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领域内，庆庆或许算得上是“大器晚成”，她四十二岁时才开始艺术创作。在这之前，庆庆当过医生、在外企打过工，自己开过店，在国外呆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庆庆的作品缺乏了一些所谓的“专业因素”，然而，正因为此，庆庆才能在艺术领域内特立独行地创作，以敏锐的眼光洞悉女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地位。
庆庆的装置和行为艺术里包含了对灵魂的追问和诉求，这是一种由内心生发的对历史和生命的探询。其创作初衷源于久居国外的空虚和悸动，潜伏的欲望促使她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职业艺术家的道路。对她而言，“艺术是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更是人类在进化中最终突破和解放自己的唯一方式。在我，它便是我的生活方式，它给了我人生最大可能的自由度。”(庆庆《我和我的故事》)庆庆的创作有别于其他的女性艺术家，她并不刻意凸显自己的女性特质，也避免了那种咄咄逼人的斗志姿态。
众所周知，女性艺术家在当代艺术中的处境十分尴尬，她们被划分为两种类型：私语式的自恋或歇斯底里的偏执狂。女性艺术家对私密空间或生活体验的描绘，运用女红等传统的创作手法，都被归入前者。此类作品往往是艺术家生命体验的直陈，它呈现了女性自身独特的心理历程。女性艺术家在“小我”的领域内进行独白，她们很少切入到社会、历史等“大我”(沉重)的场面，更注重创作本身的得心应手以及随之伴随的愉悦。相反，极端的题材和手法往往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偏执。一些女性艺术家敢于反抗传统的体制(如展览及收藏机制等)，作品直指父权政治的种种弊端。她们打破传统的艺术创作理念，颠覆了父权社会炮制出来的“好女孩”形象。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极具震撼力，它们粉碎了男性英雄主义的梦想。但是，因为其强大的破坏力，女性艺术家被某些人视为“妖魔”而加以贬低。摒除以上两种创作方式，女性艺术家运用“主流”的题材或创作手段，则有落入男性艺术家圈套之嫌。所以，女性主义及女性艺术家在被论及时总蒙有一种暧昧的色彩。
庆庆以机智的方式置身于这种尴尬之外。她的作品迫使观者去审视女性在历史和当下的生存处境，进而反省整个社会的问题。尽管没有刻意凸显，她的作品中仍然有许多表明身份的因素：棉、麻、玫瑰等，这些符号的背隐藏着敏锐的庆庆。
庆庆以一种貌似“温馨”的手法阐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屈辱地位，她频繁地运用玫瑰、绣花鞋、棉、麻等媒材，并将之作为特定的语言形式。“女性系列”宛如一首凄美的挽歌，唱出了女性的卑弱性格和从属地位。《墓地》中，一些枯萎的玫瑰下埋葬的是尖尖的绣花鞋。同样，绣花鞋和玫瑰也出现在《棺》里，麻编制而成的棺里仿佛传出小脚女人的叹息和呻吟。这一系列装置使人忆起那段畸形的历史。
小脚体现了传统男权社会的审美眼光和女性的卑贱地位，缠足最能反映男性的残忍和女性的屈辱。历史上有许多男人成为“拜小脚狂”，也有许多关于咏叹“金莲”的诗词。女人的小脚成为时尚，成为男性审美的焦点，“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袁牧《答人求妾书》)；一些地区在春秋两季举行“晾脚会”、“赛脚会”。男性把小脚当作赏玩、把弄的对象，借对小脚的迷恋来满足感官上的刺激。女人因“小脚”的特殊作用而被物态化。因此，父权社会对“金莲”的迷恋，实质上是一种恋物癖的心理在作祟。《金瓶梅》中西门庆就脱下潘金莲的绣花鞋“吃鞋杯耍子”。庆庆在书写女性历史处境的时候，选取了“绣花鞋”这一独特的视点，“它是中国文化中最丑陋最污浊的那一面的真实记录，荒诞而扭曲。”(《黑色女人的故事》)“我的棺是为她们作的，为那一段畸形的耻辱，麻的棺，献上枯萎的玫瑰，红的、粉的、紫红的……”(《棺》)
然而，庆庆的“女性系列”不只是对女性耻辱的回顾，绣花鞋同时也成为女性人格魅力的一个指代符号。这些缠着小脚的女人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在男性变态的审美眼光里走出一串颤巍巍的脚印。对此，庆庆写道：我同样始终惊异与叹息，女人们的坚忍与坚忍中!
与“女性系列”的“温馨”相比，“黑色记忆系列”呈现出一种冷冰冰的残忍。庆庆的作品中出现了耳朵、手等肢解的人体器官和骨骼等，这些语言符号的运用与她曾经当医生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扎满大头针的耳朵(《智》)、插满刀叉的耳朵(《文化手术》)，让观者生发出一种血淋淋的颤意。庆庆借由它们来诠释十年文革，在那段岁月里，人性被扭曲，在恶劣的环境中，耳朵丧失了辨别的能力，它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沦丧。
从《扫天》开始，庆庆以一种传教士般的热忱继续她的艺术之旅。在《艺术圈》中，庆庆把自己埋在奇异果、秋菊花、花呢等组成的“藏身之处”，所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发出死亡的气息。螃蟹从身体上爬过，使艺术家体味到身体慢慢腐烂的奇妙滋味。人类总在害怕肉体的腐烂和消亡，所以，从古至今，才会有人总在不断地研究关于身体的保存方式，他们确信灵魂可以因此而不灭。《葬魂》把对自我灵魂探询的扩散。人是最奇怪而残忍的动物，将杀戮弱小视为理所当然。庆庆埋葬羊的尸骨，以一种母性的方式安抚母亲的灵魂，其实为村民的行为赎罪，也是为人类向动物赔罪。
无论是她的装置作品，还是行为艺术，作为一名艺术家，庆庆深刻地揭露并反省了女性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处境和生存状态。她的作品涵盖了从历史到当下的一系列问题，以一种娓娓述说的方式唤醒人体内潜藏的良知。将庆庆单纯地定义为女性艺术家是不确切的，她只是一位有良知的、追问自由的自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