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湖南省文物局组織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对长沙市博物馆藏文物进行了鉴定。在鉴定过程中，馆藏四把东汉铜尺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因为在以往与度量衡有关的书籍和图录中，只是记载了湖南省博物馆藏有诸多尺子。这些尺子均出土于墓葬之中，并伴有其他文物出土，可以确定其准确的时代特征。四把尺子按照纹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几何纹；一类为鸟兽纹。现分类予以介绍。
东汉几何纹铜尺（图一），长23.2厘米，宽2厘米。腐锈，断二处粘补，边沿稍损。铜尺正面饰几何纹，其中一端饰重叠菱形格纹，另一端有孔，背面无纹。铜尺刻画有十个寸格，每格一组单独的纹饰。寸格长度不等，两端最长。1980年长沙市工农桥房地局M6出土。
东汉几何龙纹铜尺（图二、图三），长23.8厘米，宽2.1厘米。两头残破，边沿稍损。铜尺正面饰几何纹，一端有孔，背面饰两条相向的飞龙纹。虽然龙纹刻画得非常简单，但是却将龙的形态最大化地表现出来，这也是难能可贵之处。这把尺子与工农桥房地局M6出土的尺子一样，标明有清晰的十个寸格，每格一组纹饰。1978年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M52出土。
东汉彩绘鸟兽纹铜尺（图四、图五），长23厘米，宽2厘米，厚0.35厘米。稍剥落，边沿处修补。正背面都分为十寸，寸与寸之间长度不等，两端较长。一端有孔，每寸内都刻画各种形态的鸟兽纹，纹饰古朴、粗犷豪放，不拘泥于写实，与东汉画像砖的图案风格相似。铜尺表面还留有红色彩绘痕迹。1980年长沙市工农桥房地产局M6出土。
东汉鸟兽纹铜尺（图六），残长21厘米，宽1.9厘米，断残三截，锈蚀。尺子正面共有八寸保存完好，一端有孔，每寸内都刻画各种形态的鸟兽纹。寸与寸之间均以竖线分隔，第一寸两端和六、七寸间均以双竖线相隔，双竖线之间刻画三角形纹饰。背面由于磨损严重无法得知是否有纹饰，但仍有寸格凸显。1977年长沙市九尾冲中药二厂M1出土。
根据上古传说和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定，我国在氏族社会便开始了测量长度的活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依靠自身的手、脚、眼等器官来判断事物的长短、大小及事物之间的距离，并用绳索、树干等物来测量长度，用迈步来测量地积。在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房屋地基以及木构件、木石农具和陶质用具上的纹饰等都是早期测量长度的最好见证。除此之外，《大戴礼记·主言》中：“布指知寸，布首知尺，舒肘知寻，十寻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孔丛子·小尔雅》中记载“举足为跬，倍跬为步”等，这些都是反映早期长度测量的记载。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身为度，称以出”、“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说明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确定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长度作为统一的测量工具，而这应该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件具有权威性的长度标准器。国家出现以后，这些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测量，而是有规定的单位，并制造和颁布了具有法制性和公证性的专用测长工具。夏商周时期关于尺度的记载多有论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丈”下云“十尺也”，注曰：
“周制八寸为尺，人长八尺，故日丈夫。”蔡邕《独断》卷上云：“夏……十寸为尺”，“殷……九寸为尺”，“周……八寸为尺。”也有人考证，西周时八寸为尺属小尺，以咫为单位，十寸为尺是大尺。除了文献多有记载外，在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两支牙尺和一支骨尺，这三支尺子属于我国目前最早的测长工具，传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其中骨尺长17厘米，尺面刻十寸，牙尺分别是15.78和15.8厘米，尺面刻十寸，每寸刻十分。
根据考古发掘表明，至今在我国暂时还未找到春秋时期的尺子，因此无法得知春秋时期一尺有多长，期待后续的考古发掘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所知的战国时期尺子质地有铜、骨、木等，数量也较少，共有五支，这些尺子经过计算后，一尺约合22～24厘米之间。丘光明在《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写到：“就目前材料来看，战国每尺仍沿用23.1厘米为宜。”
西汉时期的尺子历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只有十支，有铜、木、竹、骨、铁等质地，其中竹、木尺制作简陋，仅仅刻有寸而无分，各寸格之间也不相等。在这些尺子中，有八支尺子长度在23-23.2厘米之间，与秦尺23.1厘米并没太大差距，这也印证了汉承秦制之说，因此西汉的尺子长度为23.1厘米。
新莽时期测量长度的工具，现在只有两支卡尺和一支铜丈。丘光明在《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与这一时期的铜量进行对照，确认一尺的长度也是23.1厘米。
据《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一书的统计，东汉时期的尺子共有八十五支，其中经过科学发掘的有五十一支，并且在此书中还将东汉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鸟兽纹铜尺，这一类共计十五支；第二类是几何纹铜尺，共有二十一支；最后一类是骨尺、牙尺，计二十五支。这三类尺子质地、纹饰不同，出土地点也有区别，其中前两种铜尺主要出土于湖南、安徽两地，并且均以图形分割寸格，无分刻，而骨尺、木尺主要出土在河南，多以圆圈为尺星，以相互连接的线作寸格。虽说尺子的质地不同，纹饰不同，寸格表示方法不同，每支尺子的长度也不尽相同，但是所有尺子的长度平均之后还是可以得知东汉一尺的长度是23.5厘米，比西汉和新莽时期略有增长。
根据铜尺上面纹饰的细微变化不同，笔者对《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一书所收录的十五支东汉鸟兽纹铜尺也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两大类，分别是以尺25为代表的（包括尺25、尺26、尺30、尺32等）和以尺33为代表的铜尺（包括尺33、尺34、尺36等），两者的区别主要集中在纹饰上，尺25正反两面均刻画鸟兽纹，而尺33两面除了鸟兽纹外，还刻画有人物纹以及鱼虫纹等，并且其铸造风格与尺25也略有区别。根据纹饰比对，我们发现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东汉彩绘鸟兽纹铜尺与尺25纹饰相同，尺寸也基本相同，都应该略大于23厘米。其中图六虽然纹饰略有残缺，但是根据比对可以发现其接近于尺25，因为在其表面没有发现有人物纹和鱼虫纹等。
几何纹铜尺方面，丘光明在其书中对此类型尺都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在这其中，多数几何纹铜尺除了正面是几何纹外，背面均无纹饰，小部分的铜尺在正面刻画几何纹外，有的还在两端刻画有鸟纹、龟纹等，而背面则刻画有两条相对的龙或者一条龙纹。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何龙纹铜尺与书中的尺39以及尺56相近，都在背面刻画有两条相对的龙纹，正面纹饰一样，另一条几何纹铜尺则与其他尺子一样。
东汉时期的尺子数量较多，每支尺子的长度也略有不同，长者可达24.5厘米，而短的可有20.5厘米，这些都是经过测量比对后的结果。长沙市博物馆所藏的四支尺子中，有三支较为完好的尺子长度集中在这一长度问，另一支断残三块的尺子经过测量比对后也是属于这一长度间的，这是东汉尺子应有的共性。
在所有的东汉鸟兽纹、几何纹铜尺中，长沙一地就出土近19支（此数据来源于丘光明一书），如果再加本文所讲的这四支，那就达到23支之多，占到了东汉尺子数量的近四成，可谓是一个奇迹。长沙能够出土如此众多的尺子，主要还是从经济方面予以考虑。作为度量衡的一种，尺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商品贸易流通不断发展的结果。只有整个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才会出现对尺子的迫切需求。基于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如此多的铜尺说明东汉时期的长沙经济应该有了一个迅猛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往来也是更加紧密的，这为我们研究长沙经济史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