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武简介：中国摇滚乐手，北京人，唐朝乐队主唱，曾发表唱片《梦回唐朝》、《演义》。少年时学过画画，1988年正式组建“唐朝”，他在当时是北京摇滚乐圈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先后组建黑豹，不倒翁等乐队。
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七合板”乐队歌手的崔健过生日，一大帮朋友没地方可去，就到了当时“不倒翁”乐队成员之一的丁武家。在位于北京芳草地的某个居民楼的一楼，两三百人的规模瞬间就把丁武家挤满了，人群又从楼道到院子、从一层到六层弥漫开去，大家喝酒、唱歌，吉他、音箱、鼓甚至脸盆、饭盒都派上了用场，一直玩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结局是丁武被警察叫去，最终只能以中午之前搬家走人收场。时隔近30年后，丁武以此事件画了一组四联幅的油画，起名曰《第二天就出事了》，并把它作为他第二次个展的名字，戏谑又诙谐。
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东京画廊，这些承载着丁武私人记忆的画作铺满了白色的简约空间。当他坐在角落里接受采访时，有来看画展的年轻人好奇而假装不经意地放慢脚步，似乎隐约感觉眼前这个长发飘飘的中年是个大人物，但又狐疑不确定。
无法复制《梦回唐朝》
记者：在你写的展览自白里有一句，“这个世界有时不接受我，我跟他抗衡的时候他背叛我；但是我如此爱他，所以我不曾抱怨。”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到了某个人生阶段以后，开始学会和解了？
丁武：有一点，因为抱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我依然会看不惯很多东西，不过心态改变了不少，很多东西也能理解能接受了。比如别人的做法比较偏激，或者不按常理出牌，或者违反了道德观念，现在我都可以容忍。我自己也不会特别主动地去介入他人的生活或事件，基本上保留我自己的小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人都有两面性，如果你控制不好压抑不住的话，这种邪恶的自我就会冒出来。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慢慢演变进化过来的。
记者：你也曾经经历过那种特别偏激的阶段？
丁武：是的，那是年轻时出于对自我的挣扎和不满，内心会有这种情绪出来，但是我没有把它释放出来，而是基本上把它释放在我写的歌词里了。比如我今年就写了一首歌叫《大象不抱怨》，我希望专辑年底能出来，我能从头到尾做一个制作人。
记者：你在20多岁做摇滚乐时，那时是非常有姿态感的。这一点在你身上是比较矛盾的吗？
丁武：不矛盾。其实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唐朝》所表现的东西，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矛盾，那么愤怒，完全没有那么刻意地做。而且那张专辑在那个年代比较适用，但是不能复制的。如果现在我再写《梦回唐朝》这样的歌，没有人会去感受那么多，也不见得能被现在这个市场接受。那个时候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前期，太多的人感受到压抑，正好在那个时候释放了、爆发了，所以摇滚乐只适合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人们更需要自我审视，需要能展现个性的东西，和那个时候的群体感觉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做音乐和做艺术都不能刻意复制自己，复制以后就变成迎合市场，变成一种商品了，这是我不想要的。
记者：你在青春期觉得迷茫或者比较焦虑的情绪，以现在的心境来看，当时是不是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丁武：应该是吧。之前其实我也没有经历过真的大起大落，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幸运、比较平淡地就过了青春期，只是压力可能过早地给了我，因为我创作了，只要你创作就会有压力，只要你站出来就会有压力。我理解了这种压力是必然的，比如我在北京做音乐那段时间，没吃没喝没地儿住，都是太正常的事了，在五道口演出后没车坐，就走路走回南边的家，实在太累了就在半路的桥洞下睡一觉。当时也不觉得是苦，是必然，只能这样。因为没有别的选择，现在觉得有这样的经历挺高兴。
摇滚乐并没有真正辉煌过
记者：从“唐朝”最火的时候，到2000之后，你个人感受到整个环境的变化对音乐对摇滚乐的影响吗？
丁武：还是有一些影响，不过其他人怎么说怎么理解中国摇滚乐，我都不管。因为说法不一，认知度不同，有些是旁观者，有些是身在其中，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完全可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态度。这些都不会影响到我，我只知道我该做什么，哪些事情我不该做。
记者：那你在做什么？好像之后听到你的声音少了。
丁武：对，我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很多人认为中国摇滚乐在那个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现在没落了。我已经说了上百遍了，都不想再提了，我觉得那个不叫辉煌，那只是人们认为的辉煌，它基本上是比较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中国的摇滚乐没有体系，只是从西方拿过来的。但是我也不需要过多地去解释，这需要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等体制、各方面的法律健全了，才能成就所谓辉煌。但是当时摇滚乐在文化方面起到一个作用，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个是可以肯定的。
记者：国内唱片工业的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在版权保护方面的力度还比较弱，你那个时候是否觉得自己深受其害？
丁武：现在也仍然在深受其害。那时候中国才有几个冒出头的乐队而已，大部分的音乐人都非常惨淡，不能通过音乐养活自己，我也挺愤愤的，但是也没有办法。一般来说当乐队成功以后，乐手的下场都比较惨淡，因为唱片公司会看中歌手，可以让他发行专辑，但不会签乐手，这导致乐手可能没几年就不干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你也没办法，不是乐队主唱能决定的事情。也有很多唱片公司找我谈过，我对对方说要签就签下我的整个乐队。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一个人发个人专辑，或单独去哪演出，我要对我这些老哥们儿负责任。中国摇滚乐的下滑，不光是市场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存在，比如唱片公司也同样有问题，他是商人，他只能站在商人的角度考虑，投资没有回收，只能放弃，现在唱片公司的老板都做生意去了。
记者：现在唐朝乐队怎么样？
丁武：我们算一年演出比较多的，演出市场比唱片市场好，唱片产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唱片录了也白录，我们有时候就说，录张唱片就像印一张名片一样。
记者：你们现在和过去的那群朋友聚在一起时会不会聊过去？
丁武：谁聊过去呀，都是聊你家小孩多大了，最近身体怎样啊。谁还聊过去，这个东西都在心里就好了。
用绘画来整理自己的思绪
记者：现在你不仅做音乐，还开始画画、做个展，在这些描述你成长经历的画作中，你说是想通过绘画来整理自己的思绪。是不是人到中年的缘故，这种“整理”对你个人来说特别重要？
丁武：其实我最早就是学美术的，毕业后还当过一阵美术老师。我现在画的这一批画都是画我童年记忆里一幕一幕的小事，虽是个人的记忆碎片，但场景有时也会跟当时的社会和时代大环境息息相关。童年在我的记忆里比现在要纯粹美好，跟物欲横飞、科技发达、资讯广泛的现在比起来完全不是一种感觉。画画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对这些画也没有考虑太多，不考虑它是不是有当代性、有没有市场，我考虑的是我自己画的时候是不是感动，是不是觉得有意思，它们能不能给像我一样经历过文革后期的同龄人传达出一些信息，形成一些共鸣。
记者：现在你每天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丁武：我的生活很规律，结婚那么多年以后不熬夜了，发现早晨的时间多了，画画、做音乐，然后学一些东西，软件、制作，声音的处理，前期、后期制作，美术、印刷等等。我希望能自己学会一些技术，能参与到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
记者：放在音乐上的时间呢？
丁武：我们乐队一周还会有两三次演出，或者是参加音乐节什么的。我的目标就是一两年能办一个展览，音乐上可能出几张专辑，以后会做一些电影音乐，我的舞台就在这儿，我一直想通过这个舞台做一个视听的结合。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
丁武：比较中性。很多东西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容忍，我自己也不会特别主动地介入他人的生活或事件中去，这跟年纪有关系，年轻时可能活动力更强一些，表达力更爽朗一些。现在我基本上保留着我自己的小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责任编辑：韩春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