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发生在神州大地上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的内幕，近年来已经在很多文章中得到了披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在这方面进了一步，它不仅检讨了当时国家最高领袖的错误政策是四川饥荒的重要原因，更明确提出了当时的西南局主要领导人“特有”的三大极左政策，又是四川成为全国第一饥荒大省饿死人最多的主要原因。根据廖志高(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在这本书中的叙述，这“三大政策”是：“1、公共食堂散晚了……同全国多数省市区比较起来，四川晚了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2、社员自留地恢复迟了……3、反瞒产私分搞错了……这三条，是四川特有的或者比其他省市区更严重的失误……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①
“火上浇油”――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成语，只有亲历过的人才知道那曾经是怎样的一幅悲惨可怕的画面：“(四川省)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②读到此处，曹操的两句诗禁不住涌上心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时代是连年的战争、万恶的军阀混战。而彼时的四川可是和平时期呀，人民当家作主呀，而且还是拥有都江堰的“天府之国”！1962年6月28，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向中办主任杨尚昆报告四川“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杨说中央通过四川省公安厅得的数字是饿死800万人，廖说根据四川省的内部文件《户籍年报》计算，应该是1000万人。③ 就算800万吧，也占了当时全川人口的九分之一，已经超过了以残酷著称的苏德战争中的苏联人口死亡率(十分之一)和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口死亡率(二十分之一)。真正是苛政猛于虎，猛于战争？
《实录》大胆点名批评了原西南局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病逝于1989年4月)的严重错误，除了三大极左政策外，还批评了他的“引蛇出洞”政策：1959年开完庐山会议回到四川后，他不把彭德怀已经“倒霉”的消息告诉大家，却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给干部们并要之表态，结果大量为彭德怀叫好的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便是当年四川盆地的又一个“特有”，是伟大领袖的“好学生”柯庆施也赶不上的。那场空前的悲剧过去四十多年了。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我以为除了建立大饥荒纪念碑或纪念馆而外，《实录》这样的书确实值得一出一看。
当然此书也不是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四川省已经大量饿死人了，那位领导还同意把四川的粮食大量外调，《实录》借一位当年的省级官员之口为之辩护道：“四川民间传说李××是为了当政治局委员，不顾四川人民死活，实际上不是这样。李××在1958年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所以调粮与他的政治局委员无直接关系。”④ 此先生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仍能说出这样天真烂漫的话，确实令人佩服。他居然认定官只要当上去了，即使不紧跟“不努力”也不可能被“拿下来”。他不知道刘少奇曾经贵为“一人之下”，伟大领袖只在天安门上喊了几声，说下来就“下来”了。李××如果顶住不调粮，他的“政治局委员”保得住么?为了保住，为了继续“当”，只好调。“民间传说”何其准确传神也!
注：①《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73―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②《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156页。
③《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155页。
④《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