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艺术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人们独特的情欲、感情、愿望及生命感受的表达和象征，小说作为人们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丹纳曾说过：“不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文学作品以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方式，给我们指出了各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在丹纳看来，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深刻的表现，这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的主要价值不只是对于事实的描绘，还是通过人物事件的书写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普遍的社会心理，其具体的思想感情、精神风貌，构成了它的历史文化思想价值，而且这种历史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是一致的。明末金木散人的中篇小说集《鼓掌绝尘》共分《风》、《花》、《雪》、《月》四集，每一集均反映了明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整部作品所透露的是萧条苍凉的社会环境、压抑沉闷的时代氛围、无奈绝望的世人心态、感伤哀怨的情绪世界，这种感伤情绪构成了各集的全部基调。
一、夕阳残照的送葬曲
明朝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灾荒连年不断，民不聊生，民变蜂起。从万历十四年始，明神宗长期沉迷于酒色而疾病缠身，对于处理朝政已力不从心，以致朝政荒疏、纲纪废弛，再加上连年灾荒不断，“在万历一朝四十八年中，陕西有灾荒记载的达二十五年之多，天启、崇祯年间更是灾荒不断。”于是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在民变迭起之时，东北满族也开始入侵，祸不单行的明王朝处在内忧外困的夹击下。
刊行于1631年的《鼓掌绝尘》所吟唱的正是一曲大明王朝的挽歌，流露的是浓重的感伤之情。这种感伤之情是时代的悲伤阴影在小说中的文化折射，是时代的民族心理在小说中的艺术反映。《花》集开篇写娄祝到郊外踏青，暮春时节本应是莺歌燕舞、生机盎然的气象，然而娄祝“走到一座山脚下，见一片荒芜地上，都是些尸骸枯骨。霎时间毛骨耸然，不觉伤情起来……”，实在是凄凉悲惨之至。这段文字展示的不仅是主人公娄祝所在的汴京城外，而是明末社会的全景图，透过这幅图我们看到的是明末社会兵荒马乱、灾荒连年的社会现实。在主人公娄祝的眼中，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没有生机、没有喜悦，而是尸骨遍地。这样的社会民情，正说明了这个国家已经千疮百孔、病入膏肓。毫无疑问，《花》、《月》两集作为世情小说从更加宽广纵深的层面展现了社会凋敝、末日将至的景象，更深厚地包含了夕阳残照的凄凉图景：在官僚阶层里，宦官专权、贪官横行、清官引退；在儒林中，文人沦丧道德志向，宣告了作为社会良心阶层的知识分子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退场消匿；在底层社会里，市井小民的穷困潦倒，生存环境极端恶化等，昭示着“以民为天”的王朝正走向彻底的覆灭。《风》、《花》两集，虽然属于才子佳人小说，主人公们历经磨难终成团圆结局，但这种欢乐的色彩在悲凉的基调中也显不出多少令人鼓舞的欣喜。所有的主人公，不论男女都有着残缺不全的家庭背景，或无父、或无母、或自幼父母皆无，这个大背景正是社会现状的具体象征，是社会破败的真实写照，才子佳人的团圆也只能是整个大悲剧中的喜剧情节，是王朝哀曲中的一个尚未奏响的间隙。
二、人生无常的咏叹调
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用自然界的四种景物――风、花、雪、月作为每一集的名字，正是他感伤思想的自然流露，风、花、雪、月在此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们虽然美好，却变动不居、飘忽不定，正像人世间的生死祸福、荣枯升沉、转瞬即逝、不可捉摸、无从把握。作品中所表达的及时行乐、功成身退、隐逸山林等思想，无不渗透着这种人生无常的感喟。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死无常。生与死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谁也无法制约，但这种恒常的现象在《鼓掌绝尘》里却显得极不寻常，或突如其来，难以预料；或违背规律，早年夭折；或喜极之时，噩耗突至，总给人一种肃杀沉闷压抑之感。在四集里，每一集都有死亡的阴影在笼罩，《花》、《月》两集尤甚。《风》集中杜开先幼时丧母，在七岁前一直跟随一护花老人过活，而后老人也在孤独贫病中凄凉地死去：《雪》集中的文荆卿，也同样是从小父母双亡，跟随叔父生活；《花》集中的夏虎，正年轻少壮，却因疫病而亡。既然是因疫病而丧命，可见死亡者就并非夏虎一人了，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灾荒疫病不断的写照。这种雪上加霜、祸不单行的人物故事，读之，让人有透不过气之感。
如果说杜开先母亲、护花人、文荆卿父母等之死都是凄『参里边见凄惨，那么，在《鼓掌绝尘》里还有一类情节，就是在描写喜事之时却笔锋一转，一些悲事哀情又晃动在读者眼前，造成一种更加悲凉的氛围，显示出生命欢乐的有限性、相对性与死亡的无限性、绝对性，这种“小热大冷”的情节流转显现的正是作者生死无常的人生咏叹。《风》集里，杜开先与康汝平双双金榜题名，本是一大喜事，不想这种轻松之感却在瞬间消失，先是梅花观许叔清大师(杜的启蒙老师)去世，接着是正为金榜题名而兴奋的康汝平惊闻其父亡故。这种笔调所造成的沉闷气氛，几乎充斥全书，这不仅是作者的心态，更是那个时代的特性和民众的心理基调。
其二，祸福无常。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鼓掌绝尘》中许多人物身上都体现了祸福无常的特点。《风》集中杜开先幼时母死父逃，成为弃儿，后被杜翰林收为义子，由孤苦弃儿摇身一变成为贵公子；《花》集中夏方在盗得名马后腰缠千金，生意兴隆之时，忽惨遭洗劫，父子死别，沦为乞丐；《花》集里的林炯，既是富豪又是侠客义士，却因一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投进监狱，家产罄尽：《雪》集中的文荆卿幼丧父母，离家出走，在衣食无着之时否极泰来，遇到贵族小姐李若兰并成为东床佳婿；《月》集中张秀出身财主之家，父母双亡之后，把家中积蓄挥霍得一干二净后流落他乡，盗取恩人三百两白银，正为囊中丰厚而兴奋时又误伤人命，被迫潜逃，后竟做了地方小吏，生活悠闲，但终为报恩而命丧歹徒之手。张秀的一生，波澜起伏，祸福不定，可概括为：福――祸――福――祸，福祸无常在张秀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月》集里的陈珍的一生也呈现出这样的起伏过程。
正是由于作者认为祸福无常，所以他提倡及时行乐，《花》集以一首《西江月》开篇：
煮茗勘消清昼，谈棋可破闲愁。闭门高卧度春秋，撇去是非尘垢。……儿孙富贵岂营求，总任天公分剖。
作者似乎以这首词来告诫世人，莫要空置财富，有福即享，有钱即花，潇洒度日，“空辜负锦堂风月”。这种祸福无常、及时行乐之思想，真实体现了对人生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的根源则是社会的动荡不安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安，从而使人失去了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其三，聚散无常。人海茫茫，路途迢迢，聚散本在情理之中。然而在《鼓掌绝尘》中，聚散皆出人意料，难以把握，捉摸不定。《风》集中杜开先从小被父亲遗弃，长大成人之后竟在逃亡途中与父亲邂逅相遇，可谓散也反常、聚也离奇。韩玉姿与杜开先仓皇私奔，与朝夕相处的姐姐韩蕙姿不辞而别，姐妹从此天各一方，本无再见面的机会，但后来在京城又不期而遇，可谓离的突然、聚的巧妙。《雪》集中 的文荆卿与李若兰因美人图事件而偶然相遇，又因若兰叔父陷害而不得不分离，再因金榜题名而团聚。如果说《风》、《雪》两集的主人公在痛苦的分离之后还有相聚的喜悦，《花》、《月》两集的聚散则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花》集中夏方父子乘船回家，途中父子俩被意外拆散，并成永诀。夏方与夏虎父子的离散是最具典型性的，他们谁都不曾料到两人会如此永别。短暂相遇，匆匆死离，聚散实在是无常之数。
三、万事天定的宿命论
宿命论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理论，认为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人的生死和贫富等都由命运或天命预先决定，人是无能为力的。《鼓掌绝尘》中弥漫着浓重的宿命论思想，认为一切皆有命运的安排，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包括生死祸福、荣辱离聚等，无不是冥冥之中早已确定了的。正所谓“一啄一饮，莫非天定”。也如作者所说：“悲欢离合总由天，不必求谋听自然。顺理行来魂梦稳，随缘做去世情圆”(第九回)。这种观念主要以“神赐柬帖”和“铭发知者”等形式在小说中出现。
《风》集中的杜开先与《雪》集中的文荆卿，在金榜题名前都有神灵昭示，即他们的题名都是早已注定的。杜开先在考前梦见关真君显灵，真君派驾前侍刀大使周仓给杜开先送去一个柬帖，上写着：“生来骨格超凡俗，正是人间第一仙”，就是说杜开先的聪明才智是先天注定的，“人间第一仙”说明他即将高中头名状元。果然“待得三场一毕，只见金榜高张，第一甲第一名是舒萼”。“原来功名二字，果然暗如黑漆，却是料想不来的。你若该得中来，自然那鬼神必有预兆，所以舒开先该中状元，那关真君便向梦中明明预报。”
《雪》集中的文荆卿不仅功名是早已注定的，其婚姻也同样是命中注定的。文荆卿在认识李若兰之前，在梦中文昌帝君给他一柬帖，上写：“好音送出画楼前，一段良缘咫尺间。”将婚姻与功名一同在梦中昭示出来，果然第二天与李若兰在画楼前相遇相知，后因李若兰叔父作乱，“风波平地起”，但最终以探花及第，实现命定功名。《花》集中的娄祝无意间发现深埋在一泓清泉中的一方石匣，匣内藏一只小小石蟹，石匣底上有铭文：“留与娄祝，献上金銮。”这石蟹是一件至宝，在历经多年以后竟被娄祝得到，而且还镌刻着娄祝的名字，这本来就是一个奇迹，后来因将温凉蟹“献上金銮”，娄祝得武官之职，“富贵须臾至”。作者因此总结：“万事不由人计较，一切都是命安排”。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无论愿不愿意，都得听从命运的安排，这是无奈的选择。《鼓掌绝尘》作者的这种宿命论思想，正是明末残酷的社会现实在作品中的折射。既然现实就是这样，又无力改变，那就只好在走投无路时给自己寻找一个安慰的办法，开一剂安眠的药石。
四、善恶果报的轮回说
有人认为轮回说与天命观可以等同，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首先，它们的起源不同。天命观源于儒家学说，而轮回说则起源于佛教。其次，它们的立足点不同。天命观认为人的命运由上天把握，个人无能为力，即个人命运立足于上天的旨意：而轮回说则认为人的命运由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个人命运立足于个人。教人向善、劝人积德是文学的教化功能所在，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特色。佛教思想进入文学并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这是小说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佛家的因果业报与儒家的惩恶扬善是小说成熟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小说家顺应善恶果报的传统观念，在小说中设计因果报应的形式，既是对民族欣赏心理的迎合，又是他自觉地担负起社会责任，惩恶劝善、敦厚人伦、教化世风的一种表现。这一思想渗透在《花》、《月》两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善恶果报是这两集作品情节发展的内驱力。
《花》集中娄祝雇人掩埋尸骨，因为有此善举，所以才得到宝物温凉蟹及火睛牛胆，并因这两件宝贝而踏上仕途之路。帮闲夏方深受娄祝器重，而就是这样一个自言与娄祝“情若骨肉，义若手足”的夏方，却将娄祝的名马骗走，卖得一千多两白银，与儿子夏虎一起携银潜逃，在路上，所有行李钱财被船家洗劫一空，沦为身无分文的乞丐，费尽心机到手的银子在眨眼间化为乌有。作者的解释是“循环天理断无差，汤里得来水里失”。《月》集中的财主陈进是个“损人利己，刻众成家的人。不上四五年，蓄有万金家业”。老来得子，取名陈珍。这陈珍长大以后，“不上两三年内，把父亲上万家赀，三分里败去了一分。这也是他父亲损人利己，刻众成家，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父亲损人利己得来的钱财，在儿子手里被用来吃喝嫖赌花掉，这也算是父辈种因儿子得果。作者在《花》、《月》两集中刻意追求的是儒佛两教的惩恶劝善、积存天理的要求。面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善恶果报思想不失为一个尚有良知的、忧国忧民的下层文人淳厚民风、匡扶正义的理想手段了。
总之，明末古吴金木散人的中篇小说集《鼓掌绝尘》通过《风》、《花》、《雪》、《月》四集中的故事与人物，所透露的是萧条苍凉的社会环境、压抑沉闷的时代氛围、无奈绝望的世人心态、感伤哀怨的情绪世界，艺术地书写了明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