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文化史的研究既要关注史学理论,也要重视文化理论,这对于中国的当代史学特别是文化史学科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加强“文化研究”理论的引入,有益于文化史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重心的转移,有利于文化史研究者思维方式的更新。
关键词:文化研究 中国 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史研究都取得了累累硕果。各门学科对于史类研究的热衷,凸显了文化史的魅力,也使得关于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景色斑斓、众声喧哗。作为文化史,是它的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它主张历史书写与社会文化理论的融通,注重历史过程与历史语言的交错互呈,强调从整体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在具体时空的展开过程及其互动关系。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在上个世纪显出强劲的势头,是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先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伴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兴盛。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文化史既关注史学理论,也要重视文化理论,对于我国的当代史学特别是学科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作为跨学科的领域,文化史学渗透了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充分体现出开放性特点。史学范式理论引入,有助于我国文化史研究整体结构、整体格局的变化,有益于文化史研究主题的拓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史学科有所裨益。
20世纪末,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其中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回顾历史,当文化史研究在欧洲启动时,我国仍然在历史的故道上徘徊。直到两个世纪后的20世纪初年,西方的文化史学才传到我国并引动我国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尚书》以来的浩瀚历史典籍因此成为古代文化史的素材渊薮。然而,古代史籍富于文化现象记述的事实,并不意味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以前已经成立。确切地说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这种转变表现了一种强大的趋势。“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这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梁启超是一位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而言的启蒙开拓性人物,早在1902年,他就深刻地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梁启超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从而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虽然梁启超终未撰成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但其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令人钦佩。他断言:“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他的锐利言辞,揭示了东西方古典史学与中世纪史学的文化本性。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20世纪初年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注意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首倡研究文化史的当推李大钊。李大钊思想的出色之处在于:首先,他打破传统史学的构架,赋予文化学和文化史研究的独立地位。其次,他强调文化学与文化史研究的综合性,即对有关文化的诸种特殊现象,应该看作一个整体,加以综合研究。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精神,唤起了民族自信心。
我们用这样一种史学范式转型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史,拓宽了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且让文化艺术深深融入了社会和时代的血脉。然而,文化史研究固然视野宽广,却绝非泛漫无际,它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在这里,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导致艺术自身发生根本性嬗变的动因,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这一思维线索,确定了文化史与传统史学以及其他专门史的不同风格和路向。这种方法对文化史做出了逐本求源的真理探寻,整个文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可得到真实而准确的再现。古代的印度几乎完全没有可靠的历史和年表,但留下英雄的和宗教的诗歌,使我们看到印度人的心灵,就是说看到他们幻想的种类和境界,看到他们梦境的范围和关系,参悟哲理的深度和由此引起的迷惑及宗教与制度的根源。而我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易经》、《诗经》、“诸子百家”学说、唐诗宋词……这些标注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印记的文化瑰宝,这一价值取向正是文化史研究体系的交叉点。
当然,文化本身作为考证的起始依据,也就避免了文化史混同于一般的政治史、经济史、风俗史、哲学史,追寻艺术是它最终的归宿,这种方法研究的结论正是标准的文化研究。文化的风格是建立文化史的纬线,时间流程就是建立文化史的经线,社会发展则是影响文化史的天时气候、日月风云,是我们人类社会历史的万花筒,绚烂而美丽。文化史的研究价值究竟何在?可能是从中挖掘和窥探时代的精神、教化和改造人类社会的“灵魂”吧。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局限于文化本身的面目来研究文化史终不是“史”的最高和本质的要求。
古老的汉字跨越数千年时空,至今仍充满着旺盛生命力和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汉字是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经过漫长演变而成的方块字,通过象形、会意等构成手段来传达特定的表意性。文字具有图形化、符号化的表现特质,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视觉元素。各国各民族的文字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英文字母的简洁明了,汉字与埃及文字的象形、会意,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独具一格的艺术语言。这些文字在进行海报与标志的设计中应用尤为广泛,著名的可口可乐公司就是在英文的变形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但符合视觉上的识别性,同时也达到了美观的效果,并且将可口可乐公司旺盛的生命力与火热的民族激情完美地融入到了设计之中。文化元素作为设计艺术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各种文化元素之间互动的结果,是具象与意象、形式与理念的有机结合,极大地增强了文化厚重感。在充分理解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设计艺术进行创新和拓展,将有助于设计师为民族设计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并不完全与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步,虽然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社会习俗、经济、政治等的影响。因此,文化史的发展与社会史的发展也并不完全吻合。这就像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而人类的语言、文字并无多大变化,甚至有时还会出现意识行为的复古与返祖现象。文化史研究综合了不同学科的学术立场和视野,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献学、地理学、生态学都成为文化史研究借鉴的领域。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史并不是一个范围或内容的问题,而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既不是形而上一路,也绝不是形而下的。它研究物质,一定要看到其间内隐的精神;它研究精神,一定要注意它物化的外显的形态。这样的思维方式,赋予文化史研究新的色彩。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课题都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因此有越来越多可以包括在文化史领域之内的话题出现。以上特点赋予文化史活跃的思维和宽广的视野,文化史研究之所以生机蓬勃,文化史论著之所以具有广泛吸引力和极大魅力,其奥秘正在于此。如果一个学科不吸收其他学科的东西,不对其他学科发生任何影响,它自身就不能发展,就没有前途与意义。确切地说,文化史是透过创造而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智性形式。历史越是向文化研究靠拢,文化研究越是向历史研究靠拢,双方的得益便越大。作为文化史家可以用一切方法从任何可以设想的角度去研究作品,去研究往昔人们对它的态度,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其与一般历史学家的区别仅在于以艺术作品为出发点。此外,我们还需将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经验融入其中,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文化史还应是以文化为出发点研究人类历史及人类智慧模式的学科。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每一个层面、每一种因素都与周围其它层面、其它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借助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综合性与整合性,对于推动文化诸层面、诸因素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也需看到,文化研究理论的这种整合性无论怎样重视与其他因素的关系,都是围绕文化这个核心而展开的。这就提醒我们,在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开展文化史研究的同时,必须超越文化研究理论,不能局限于文化史本身,更需对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有整体的把握,这样才不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才能对历史做出较为合理的评价。我国文化史研究以其巨大的成绩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深刻显示了它在充满魅力的同时,也充满巨大困惑。困惑来自于它的研究对象至今还具有一种恍惚性和不确定性,缺少相对清晰的边界,文化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而所有这一切都确切无误地表明,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化史所面临的问题有其特殊性。在跨学科整合已成大势所趋的今天,当我们说“文化史是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历史”时,如何定位文化史就不单单是作为文化史的问题而存在,而是作为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在内的整个历史学所面临的问题而存在。正是这样一种学术思路,使文化史研究有别于以观念层面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史、思想史,也不同于以“物”的研究为主的工艺史学、科技史学,更与那些做具象陈列或拼盘式组合的“文化史”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仅就史学而言,就有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众多子学科,相关领域的距离日渐拉近。学科交叉对于学术创新的意义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而无论是文化研究所擅长的在学科交叉处开花结果的特点,还是它本身所兼容的多种学科的多样化研究方法,对于文化史研究无疑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总之,文化史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文化史的研究作为目前国外学术界富有活力和创性的学术思潮和学术理论,是适合我国语境、适合我国历史研究需要的。通过考察文化研究的产生根源及其对于我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不难看出,文化的研究引入中国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对于研究重点的转移、领域的拓展、思维方式的转化、研究方法的丰富将会起到积极影响,这不仅是由史学多元化发展趋势决定,而且也是文化史研究的综合性与整体性特征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司海超,女,1973―,河北唐山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在职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动画与影视广告教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唐山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