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知道耿先生已在病中，但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还是衣冠济楚，神态怡然。不想今年春天，他却悄然离开了。我生活中，又失去了一个“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智者。 先前读耿先生的文章时，特别感受到他那深邃的思考和犀利的文风，非常耐得咀嚼。但接近耿先生时，他却是如此谦和幽默。相识不久就有倾盖如故的感觉。那个夏天，上海辞书出版社安排他和何满子先生到厦门来编篡辞典，就住在我们住宅前面的临时招待所里。每晚十一点后，我们工作结束，看见他们的客厅亮起了灯，就知道他们也已收工。在阳台上喊一声，两位先生就会应声而出，来到我们家中，三杯两盏醇酒，青蔬鲜果，就够盘桓到凌晨才散。两位先生腹笥充盈，观察深邃，谈吐幽默。和他们谈话，我真像小鱼儿游在学术思考和知人论世的大海洋里那样欢畅愉快。这种快乐的“仲夏夜之饮”直到两位先生完成工作回沪才结束。
之后耿先生就常来厦门。他是闽南人，厦门还是可以一慰他乡思的地方。不过他总是来得非常低调，都是只与几个朋友相聚。休闲度假而已。但他每来，朋友们都很高兴。他回去后，大家都会记住并常回味他的那些睿智而幽默的话。总记得他说起红卫兵批斗他时，说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要他回答是不是？他反问道你们把马克思主义当内衣吗？这对答我真觉得精彩极了，但更佩服他的是在那种令人恐怖的高压下的不屈的勇气。
他最早送我的那本书《文学对话》，是他和何满子先生在监督劳动的空隙时偷写偷传的书信式的文学理论著作。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所作的有关社会学，哲学与美学的详尽的探讨，对“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一理论的分析和否定，在当时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两个刚从黑狱中放到阳光下来劳动的人竟有这样不顾再次被投入炼狱的勇敢。真是令人感慨叹服！这正和他对面对红卫兵的无畏是一致的。昨天耿夫人路莘给我看了一篇耿先生在结束拘押而尚在劳改管制中写的交代。我更是感到震惊。
邵燕祥先生把他自己的检讨交代合成一集，称之为《人生败笔》。那是他沉痛的自责，那是在一个对那些高尚良心作残酷挤压和摧残的荒诞时代中，所呈现的一颗残破的被压榨的心。这不是邵燕祥一人，这是时代的现象，是所有的被摧残的知识分子的伤痛。令人惊奇的是在耿先生这分两千字的交代，却完全不是什么“败笔”了。我看到的仍是一颗完整高尚的心。一个站立着的人和没有低下的头。他平实地谈着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不附实际的阿世和自责。也没有任何表示不服的谴责和控诉。他诉说自己拘押八年，不作处置，对自己前景的没有指望，特别是他意识到家庭已是妻亡子散，使他常想去死。但使他坚持着要活的，是他对“现实主义这一观念的执着的探索”他认为他必须彻底的弄清楚这问题。事实上，正是这个问题，使他落入万劫深渊。他却不像常人，从此避之唯恐不及，而是直面它，而且要为之作出最后的真正的答案。他竟以此作为他活着惟一目的。一个人对真知的追求竟成了生命的支持点。
绀弩先生的名句：“哀莫大于心不死。”这是沉痛的绝望，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为追求一个理想，竟成了一场噩梦。梦醒时分，扪心自问，自己究竟追求了什么？但耿庸先生的文章却使我看到了一颗不死的心的动力。因为他从来有自己的追求。他并不会为追随他人而迷失自己的想法。当他的追求被否定时，他却坚定地要探索。我相信在那个真理被弃置的时代，他早就不想与什么人辩难，而是他自己，他不但不折不挠地要为他的追求与探索寻找答案，而且真大胆无畏地进行着。他不因身陷绝境而绝望，而是起问苍天，追索不断。正是这种哲人的大智慧丰采，才使他无视于个人利害乃至生死。更无视那掌握他终极命运的权力。他的心正因这种探求而不死，正像高尔基笔下那颗发出熠熠光辉的丹珂的心，在茫茫黑暗中，它照亮着前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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