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唐代诗坛上比较著名的山西籍诗人还有宋之间、王昌龄、王之涣、王翰等人。除宋之问外，其他诗人都有好酒、喜饮的记录。如晋阳(今太原)人王翰生于酒都，因嗜好蒲萄(古时通“葡萄”)酒，曾被人视为酒侠。他的“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更是将盛唐将士们渴望建功立业，面对死亡义无反顾、决不犹疑的英雄奇情写得气贯长虹，充溢着自信与豪迈的盛唐气息。王之涣和王昌龄则同为太原世族王家子孙。他们二人不仅颇有渊源，而且志趣相投，均善诗嗜酒。他们与盛唐时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还曾留有酒楼观妓比唱诗歌的佳话，经后人不断演绎，成“旗亭画壁”之典。从这些只言片语上都不难看出这些诗人们本身好酒的程度。少见记载的诗人宋之间(?―710)却实实在在就是名酒产地汾州(今汾阳市)籍人。虽然资料所限尚没有见到他与汾酒的记载，但依唐时饮酒风气及汾酒在当时的名气，宋之问对家乡酒应该不会置若罔闻。
晚唐时期由于世道离乱，当时不少人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抱负的抑郁，而酒素有“忘忧水”、“长乐公”之称，此时更成为人们解愁的对象。山西籍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司空图也是其中一位好酒的隐士。司空图(837―908)，字表圣，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河中虞乡(今属永济市)人。司空图早年曾涉足官场，但并未久任。退隐中条山王官谷时，司空图以品诗、饮酒闲散度日。他在《饮兴・酒泉子》一词中对他的郁闷心态有过明确的表露：“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坼。假山西畔药栏东，满枝红。旋开旋落旋成空。白发多情人更惜，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唐末以词见长的温庭筠(约812―866，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县人)在失意官场时，也尝寄情于酒，留下“情为世累诗千首，醉是吾乡酒一樽”(《杏花》)的无限感慨。
除了诗人外，唐时的书法家大多兼善饮酒，而且喝得别具情味。其中以狂草名家张旭和僧人怀素最著。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他们的书法作品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借着酒力纵笔挥洒，达到龙游蛇惊的地步，从而把狂草推上了高峰。有关他们喝酒的奇特，史书中多有所载。张旭(658-724)，字伯高，人称张长史，其书法“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代表作《古诗四帖》、《肚痛帖》，开狂草之先河，对后世影响甚重。张旭作书有无酒不下笔的习惯。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绘其态曰：“旭饮酒则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濡墨而书，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他曾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琏、崔宗之、苏晋、焦遂并称“酒中八仙”，可见其对酒的酷爱。此后步张旭后尘、过而无不及者，首推僧人书法家怀素。怀素(725―785)，本是唐僧玄奘之门人，俗姓钱，字藏真，长沙人。他经禅之暇，常喜醉攻狂草。他在代表作《自叙帖》里讲述自己写字的特点便是：“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李白曾作有《赠怀素草书歌》云：“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白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另一诗人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亦形容他“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从中可见，怀素不仅喜饮、善饮，而且酒量极大。此诗中透露的另一个信息是，怀素饮的酒很可能就是山西竹叶青酒。虽然唐时许多地方都曾酿制过竹叶青酒，但在北方中，山西的竹叶青酒历史最久，也最受人欢迎。况从怀素醉书这件事本身就可以看出酒的度数也是比较高的，因而山西竹叶青酒以母液酒度较高而易醉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谓诗能抒情，酒亦言志。唐时文人、诗人以及名士、隐者与酒结下不解之缘正是缘于酒能解愁、能自娱、能忘情的特殊功能。他们正是借酒沉醉、暂时忘却世俗之累，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在此，酒化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实现着他们人生的别样追求。一方面，酒在丰富他们自我生活时，他们又以诗文、绘画将酒趣、酒韵挥洒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正是酒促使他们进入艺术创作佳境，于醉境中获取了灵感，从而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优美诗歌或其他艺术品。因而有人曾说假使唐诗中没有了酒，那么唐诗可能会失去很多醉人的魅力和无尽的风采。不管怎样，唐时山西名酒与文人交相辉映，确实也丰富了当地的人文景观。
(三)唐时山西酒业的经营及酒具、饮俗一窥
唐朝，尤其是盛唐，社会安定，国力强大，举国上下洋溢着一种乐观昂扬、富有生气的时代精神。与此相映衬，唐人多豪饮，有“兴酣落笔摇五岳”的诗酒雄风。与此对应的是，唐时的酿酒、卖酒业也十分兴盛。山西既产宫廷御酒，又有地方特色酒种，自然酒业十分兴隆。
在展现唐代卖酒情况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特殊的坊市分离制度。坊市制度是在城市、县城中所设的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农村则不存在。唐时强调“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规定市场必须设置于州治或县治以上的政府所在地，可设一处或几处。在这里，所谓的坊，即市民的居住区；市，则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商业区。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坊区内禁止经商，而市区内也绝无住户。在城市，居民生活日常所需必须到市区中去购买。而市不仅有固定的地点，而且有固定的时间，并不是随便交易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酒作为一种商品，同时又是人们尤其是达官贵人生活中一种很重要的商品，它的买卖却并未完全限定在市内进行。仅从当时唐都长安来说，在坊区内有固定的一块区域是划定的青楼业集中区。当时这条街上妓院云集，从而吸引了大批达官贵人、商贾举人的目光。与此相应，这一区域的餐饮业、娱乐业也相应地繁荣起来。当时的餐饮业门前经常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而在乡村，则又是另一种繁荣。史载“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多少饮之”。由此看来，当时在经道的村落中，村民市酒也是一种最发达的副业。虽然所见的史料并未涉及山西，但可以推想的是，当时太原作为北都，是继都城长安、行都洛阳之后最繁盛的大都会，无论军事、政治还是经济地位均相当高，因而南来北往、舟车辐辏呈现着相当的繁荣景象。山西作为酒产丰富的地方，酒业经营自然不比别地落后。从李白在太原时常常携妓助饮的情况来看，当时太原的餐饮业情况应该同长安相去不远。
在唐代，汾州杏花村是由军事重镇太原通往皇城西安的途经要驿，无论文武百官、各地武举诗人或乡士访学，在赴长安途中均会在这里落脚暂歇。由于这里的酒业兴盛，美名远播，凡路经此处者，无不闻香下马，一饮为快，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酒乡汾阳，餐饮业的兴盛实则在酒。以杏花村为例，唐时的杏花村当时是一个“万树杏花”的杏花坞。在这片杏花坞中，人们以酿酒、卖酒为主要营生。由于花香、景佳，这里出产的美酒分外醉人。清人曹树谷《汾酒曲》有诗写道：“味彻中边 蜜样甜，瓮头青更色香兼。长街恰副登瀛数，处处街头揭翠帘。”这里不仅写出当时杏花村汾酒色香味俱绝，而且也说明了当时卖酒业非常兴盛。当地人称唐时杏花村的酒家有70余家之多。小村落尚且如此，整个汾阳自然更是处处酒家处处香了。除了县城、村落，在各主要路段中，还有不少小酒家依路设店，经营着自家或附近比较便宜的地方酒。
唐时酒业之盛，不仅以酿酒技术高度发达、酒种丰富、酒色诱人为著，其酒器名目之多也颇为讲究。唐人崇尚“美酒盛以贵器”，特别注重酒器的质地、形状。尤其是唐时一些地方开始酿制烧酒后，由于酒的度数大大提高，饮用时畅饮即醉，故而原先海碗鲸吞的方式已经不容于俗，自然原先的酒器也开始渐为人所弃。酒度数的变化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阶段酒器、酒具的形制渐渐向精巧、美观的方向发展，同时经营的酒家为了吸引顾客也不惜借重酒器的精美、贵重来提升酒的档次。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唐时酒器、酒具日益精美，各地皆同。考诸文献可知，唐时流行的酒器、酒具以瓷器、金银器、玉器最为常见。仅从唐诗记载中，便随处可见当时酒楼中惯用的酒具主要有：玉缸、玉壶、玉瓶、银瓶、郫筒、玉杯、金碗、金樽、金盏、玉觞、羽觞、鸬鹚杓、舒州杓、力士铛、玻璃碗、紫霞杯、鹦鹉杯、鸳鸯杯、金叵罗、夜光杯、流霞杯等，真正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唐时山西的名酒以汾州乾和、竹叶青酒最为流行，并、汾一带尤甚。乾和从唐时出现开始，就以其高度、优质以及风味、颜色远胜黄酒、水酒而成为当时众多酒类中之佳品。它独具的口味甘绵、色泽晶莹欲透更是引人人胜的地方。除此而外，唐人最喜欢饮用的露酒当属竹叶青酒。竹叶青是一种古老的配制酒。白酒问世后，人们普遍以度数较高的白酒作为母液浸制竹叶，成酒后，不仅保留了白酒的清醇，同时还兼具了竹叶的青翠欲滴。从色泽到口味不仅赏心悦目而且引人入胜。为了突出这些酒种的独特之处，当时卖酒的酒家、酒店、酒楼都十分注重以形制、质地较高的酒具来盛送，以增其风韵。卖酒之时，这些酒家用来盛酒的酒器、酒具有玉器、瓷器等，各个形制独特、精制异常。仅据这一时期汾阳一地搜集的当时酒器看就有鎏金马蹄杯、黑釉双系短流执壶、白釉双系直口短流执壶等。试想精致的酒器盛以美酒之后，杯形、酒色、酒香融为一体，极大地扩张着人们的想像力，促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通常情况下，文人雅士及士大夫等上流社会的酒具比一般普通百姓日用的要更加精美，造型也更具有艺术性。徐锐有“漫思竹叶倾鹦鹉(杯)”、李白有“玉碗盛来琥珀光”，即是这种倾向的一个明证。
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浓郁的饮酒之风，上至帝王将相、文官武士，下至贩夫走卒、游子妇人，甚至连和尚道士也常以酒为乐，想来唐时真正是无人不饮。除此而外，唐代饮酒的特点还有无时、无地不饮之说。当时饮酒的场合之多，从朝筵庆功、军中祝捷、庆祝佳节、喜庆丰收，到朋友相逢、亲人会聚、升迁、祝寿、送行等各种送往迎来的场合都离不开酒。而中国素有逢节必饮之说，加上这些大聚小会，自然可称得上是不拘时节、处处可饮了。唐人饮酒不畏醉，往往希望喝醉，正因为此，唐人的酒量特别大，饮酒的方式也十分丰富。山西的饮风在全国来说都颇负盛名，这大概与唐时山西作为民族融合最活跃的地区有关。当时山西之民不仅有着北方人惯有的豪气与爽朗，而且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后，文化上的交流促使他们在互相吸收不同的饮食文化的同时，创造出了开放的饮酒风气。
有关山西民间饮酒的情况，流行全国的各种方式在此都能找到。唐时的人们在饮酒时，常常不拘形式，并因而创造了丰富的佐酒娱乐活动，一般以歌舞伴酒、行令佐酒为多。唐时的河东地区是个歌舞非常流行的地方。这里的人善舞、喜舞的风气甚浓，自然喝酒时也常常会以歌舞助兴。这大概和当时山西作为民族融合的最重要的地区，吸纳了周边许多善舞、喜舞的少数民族有关。唐时歌舞表演者一般常用的是歌妓。王昆吾在他的《唐代酒令艺术》一书中指出：唐代的宴饮娱乐和过去相比生动活泼，酒宴上“送酒歌舞”、“著辞歌舞”、“抛打歌舞”等形式尤受欢迎。然而这些参与表演的歌妓一般只是卖艺助酒，其中也不乏一些素质较高，“善谈谑，能歌令”(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上海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的人。不过这些歌妓们佐酒须经官方许可方能外出，一般朝士宴聚和举子、新科进士设筵的场合，都能出现。她们服务的项目视出资多少及赐赏情况而定，如果通宵的话，价钱则要贵一倍以上。中唐以后，专职的“饮妓”、“酒妓”大大流行，从而代替了宫廷之妓和教坊之妓，成为艺术歌舞的承担者。这些人一般受过良好的教导，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因而地位也大大改观，由附庸变成了各种游戏酒令的主角，从而构成了唐代酒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游戏、酒令是当时更为简单、方便且流行的饮酒娱乐方式。这些在当时十分通用，一般不拘阶层，文人、武士、普通百姓饮酒都常常以此为乐。其中又以文人行令尤为可观。唐代的诗人、文人等行令绝不同于武人或下层百姓的吆五喝六、大嚷大叫、猜拳划枚、大碗筛酒，而是充满了艺术性、文学性。从唐诗中反映出来的酒令来看，当时饮酒娱乐的方式、种类异常丰富，有射覆、投壶、拔酒、击鼓传花、斗牌投骰等以游戏为主的方式，也有诸如历日令、瞻相令、巢云令、手势令、旗幡令、闪令拆字令、不语令、急口令、四字令、言小名令、雅令(千字文令、诗令、经史令)、招手令、骰子令、鞍马令、抛打令、下次据令、卷白波、莫走等文字令形式(参见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第3页)。除此而外，文人雅士聚饮时还常常斗诗吟物，即当场分韵赋诗，以诗决胜负。在此饮酒不单纯是一种娱乐，而成为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酒事也因而成了文人骚客得以表现风流儒雅风度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和手段。正是在诗人们“手不停杯，口不绝吟”的饮酒活动中，不知创造出了多少激情澎湃、气壮山河的诗篇，因而酒作为诗歌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大地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此时在山西人的作品与写及山西地区的诗中，不难看出这种方式同样在山西有着广泛的应用。
酒化悲戚，酒催兴起，酒在促使燕赵一地人豪放慷慨、饮酒图醉的同时，也孕育了唐代山西雄浑豪迈的一代诗酒雄风，这与唐朝，尤其是盛唐所洋溢的乐观昂扬、富有生气相辉映，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诗酒神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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