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叶至善戴着“帽子”前往河南潢川，进入团中央“‘五七’学校”，他的孩子们早已分别奔赴了密云林场、东北兵团、陕北农村。此时，家里只剩下已75岁高龄的父亲叶圣陶先生，夫人夏满子，儿媳和年幼的孙女。此后的3年8个月是除死亡外父子间最长时间的分离，他们像“打乒乓”般你来我往不间断地通信。近几年，经过家人长时间细心地整理，将保留的466封信尽可能对应起来，形成了这本70多万字的书信集。
书信是他们当时唯一可靠的交流方式，几乎每四天就要有一次信件往来，有时甚至更频繁些，不仅“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离散，各地亲属背着“问题”辗转，老老小小病病歪歪琐碎的生活问题要逐一交代，还周详地记录了身边事、国事、天下事，细碎到单位里粮票的取留、院子里海棠丁香的繁败、北京地铁通车，重要到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运动、林彪事件，甚至阿波罗登月、柬埔寨政变，都在信里一一讲到。他们努力让对方能够想象出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境况，及时更新，分享观点，仿若人在身旁，即便分隔两地也能多少放心。写出来的是家人间的牵挂，彼此的支持，文字背后确有深深的寂寥。
叶圣陶原本正常的工作活动早已停止，只剩下每周两次去参加“学习”或者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家里其他人总忙着各种各样的事，参加劳动、在胡同里挖“防空洞”、上班、照顾孩子、排队买东西，无人陪他。他尽量维持着正常的生活秩序，又闲不下来，在书桌旁“看看抄抄”，翻《辞海》，捧着字典读英文小说，将党章、国家文件当语文材料来字字研究，打发时间。
叶至善在干校中被分入养牛组，51岁的他，已算是组员里最健壮的了，总是五点多（农忙期间要提前到三点多）起床给牛把屎尿，喂牛放牛，晚上拾掇好牛，上床睡觉时已经十点多了。可他并没有把干校生活当成无谓的消耗，在信中他写道:“能走上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心里应该高兴愉快，不应该老想什么苦不苦。”养牛，那么就研究牛，从牛的生理、生态、习性到设计牛鼻环的形式与穿法，不仅养出当地“膘情最好”的牛，劳动中还有建立当地气象站的种种设想，尽可能地干一样事，就把事情做好。从头到尾，叶至善在家信里没有一句抱怨，事实是他们住的是干校里都算最破的茅草房，每天走的都是极度泥泞的土路，这都能通过书中的照片看出一些线索。
到1972年，全家人“革命”“学习”“生产”“进步”的热情被再三泼了冷水，经历了逐步幻灭的过程。曾在兵团劳动和农村插队的孩子们贫病交困，一次次失去上学、进厂的机会，听来的都是“走后门”“跑门路”的不公消息，“先是信心十足，后来彷徨、动摇、苦闷，怀疑自己追求的所谓‘人生目的’”。叶至善在信里批评他们意志“消沉”，而干校也逐渐陷入没落，身边的同事有的因为生活条件差积劳成疾，干校期间已经去世，能调回城的，已经纷纷走了；养出感情的牛，因为失去了用武之地，只有被宰杀；他也有了时间跟父亲在信中探讨诗词，而由潢川回京的事从年中拖到年尾，历经波折。叶圣陶在信里记录了其他干校里编出的笑话：“一个世纪，两个年代（已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三个元旦（在干校经过三个元旦），四个年头。”“斗批改”的干校生活也被戏称为“逗逗孩子，劈劈柴禾，改善改善生活（弄些小菜吃吃）”。结束干校生活的知识分子，回到城里，却被分配到并不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叶圣陶在信里写“现在分配工作，好像打麻将，全部的牌都背朝上，大大地撸一阵，然后四家各取十三张，竖起一副牌。刚竖起来的牌，四家都不会怎么好……这是必然走的道路，然而多么吃力啊。”
与描述“文革”时期的很多文本不同，这本家书中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的恨与怒，父子两人的文字中总是平和、积极，显露出心性的“纯”，甚至多少有一点“愚”，他们努力不陷于消极，可这样，反倒让人读出一种悲凉。考虑到叶至善信中所提供的数字：“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系统的五七干校共136个”，“信阳专区的五七干校（中央的）有三十七个，约五万人”，加上各地自己组织建立的干校，全国有多少人在这四年中进入了干校，有多少家庭在经历这种生活。
叶圣陶叶至善父子，未必是典型的普通人，毕竟他们在当时是受到“照顾”的“民主人士”，而书信中记录的人生不限于他们自己，还有工人、学生、各种知识分子此间的境遇，看得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父子家书，如此600多页厚厚一大本，以叶至善作为编辑的思路，这是“太不为读者着想”了，而作为历史的见证，即便只这四年，仍是薄了。
（责编：孙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