进城当工人的梦想，她们都是希望“奔向新生活的青年”。
基于城市既有的“负面”形象和农村的伦理位置，乡村与城市之间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选择，却因为“工业化”城市的横空出世而出现意识形态选择上的延宕和纠结，对城市物质主义的“原始欲望”也被召唤出来。这极为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创业史》中徐改霞的职业选择之上。在自己所爱慕的梁生宝和向往的城市生活之间，徐改霞的“延宕”显得意味深长。当她纠结于要不要去报考“国棉三厂”，进入城市时，小说中这样写道：
她的心沉重得很。她感动难受，觉得别扭。她问她自己：你是不情愿离开这美丽的蛤蟆滩，到大城市里去参加国家工业化吗？她心里想去呀！对于一个向往着社会主义的青年团员，没有比参加工业化更理想的了。听说许多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转向工业。参加工业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也吸引着改霞。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西安的工厂到县里来招人，愿去的还少，需要动员。但是一九五三年不同了，“社会主义”已经代替“土地改革”，变成汤河流域谈论的新名词。下堡小学多少年龄大的女生，都打主意去考工厂了。她们有一部分人，谈论着前两年住了工厂的女同学所介绍的城市生活：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用的什么、看的什么……团支部委员改霞从旁听见，扁扁嘴，耸着鼻子，鄙弃这种富裕中农的姑娘。她们要多俗气有多俗气，尽想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改霞考工厂不是为了这些。她打听到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
小说无意间触及到当时城乡之间的敏感问题，即“国家工业化”与“农村集体化”到底孰先孰后？当时，国家工业化建设已经逐渐铺开，城市开始向农村吸收劳力。小说之中，郭振山的三弟郭振江，就是“在城市向农村第一次要人的时候”，到西安电厂当了徒工。而蛤蟆滩“有名的俊女子”改霞也在犹豫，要不要“奔赴祖国工业化的战线”。尽管对蛤蟆滩的人而言，“进城参工”意味着现代化事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一种新的可能，意味着对古老人生模式的一次突破，具有十足的现代性意义，但对于农业合作化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二者又具有明显的冲突。这毋宁说是现代性本身的冲突。对此，小说的主人公梁生宝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一九五。年抗美援朝，把土改中锻炼出来的一批好青年团员，参军走了。今年这回纱厂招人，短不了又要把一批没家庭拖累的优秀女团员拉走。这农村工作，要是来个大运动，可怎办呀？”因此，作者柳青尽管通过小说这种形式，以一种略带保守的乡村本位立场表达了对城市的偏见，但其内在的目的却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即另一种“现代性的追求”。而且，作为一种现实政治，这对于当时城乡发展的政策也有一种政治辩论的意图，其背后也包含着对当时“国家工业化”的幌子之下，“农村青年盲目流入城市”问题的回应。
尽管“国家工业化”确实是“更要紧”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徐改霞报考国棉三厂这一献身国家工业化的“崇高思想”中，依然夹杂着对城市物质文化的迷恋。“工业建设需要人，是个事实，青年们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也是个事实。不过看起来，大多数闺女家不安心农村，不愿嫁给农村青年。”对于徐改霞来说，她所面临的无疑是一个人生的选择，城市抑或乡村，这是一个问题。“离开柿树院，住进工厂和工人宿舍里”，去享受“工人阶级的光荣”和“工业化理想”。然而在这崇高的理想之中，却又包裹着对城市舒适生活的莫名焦虑。改霞的心理活动已然暴露了这一点：“她似乎是追求工资奉养寡母的乡村闺女，她似乎是很希望嫁给一个在城市生活的小伙子。结婚对她，似乎只不过是每月几十块人民币，一双红皮鞋和一条时髦的灯芯绒窄腿裤子的集中表现而已！”因此，尽管改霞和生宝之间有着纯洁而深厚的情谊，但改霞的隐晦选择和暖昧态度，还是让梁生宝这位扎根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心痛不已，因为对于他来说，改霞已经“和庄稼人不是一条心”了。这种道德的选择，便是对他们之间爱情关系的终结性宣判。 作为一部合作化题材的农村小说，柳青的《创业史》站在乡村伦理的立场上，对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实践给与了极高的礼赞。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柳青也极为矛盾地表达出崇高的敬意和正面的历史叙述。小说展现了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西安这座城市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西安市郊到处是新建筑的工地，被铁丝网或板篱笆圈了起来，竞赛红旗在工地上迎风飘扬。衰老的古都，在一九五三年的春天，要开始恢复青春。马路在加宽。同时兴建地下水道和铺混凝土路面。城里城外，拉钢筋、洋灰、木料、沙子和碎石的各种类型的车辆，堵塞了通灞桥的、通咸阳古渡的和通樊川的一切长安古道。”小说最后，在与农村合作化几乎平行的历史线索中，作者也畅想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远景：“一九五三年春天，是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大地解冻以后，有多少基本建设工地破工了呢？有多少铁路工程进入施工阶段了呢？有多少地质勘探队出发了呢？有多少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握别了多年一块同甘共苦的同志，到筹建工厂的工地和新认识的同志握手交欢呢？有多少城乡劳动者放下三轮车、铁锹和钁头，胸前戴上黄布工人证，来到铁路工地和基建工地呢？”这无疑也印证了柳青关于城乡之间互动联系的思考。1955年他在写给陕西省委书记《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信中就曾建议：“陕北应当结合自然和气候条件，改变土地经营方针，可以种植苹果，利用黄河水利条件兴建水电站，经过土地经营方针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延安、绥德、榆林三地将成为工业城市。”确实，只有“工业化”作为一种“健康”的城市背景，才能得到社会主义文学的推崇和礼赞。这就像王汶石笔下的黑凤（《黑凤》）设想着将来会有无数排列成行的高原的铁塔，电线，拖拉机，康拜因，渠道，流水，像小城一样布满楼房的新式村庄。《艳阳天》里的萧长春心里则有一幅“全县、全北京郊区、全中国都是一个样儿”的东山坞的未来发展图。同样，《三里湾》里的“民间画家”老梁描绘出一幅“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的未来美景。这些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远景。
四、“工业化”与城市的新景观
由于“工业化”追求的出现，城市的景观在十七年文学中出现了一个“逆转”。尤其是从《创业史》到《金光大道》等农村题材小说中，剧中人物常常在“国家工业化”与“农村集体化”这双重合法性的价值选择中纠结徘徊，从而使得城市这个“缺席的在场”时时散发着“致命的诱惑”。究其原因，这种“致命的诱惑”理应归结为由来已久的左翼传统中农村题材作家对城市的某种“狭隘”想象，即在对城市的抗拒中誓死捍卫农村的合法性和乡村本位主义。然而，在工业题材文学中，这种坚强的执守显然出现了某种松动，即城市的合法性逐渐得到伸张。比如，在艾芜的小说《百炼成钢》中，曾有这样一处描写张福全的段落：
张福全原是在乡下做过多种职业的，种地，赶车，以及在小镇上作杂货店的伙计。他父亲有点田地，可是并不怎样多，得再租一些地才够耕种。土改后分得了土地，可因家里弟兄多，劳动力还是有余。等到招募工人的消息传到乡下，张福全自己计算一下，做工人确比农民赚得多些，同时也觉得工人已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个光荣的工作，也很吸引人，便挟着雨伞，背个包袱，跑到工业城市来了。
显然，在作者看来，张福全身上还残留着“农民的弱点”，因为：
一当他轮休回到家乡去的时候，低矮的房屋，晚上倒亮不亮的油灯，使他感到了闷气。村里人都用尊敬和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使他得到鼓舞，他明白并不是因为他穿的服装，深蓝而又崭新，倒是由于进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有着一种光荣。何况乡下没有评剧，没有电影，没有收音机，而这些都市的娱乐，却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少的东西了，他很快回到了城市。
在张福全眼里，评剧、电影、收音机等都市娱乐的吸引力，远胜于乡下“午饭后躺在树荫底下，惬意地睡一觉”的悠闲生活；此外，乡下那“低矮的房屋，晚上倒亮不亮的油灯”，也让他觉得闷气；而“村里人尊敬、羡慕的眼光”，又让他感到了工人阶级的无上光荣。如果说张福全是一个身上有着农民弱点的城市工人，其价值选择来自于某种物质主义的欲望，和对“工人已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的算计，那么同样来自农村的城市工人秦德贵、李少祥，则在其“社会主义新人”的意识形态假设中从容地屏蔽了张福全式的城市物质主义想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工业题材文学所呼唤出的“城市里的梁生宝”，或“工厂里的高大泉”。他们来自乡村，却献身城市，其价值选择所折射的社会征兆耐人寻味，也使我们得以重新评估《创业史》中徐改霞的价值选择所留下的理论难题，并为城市工业和生产的合法性作出合理的辩护。
如果说在《创业史》等农村题材小说中，乡下人对城市的渴望多是被当作对物质主义的向往而予以负面呈现，那么在《百炼成钢》、《乘风破浪》等小说中，城市的合法性则得到了极大彰显，尽管城市的欲望在此搁置不谈，或是在反面人物身上才偶有表现，但其价值选择至少开始呈现出城市和乡村兼顾的态势。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不是进城的“乡下人’，然而他们身上却一扫李克式的腐败堕落，也遮蔽了徐改霞式的情感纠结。他们有着朴素的农民气质，亦具有崇高的社会主义工人品质，热爱劳动而又关心集体，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作者让他们处处表现出“城市里的梁生宝”式的政治觉悟，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草明的《乘风破浪》中，当李少祥准备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时，小兰向其倾诉了自己的担忧，并说出了乡下人对城里的渴望：“人家说城里的水和乡下的不一样，人们喝了城里的水，就不喜欢乡下，只喜欢城里，把乡下忘记啦。”然而，与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人们逃离乡村，拥抱城市物质生活不同，李少祥留下的却是对乡土的承诺：“城里的水喝上十担、一百担，也不会变心。”他的选择也得到了李大爷的支持（在此，这代表着传统伦理的首肯），“乡下人去建设祖国，工业化，这是好事，少祥他们这些孩子会好好干的。”尽管在此之中，这种城市与乡村的伦理选择和价值焦虑依然存在，但城市的负面形象终究开始隐去。在工业题材文学中，城市作为现代性的表征，不再是“在瞑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的“怪兽”，而是“宽大的柏油马路”，“林园似的学校”和“云烟冲天的工厂”组成的“童话的国度”。这个崭新的“童话国度”不禁让这些以城市新主人身份入驻的招工农民充满希望，城乡二元制背景中所衍生的有关金钱、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政治”，被投身工业化的伟大豪情所“屏蔽”。于是，诸如《我们夫妇之间》、《上海的早晨》等小说中作为消费城市残余的城市物质主义，也被工业题材文学中的“公园”、“工厂礼堂”、“工人俱乐部”等新的（也更卫生的）娱乐空间所取代。就这样，在一种勤俭和美德、抑制消费、张扬劳动与生产基础上建构的城市，呈现出了一派不同于以往城市的新特征，这种‘斯巴达式’的“生产的城市”已然超出了既有的城市类型分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扩大了的乡村”的迹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理论家詹姆逊这样评价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城市实践，‘他愿意中国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超英赶美），却同时希望将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科技所附带的社会后果——经济、金融和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文化及审美意识形态等——拒之门外。虽然这种现代化模式推行了很短的时间就显出了其乌托邦的性质，但它毕竟支配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的中国社会发展。其间，中国工业产值大幅提高，国家致力于现代化，却用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代替经济方式和手段，干预、限制其自主性，因此，尽管此时中国社会城市化比例较历史有相当的提升，城市人口激增，但城市的性质，却更多地回到前现代形态（即以行政和军事为中心的形态，正像他所说的，这种城市将“乡下的乏味，农村的愚昧——被保留下来，但只是被转移到一种不同的城市，一种不同的社会现实”。这种新的城市的建构显然与新中国的物质匮乏有着密切关联，但也显示了它改造旧有“消费城市”的巨大决心。 “工业化”的意识形态烛照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新的社会主义城市景观在腐朽堕落的“旧城市”之外“浮出历史地表”。在浩然的《金光大道》中，有一段来自芳草地的农民畅游“新北京”的描写，小说也借此呈现出一派新的完全不同的城市叙述：
过去，像这样的胡同，到处都是垃圾、粪便，还有连庄稼人见了都捂鼻子的臭水沟；如今都变成了平展展的道路，不要说什么脏东西，连一片纸、一个石头子儿都没有。过去，这类的胡同里拥挤着许多用厚纸片或杨铁叶子搭成的小窝棚，东倒西歪，破破烂烂；如今这些拆走了，变成了一排简易的新房。原初是高耸云霄的脚手架，不久高楼大厦要在那儿落成。过去，这类的胡同里，活动着要饭的、叫街的、算命的、打架的、耍酒疯的，乱乱哄哄，吵死人，烦死人；如今，这里安静极啦，除了远处的汽车喇叭，近处院子里传出的收音机唱歌，一点响动没有。偶尔过往的挎篮子买东西的妇女、背书包的小孩子，也是穿戴整洁，满脸笑容。
在他们的视野中，城市并没有《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1950年）中的“我的妻”所感到的陌生与异样，相反，城市却如乡村般安静祥和：
新修起来的百货公司，粉刷一新的铺家门面，一个挨一个，橱窗里摆着五光十色的货物，从玻璃门进进出出，都是买东西的入。人群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打扮，也有农民装束，还掺着一些穿着长袍、包着头巾的少数民族，以及肤色白的，或是黑的外国人。他们随意观看，自由行走，一个个都是从从容容的。买东西的人表现着放心、信任，售货员流露着热情、诚恳。……
小说的主人公高大泉将其归咎为“人们思想的变化”。确实，“三反五反”之后的城市，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呈现出一派新的城市景观。当然，这种有关“解放”和“新时代”缔造的堂皇叙事中所包裹的意识形态烙印也是清晰可辨的。在荡涤了旧时代的污垢之后，这里没有霓虹灯，没有歌舞厅和爵士乐，没有目迷五色的都市景观，更没有奇装异服的城市人群，“城市——资本主义——堕落”的逻辑也开始渐次消解。尽管在保守的乡村伦理看来，它依然“不如咱们乡下出来进去方便”，但鲜明的阶级归属感却油然而生，正如小说中吕春江所言：“天下是咱们的了，大城市也是咱们的了。”刘祥也感慨道：“过去一提大城市，我就又怕又恶心。这回一迈进城门，就觉着到了家一样。”此处，作者并没有一味“延宕”他们的“城市穿行”经验，而将高大泉他们迅速引入火热的城市工业生产劳动之中。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他们惊奇地打量着新出现的现代化、机械化的纺织厂和面粉厂，参观了工人们“动人的劳动场面”。这些工业景观的描写并没有展现出浪漫主义作家们所声讨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人的对立与压抑迹象。面对这充满现代工业文明色彩的城市景观，高大泉这“钻惯了高粱地的庄稼人”虽然也感到“好奇”和“惊愕”，但却同样感到这些景观是“光辉灿烂的”，“任何机械发出的声响”都成了“最动听的音乐”，甚至，“他那活泼的思绪”也“象长了翅膀”一样，“腾空展开，飞向四面八方那些想象中的美妙境界”。这无疑透露出“未来主义”式的城市工业膜拜。
结语
如前所述，如果说萧也牧等人笔下的堕落进城者的故事，所折射的是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城市文化的自卑感和焦虑感；那么到了《创业史》等小说中，以徐改霞为代表的“乡下进城者”，则开始突显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堕落城市的“疗救”意义；而到了艾芜、浩然等人的作品中，城市的负面形象几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工业主义”的“胜景”。因此，通过对“十七年文学”中“乡下人进城”的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中，“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暧昧的所在。它一方面象征着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压迫力量，是腐朽和堕落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指涉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前景，暗含着建设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理想。这种“工业主义”的历史祈愿中，无疑包含着有关城市的现代性悖论。
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掌握国家政权之际，在其展开的社会主义想象中便明确提出了将“消费城市”转变成“生产城市”的举措。也许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才能使城市的原罪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中得到荡涤。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所谈到的，“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特征，而不单纯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问题。中国新的领导人想摆脱上述种种城市罪恶，重建新型的城市——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的、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结合的、经济上可靠的地方；减少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城市顽疾。”这种“斯巴达式的”“生产性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指涉的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及其建构的“历史祈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及其所连带的“生产”和“劳动”的纯洁性所造就的乌托邦色彩，毋庸置疑地使得作为国家理想的“生产城市”被寄予厚望。于是，这种“工业化”毕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与悖论。对此，有学者曾这样阐述毛泽东对待现代化问题的矛盾心态：“他知道他的国家需要现代化，但又担心现代化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颜色’，后者是他所不喜欢的。他愿意中国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超英赶美），却同时希望将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科技附带的社会后果——经济、金融和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文化及审美意识形态等——拒之门外。”这表现在他对城市的认识上则是，“必须抑制和防范资本主义（后来还有‘修正主义’）因素对社会的侵蚀，新中国的城市发展只能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超出这个目的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温床”，“当局的城市观是要把城市完全限制在单纯的工业化的概念之中”，“实际上，工业化与城市文明形成了一种矛盾；对毛泽东来说最理想的情形是既能够得到前者，而又抑制住后者，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同样，在一篇重读工业题材小说《乘风破浪》的文章中，李杨教授也借此分析了这种“社会主义”与“工业化”两种现代性之间的矛盾。然而，将此现代性矛盾放在社会主义城市的视角来观察，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毛泽东那里，只有“生产的城市”才是健康的城市，这一方面来自于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在“追英赶美”的意识形态争辩中所承受的“落后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马克思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叙述，即只有劳动的神圣才能缔造生产的纯洁。于是，在城乡冲突的视角中分析“十七年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则无疑有着别样的意义。借此，我们得以廓清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并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城市及其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