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属羊，被枪决时年仅38岁。我一直想把她在人世间受到的污辱和损害写成文字，总又怕玷污了她的在天之灵。但如果我不这样做又难以释怀，像心头的阴霾挥之不去。 母亲出生在有钱的人家，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幸运，而对于母亲来说，则是一种不幸。外公家不是一般的有钱，是很有钱。据母亲说，银子多得用簸箕扒。所以我可以想象得到外公家的宅院有多么的大，母亲深居其中，就像与世隔绝。母亲9岁上死了亲娘，母亲说没娘的孩子也就没有了童年的晴空。自古以来，有爱心的后娘就像观音菩萨一样难遇难求。母亲没有这份幸运，所以母亲害怕到前院走动，甚至蜷缩于后院里不敢探出头来。母亲从早到晚只一件事：刺绣。母亲说她有幸生在了苏绣的故乡，在坐井观天的日子里，刺绣是她唯一的乐事。因此对于战火纷飞的外界，母亲更是一无所知。但自从外婆去世后，母亲能感受得到家境每况愈下，最明显的是家中仆人数锐减，深宅大院越发显得冷落又孤寂。直到有一天，一个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小连长来家，和外公嘀咕了几句，才用一乘小轿把母亲抬出了清冷的大院。母亲不在乎什么人要她，只要能让她离开大院就行。所以，当小连长兵败跑了，把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芜湖这个地方时，母亲不恨他，虽然他们相处还不到一年。
因为是溃军遗弃的女人，母亲想再嫁很不容易，虽然母亲身体各个部位都比周围的村姑更能吸引男人，但那个时代的男人更注重女人的身份而不是身体，再有一点就是母亲干不了插秧割稻的活，得靠人养活。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母亲根本不能算是再嫁，因为小连长压根儿就没有正式娶过母亲。当村妇女主任把母亲介绍给她的小叔子时――也就是我爸，雇农成份，老大年龄没有结婚――母亲毫无怨言地连夜提个布包就来了。母亲认为女人像羊一样被人牵来牵去很正常。父亲根本没想到母亲很能干，洗衣做饭，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不过这种男耕女织的日子好景不长。母亲始终弄不明白，连自己都已经忘记的身世，村妇女主任也就是我父亲的亲嫂子、母亲的大媒人，咋就能弄得一清二楚呢？这下母亲的罪名可就大了，地富反坏右，几乎全沾边儿，所以赤头赤尾的妇女主任揭发批判打倒弟媳时丝毫没有徇私情，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架势。
那段日子，母亲要生不得要死不能。白天母亲要下地干活，原本一双白白嫩嫩的绣花手，变得皴裂粗糙血肉模糊；晚上还要挂着地富反坏右的牌子站到土墩子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精疲力竭的母亲每每半夜回来后，还要给嗷嗷待哺的我喂奶。母亲的精神和肉体濒于崩溃的边缘，几次深夜里把头伸进了悬梁的绳套，但只要一回头看到我们一排熟睡的弟兄5人，只好叹一口气算了。
母亲说她活着对得起子女就对不起别人。首先是对不起我的父亲，因为不愿和母亲划清界线，被他的亲嫂子弄到了很远的矿上工作，一直下落不明。第二个人是村里的一位老实巴交的贫农代表，一天看到母亲在地里干活实在难以支撑了，就让她在田埂上休息一会儿。不想母亲的亲嫂子村妇女主任整日像仇人似的盯着她哩。母亲说她多挨一顿批斗，早习以为常了，只是连累了敦厚老实的贫农代表也被打翻在地。当然把母亲斗得越惨，父亲的嫂子的官升得就越快，所幸后来这女人升任了乡革委会主任，才无暇顾及母亲。否则，母亲说她非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不可。
母亲万没想到她的生命没有死于那个“政治狂”的女人手里，竟终结在一个男人手里。这男人是食品站的屠夫，又矮又胖又黑，像头猪。那时候各家养的猪都必须卖给食品站，当然也没有其他人收购，所以食品站就是垄断行业了，权力大得很。那时候，食品站收购猪，根据猪的肥瘦论级别给价，而级别是由屠夫的目测来定，所以水份大得很。差一级可是差不少钱哩。那时候母亲带着5个孩子生活，日子可想过得是怎样的艰难。所以辛辛苦苦养肥的猪，哪能不想卖个好价呢？所以胖屠夫来了，母亲必装出笑脸巴结。谁知这畜牲给了他鼻子就上脸，竟乘机把母亲调戏了。当然这样的事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快村里人全知道了。大哥那时已经是个大小伙儿，脸上自然挂不住，扬言要亲手杀了胖屠夫。母亲递给大哥的油光光的钞票，也被大哥撕得粉碎，母亲吓得再也不敢和胖屠夫来往了。那时家中的日子有了好转，大哥二哥能够下地干活了，母亲的苏绣也能够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并且抢手得很。然而胖屠夫竟像馋嘴的猫一样不死心，威胁母亲说如果不听任他的摆布，就让政府的人把大哥抓了，就凭大哥说的要杀人的话。母亲害怕了。那天晚上我亲眼看着母亲趁大哥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去了胖屠夫那里，不过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传来屠夫被剪刀扎死，母亲被警车带走的消息。我仿佛听到了警笛声拖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