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在1981年发表的《题跋一束》中写道：“前些日子，好久不见的‘Z’来访(按：正如他在文章中写黄宗江为‘w’、写黄宗英为‘Y’一样，写我的本名凝华为‘Z’)。过去我们是很熟的，不过，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就不曾再遇见过。因此，实在可以说是久违；也因此，可以说明我们的开始认识，是在三十多年以前，也算得上很久很久了。”还说：“z是我的一位老读者，又喜欢书，第一次介绍他来的是风子，即著名的新文学版本学家和《书话》的作者唐�。”该文最初发表于香港《新夜报》和北京《读书》月刊，先后重复收入《翠墨集》、《过去的足迹》、《黄裳文集》等多种单行本，可见黄裳对《题跋一束》的爱重。
确切地说，由于我早在上海树民中学熟悉的唐�的热心，他在寓中特设便宴，邀请黄裳、陈钦源和我共三人，席前主人作介，筵中相互交谈，我们开始建交，迄今六十余年。
一、我是当今“资深”的老“黄迷”
黄裳在文中写道：我是他的“一位老读者”。确实如此。因为从1938年8月4日他以“宛宛”笔名在《文汇报・世纪风》发表小说《玲玲》以来，我几乎搜集和阅读了黄裳的全部作品。读后苦心保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后挨户查抄抗日报刊，我特地购买了不少日寇出版的《大陆新报》和《新申报》，把发表黄裳文章的《文汇报》、《大美报》、《正言报》等抗日报夹在中间，混过了敌伪的耳目。抗战胜利后，黄裳在《文汇报》发表《旧戏新谈》、《金陵杂记》等专栏文章和《三审周逆作人》等长篇报导，我又全部搜集保存。《文汇报》被反动派查封后，我把它藏在工作单位永大染织厂郊区的纱布仓库中。1957年黄裳被“错划”右派，我因黄裳揭发也受到牵连审查，组织上命令“上交右派书籍”。我的习惯：凡是喜爱的书必购复本，一本阅读，一本珍藏。我除被迫上缴了几册复本应付外，把所有的黄裳著作装箱后由爱人专程运到家乡洞庭山中的老屋，深锁密藏起来。
因此，黄裳“惧祸”而自毁的书籍、图书馆漏藏而缺失的报刊，由于我及时转移珍藏，躲过“文革”动乱中祖龙之厄，得以保存下来，迄今已有七十年了。
知情者宋涛兄、许爱兴兄、俞元龙兄都说我是“黄迷”――“爱读黄裳作品到了痴迷的程度”。
黄裳写道：“十余年前(按：指‘文革’期间)抄家声里，风鹤频惊。满眼‘封资修’都成祸水，书稿更成身外之物，一夕，并自著书复本多种论秤尽付废品站。书去之后，顿有‘不亦快哉’之感。时移世换，不意又见z君所藏此本，且是黑绸面精装之册，感其辛苦护持，不胜惭愧。”(见《过去的足迹》人民文学版第331页)又据黄裳写给我的亲笔手迹：“……十年前抄家高潮中并此书数十部皆付废品收回站，无少留恋。不意十年后又得见此精装本，以视凝华辛苦护持，滋愧恧矣。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九日黄裳记。”两种文字略有增饰，意思则一。
此外，黄裳最近在《来燕榭集外文钞》的《后记》中写道：柯灵“曾请我承包了一整版副刊，设有六七个栏目，用不同的笔名，还手写了如《孤蒲丛话》之类的刊头，制成锌版。前后不过一月，得稿费一百元……这张小报各大小图书馆都不藏，当然辑佚的工作也只好断念了。”(见《集外文钞》第506页)
其实，黄裳是知道我手中保存着这份“各大图书馆都不藏”的“黄裳佚文”剪报的。早在1981年9月29日，我就告诉过他。他在文章中写道：“近来在编两本文集，找材料时碰到了很大的困难。过去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文字，自己没有存稿；或虽有存稿后被抄没，结果还是一样。那些旧报纸也很少了，有地方有，但已被精装起来当作革命文物藏起，看一看也困难，何况是抄。就是想抄实在也没有这样的精力与时间。我在谈话中想起这事就诉苦，不料z却说，他那里还保存着几本我的旧作的剪报，除了我提出的一些，他还说出了不少连我也忘却了的篇目。”(见人民文学版《过去的足迹》第325页)这连黄裳“也忘却了的篇目”中，就有《商业午报》上他的六十多篇长短文章(其篇目和内容简介另有专文)，黄裳说：“这些文章现在重印的意思不大……我就继续束之高阁。”
事隔二十四年，政治环境愈益宽松，他又想“辑佚”重印。他明知我的地址，曾几次来过我家。有所需求，给我来一封信就解决了。为什么不好意思开口而哀叹“断念”呢?
当今从南京到北京，“黄迷”也不少。但以黄裳与我的渊源和历史事实而论，论资排辈，我似乎可以算是最“资深”的一个老“黄迷”了。
二、黄裳和“黄迷”一段美好情谊
1、为我的剪贴本《旧戏新谈》跋尾《文汇报》副刊《浮世绘》上，黄裳写了两个专栏：《旧剧新谈》(原名)和《金陵杂记》。我剪下装订成册，用磁青纸作封面。
唐�看到后说：“这两个连载，是黄裳的得意之作，还未出书先装订成册，他一定很高兴。我来要他为你题字吧!”黄裳欣然接过，带了回去。不但亲自题了封面，还为我写下了序言和后记。
黄裳把报上原刊《旧剧新谈》改题为《旧戏新谈》，题词如下：
沈凝华先生以拙著之发表于报端者剪贴成册，请风子(即唐�)先生持示，瞩为题签，甚令愧恧。草草成文，不足观览，今竞见重若此，使人惭沮。翻阅一过，见中杂有亦五之《拷吉平》及一之之《平剧杂话》三篇，皆非余作。前者系投稿，后者则徐铸成先生所作也。《新谈》已排讫待印，增删颇多。原稿余亦不存，则此册自亦可珍。如持与单行本对勘，则缺文所在：或因时忌，或系闲情，不难覆案也。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午后偷闲，为识数语于卷尾。黄裳谨记(印)
2、《旧戏新谈》剪贴本与初版本对勘
1948年8月《旧戏新谈》，由开明书店初版，请马叙伦先生题写封面。单行本与我的剪贴本对勘，添写的两篇是：《水浒戏文与女人》、《洗浮山・霸王庄・茂州庙・拿谢虎》。删去的六篇是：《百寿图》、《余叔岩》、《芙蓉草》、《盖叫天》、《怎样听戏》、《从跳加官说起》。重写的一篇是《戏凤》。又把原题《刘喜奎与名士》改题为《评剧家之二》。“不发表”的一篇是《袁寒云》。
我曾问黄裳：《袁寒云》已经“发表”过了，为何不收入集中?他说：这是一个好题材，可以大做文章。草草收入集中，太可惜了。
剪贴本中徐铸成的《平剧杂话》是：《关于改良平剧》、《上海今日的剧场》和《打渔杀家》。建国后徐的任何文集均漏收。
3、为剪贴本《金陵杂记》写序
大约半个月后，黄裳又为我的剪贴本《金陵杂记》写了《序言》。这篇《序言》富于文采，至今尚未发表，颇为珍贵。原文如下：
民国三十五年秋，余奉馆命至京，旅居三月．居处在户部街，小虹桥近在咫尺，即南唐宫门遗址也。暇日出游，多经古迹。感念畴昔，遂有《杂记》之作。故籍之道金陵掌故者至多，未能遍得。偶过钵山精舍，亦少少翻阅图书。每出亦常以照相机自随，摄得二百余张。其初计划，固甚宏也。 最初以中国纸摘录资料成一厚册，附以照像。归沪后编(《文汇报》)文教版。《浮世绘》创刊，柯灵兄嘱写连载，即陆续写之。余初意不祗描写风物，历史、人物、俗信，诸端具隶。册中文采之美，又余事也。《洛阳伽蓝》、《东京梦华》、《陶庵梦忆》、《帝京景物略》，前贤所作，具见典型。然采撷众长，丽以新解，斯志怀之既久，徒以时间不裕，遂尔匆匆辍笔。以拟原目，未及十一。即久在胸中之《秦淮》一记，亦未着手。偶及马湘兰、阮怀宁，论者纷加指摘，或未谙原义，或徒事讥讪。因念时世如斯，任务当更有重于此者。此书当留待他年时世承平之际续作也。会端五日，沈凝华先生以纸来索题，即为少记数语以谢。
时三十七年六月十一日黄裳
这篇精彩的序言，比起1946年11月28日黄裳为发表《金陵杂记》时写的《小序》，是另外一种风格。提供给当今爱好《金陵杂记》的读者参考，也许不为无益吧。
这是黄裳和“黄迷”交往中的一段最美好的情谊。
三、“黄迷”和黄裳交往付出的代价
黄裳说：“……凝华有许多藏书，其中一些是我过去没见过的珍本，如鲁迅先生印制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就是第一次在他那里看到实物的……左联文献专家丁景唐君三十年前找我打听新文学版本的事情，就曾由我带了去凝华处看实物，有如读化学上实验室的一般。”(见《题跋一束》)
当时我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在永大厂先是当工人，后来升为管理布机零件的小职员。1948年间，黄裳问我哪里来的钱去购买这许多的珍本书?我说我是“三房合一”的独苗，有两位母亲给我充分的钱可以购买心爱的书。
后来，他就提出要我去购了珍贵的古代抄本去“交易”他的《锦帆集外》精装本；他购书缺钱时向我借过美金；借口为“抢救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向我借黄金、银圆。
1、《我闻室剩稿》“交易”《锦帆集外》精装本
1948年8月，唐�告知：黄裳最近出了一本《锦帆集外》，另有一种不发售的精装本，用蓝布作封面，书脊自书“凤”字，颇为别致，可以去向他要一本。说毕，拿出黄裳赠送他的一本给我观看。这是246页一册的散文集，普通道林纸，铅字多有磨损，印刷不够清晰，装帧比较别致。作为版本，我当然希望收藏。当我向黄裳提出时，黄裳说此书只印十册，分赠友朋后只存三册。如要一本，需用书籍交换。他说：在三马路的文海书店内有一部旧抄本《我闻室剩稿》，可以购来作为交换。
“我闻室”是明代末年沦落风尘的才女柳如是的室名。崇祯十三年，柳氏归钱(牧斋)，为筑室取《金刚经》“如是我闻”之意，额室名为“我闻室”。陈寅恪氏的名著《柳如是别传》，脍炙人口。郁达夫氏在《娱霞杂载》转录柳如是一诗，题作《春日我闻室》，有“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之句。这本《我闻室剩稿》署名“云间女士柳隐著”，柳隐是柳如是的别字。原系南浔嘉业堂藏书，为袁瑛辑集柳如是的诗作和尺牍，是有名的管庭芬旧藏旧抄本，也算一种名贵的古抄本。以视定价法币8元6角的《锦帆集外》，价值何止“二十倍”!――当时我爱新文学版本书心切，便答应黄裳去购了这本名贵的古代抄本，交换黄裳新出版的《锦帆集外》精装本。
《锦帆集外》精装本到手之日，请黄裳在书前题辞云：
此书初版仅装精装本十册。分赠友朋之余，仅存三两册。凝华先生于拙文有偏嗜，欲得一本以备版本之数。适余欲得抄本《我闻室剩稿》，即以此册交易。昔荛翁(按：即黄荛圃丕烈)亦尝有以家刻本易宋版零种之事。此举或不唐突也。时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日黄裳(印)
1948年9月2日，我用柳如是《我闻室剩稿》同黄裳“交易”他自著《锦帆集外》精装本之事，他是不可能全然忘怀的!因为他在1981年写《题跋一束》时还看过自己的这则题词。事隔三十五年后，黄裳写了好多篇《关于柳如是》，文中写道：“我过去曾买到一个旧抄本(按：即《我闻室剩稿》)，为嘉业堂故物，卷中别增附录诗文不少，为管庭芬手辑。”(见《过去的足迹》第246页)只字不提这本“旧抄本”系同我“交易”所得。幸而我手头保存着黄裳的亲笔手迹，这段故实，尚未湮没。
2、借口“抢救郑振铎寄售的藏书”借黄金银圆
黄裳以“抢救”、“保存”郑振铎氏《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名义向我借黄金、银圆、布匹的事，已见于2007年《山西文学》第二期，此处不赘。所要补充的，是三点事实：
第一、在同意黄裳借款要求前，我先向当时组织上同我单线联系的陆振祚同志“请示和汇报”。
振祚同志问我：黄裳说是郑振铎的藏书有何为证?我去问黄裳，黄裳拿来郑振铎手稿《书目》作证。过后《书目》就由黄裳取还，黄裳说他查点书名时要用的。得到组织认可，我便回乡说服妻子陈雪萼取出嗣母的遗赠借给了黄裳。
上海解放以后，陆振祚同志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他问起我郑振铎先生藏书的保存问题，我说：“据黄裳告知，郑振铎先生这批藏书保存在他的家中。”陆振祚同志称许道：“你们为革命做了一件好事。”
第二、黄裳借到黄金后说“还不够”，再要我设法借银圆、布匹。
我拿出手头的数十枚银圆，黄裳说还不够。我打电话到永大公司设在周家桥的工厂，找要好的同事钟益泰兄、张佑生兄等商借。他们说没有银圆，只有布匹。黄裳说布匹也可。于是同乘电车至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雇了三轮车至周家桥永大布厂，取了“若干”布匹交给黄裳。钟、张两兄现犹健在。
第三、黄裳在解放后购古旧书，仍用黄金计值，有他的著作为证。所说“用黄金换金圆券纸币”，是谎话。
据黄裳著《清刻本》第77页，1950年11月12日他在古旧书铺购书记录：“一两金子获《演山集》旧钞丁鹤年诗及《今词苑》，传本至稀，可称奇秘。”在解放一年半以后，旧书店老板还不以人民币论值而仍要以黄金论值，何况解放前的伪纸币乎?显然，黄裳在文集中五次提到借了我的“黄金银圆到黑市上去换了纸币”的说法，决非事实。
以上是“黄迷”和黄裳交往中经济上付出的代价。
3、“黄迷”在政治上也付出了代价
我出生于太湖中洞庭东山槎湾古村“沈氏三学书屋”，是“三房合一”的独苗。从小和同乡、同龄、同学的陆振祚兄一起，离开家庭来到上海，初中毕业后便踏上社会谋生自立。振祚兄进信孚印染公司当练习生，我进永大染织厂当徒工。当振祚秘密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后，便培养、教育、启发、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并由他介绍我参加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我政治历史清白，工作积极踏实。解放后多次受到组织表扬，两次选派赴北京上天安门观礼，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从1949年至1957年的八年中从未犯过任何错误。不料，由于“痴迷黄裳”，在1957年 8月起受到审查――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政治审查”。
审查的原因是：“向《文汇报》黄裳提供反党炮弹。”
审查的根据是：黄裳为了“立功赎罪”、“反戈一击”，写了对我的“检举揭发”。 一年后甄别定案：说我“交友不慎，丧失立场，警告处分”。我曾前后当选了两届的“市人民代表”，从此也无形撤销了。
我感到极大的冤屈，因为我在五月初以来没有见过黄裳，更未同他联系，他有什么可以“揭发”我呢?思想苦闷，情绪低落。对我一向很信任的顶头上司宣传部长孙绍策同志得到区委同意，给我看了两份材料：黄裳对我的“检举揭发材料”。
黄裳揭发我之一：大意是“……我的朋友沈鹏年，过去是永大厂支部书记，现在在长宁区委工作。他和我关系很好。他告诉我永大厂工人在闹事，在搞大民主，工人自己选代表管理工厂，党组织不起作用了，生产反而上去了。我听了认为这个材料很好，所以我看到市委怕鸣放，有‘收’的味道，就用沈鹏年告诉我‘永大厂工人闹事，搞大民主’的例子提出来，要求市委不要怕鸣放，不要怕大民主……如果沈鹏年不讲，我是不会提出‘要大民主’的……”
黄裳揭发我之二：大意是“沈鹏年在《文汇报》召开的‘怎样提高出版书籍质量问题座谈会’上，发表了攻击党‘今不如昔’，还写了《书的今昔》攻击出版界‘今不如昔’的文章……”
在毛泽东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以后，《文汇报》的黄裳揭发检举了我的问题，自然引起区委领导的重视。因此决定对我“审查”。
其实，黄裳对我的揭发材料，和事实有很大出入。
关于“永大厂工人闹事”问题：
“闹事”发生在1957年3月，曾惊动了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的《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提到这件事(见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印发行的《刘少奇言论集》第639页)，《解放日报》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发表了评论文章。当时，“永大厂工人闹事”几乎满城风雨，大家知道。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去永大厂平息了这件事。在“永大厂工人闹事”早已解决两个多月以后，黄裳旧事重提，责任不能全部推在我的身上。当然，黄裳在“鸣放”中以此为例，现在看来，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当时，他也不是为这件事被“错划右派”的。
关于“《文汇报》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问题：
这次座谈会是区委派我参加，同“大鸣大放”无关。发言稿经区委书记审阅批准。在《文汇报》上发表我的“发言摘要”，经核对同区委批准的发言稿完全一致。至于《书的今昔》不是我执笔，我不同意发表，也没有见报，更与我无关。
尽管如此，这次“政治审查”结果还是给我以处分。
黄裳在“反右派运动”遭难，他写了数十篇文章倾诉自己的苦难，自然值得同情。至于他遭难还殃及我这个“黄迷”，“落水拉一个填背”，这恐怕是今天的“黄迷”们无法想象的。
处分以后，我当然不敢再同黄裳接触。因此黄裳在文章中写道：“从二十多年前(即1958年)开始，就不曾再遇见过。”――其故即在于此。
虽然十多年没有“再遇见”黄裳，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祸从天上来”，我又被黄裳所牵连。此事已见于2007年《山西文学》第二期，此处不赘。
这就是一个“黄迷”和黄裳交往数十年，在经济上、政治上所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我无怨无悔，“嗜读”黄裳的作品如昔。
四、“黄迷”无怨无悔、仍为黄裳效劳
黄裳在1947年发表《金陵杂记》连载和出版《关于美国兵》单行本，曾受到当时进步文化界的批评。
1、解放前《金陵杂记》、《关于美国兵》为何受批评
当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支军队在全国范围的战场上进行生死决战之时，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同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动统治的火热斗争剧烈展开之际：钱锺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李健吾先生的讽刺话剧《和平颂》都受到上海一些左派文人的严厉抨击；黄裳却在《文汇报・浮世绘》发表《金陵杂记》，为“秦淮八艳”的名妓马湘兰、顾横波和柳如是等“大唱赞歌”，左派文人岂有不批之理?
黄裳称赞了马湘兰“妓女的豪气”，“马湘兰的画兰，不下于男才子唐伯虎”，“发出独异的光彩”。引述了“对这已经死去的美人大发幽思”的艳诗悼文，连载三天之久。对阮大铖《咏怀堂诗》更称道不置。正如黄裳爱用的话，左翼文人的批评“是题中应有之义”。
黄裳曾在《记者生涯之一》作了辩解：
“《浮世绘》需要一点轻松的文章，我所能写的也不过是这种四不像的‘游记’，也仍时时‘劣性’复发，呵佛骂祖。然而一些只看题目不读内容即便掷去的朋友，大事哗然，以为我是在游山玩水，雅兴豪情，罪状昭著了。真是遗憾。”(见江苏古籍版《金陵五记》第87页)
柯灵先生曾说：萧岱(即原左联成员戴何勿)同志转达了地下党文委的意见，“希望黄裳笔下纵情声色时收敛一点”。柯灵作为《文汇报》副总编，对黄裳作了规劝。于是黄裳在三天后声明：
“《金陵杂记》起始至今，已将两月，虽然还有不少材料，我也写累了，暂时搁笔。等将来有机会再继续下去吧。”(见同上第92页)
同年12月，巴金先生主编《文学丛刊》，同意黄裳编一本集子，取书名为《锦帆集外》。《锦帆集外》编人《江上杂记》、《桂林杂记》、《贵阳杂记》、《昆明杂记》等篇，按理，《金陵杂记》正是文体、性质相同的一路。如果一并编入，《锦帆集外》可以更见丰厚。由于上述原因，黄裳只得忍痛割爱，并在《锦帆集外・后记》郑重声明：
“那正是‘和谈’鼎盛的时代，在每天追逐消息动态给弄得晕头晕脑之余，也还抽暇玩了南京的古迹，积习未忘，又写下文字。至于重复拾起‘闲情’，那是已经离开南京再度坠入无聊之后了。”(按：指他在上海编《文汇报・浮世绘》副刊、发表《金陵杂记》连载受到批评指摘之时)因此写出了“我已经厌恶了这些文字(即《金陵杂记》)的气话”。(见1948年初版《锦帆集外》第244-245页；又见1998年12月上海华东师大版《掌上的烟云》第228页)
半年后的1948年6月11日，黄裳为我《金陵杂记》剪贴本《序言》中写道：
“民国三十五秋，余奉馆命至京……暇日出游，多经古迹。感念畴昔，遂有《金陵杂记》之作……归沪后编《文汇报》文教版。《浮世绘》创刊，柯灵兄嘱写连载，即陆续写之……偶及《马湘兰》、阮怀宁(即《咏怀堂诗》作者阮大铖)，论者纭加指摘，或未谙原义，或徒事讥讪。”――这就是对“厌恶”云云的说明。因此，建国前后的三十五年中，《金陵杂记》从来没有出版过单行本。
至于《关于美国兵》，1947年5月《时代日报》发表楼适夷同志的批评文章，知道的人就较多了。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裳想重新出 版这两部作品，他就想到了我――
1981年9月，黄裳写道：“沈鹏年那里还保存着几本我的旧作的剪报，除了我提出的一些，他还说出了不少连我也忘却了的篇目。他告诉我这些剪报本和其他的单行本，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是几经转移、藏匿才得保存下来，这些东西还旅行了不少地方，包括洞庭山中老屋灶下那样的所在。这实在是料想不到的事……我立即提出了请他把贴报本见借的要求。几天后，沈鹏年就送了来。”(见《翠墨集》第249页，《过去的足迹》第341页)，当时我认为，作为一个“黄迷”，也是对老朋友一点微薄的心意。
2、《金陵杂记》要重印，我提供了底本
“文革”结束六年后，应黄裳请求，我的“贴报本”《金陵杂记》、《旧戏新谈》等借给黄裳。1981年黄裳编印《金陵五记》，就将我提供的《金陵杂记》贴报本作为底本全部收入。黄裳于1981年10月10日致杨静如信中写道：“《金陵杂记》……因剪报借自友人，需还去。”即指此事(见《来燕榭书札》第87页)。如果真有什么“余稿”的话，我早就一并提供，好让黄裳编入《金陵五记》。黄裳说“《金陵杂记》虽是一本旧作，建国后却曾多次重印。”――此话不确。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金陵杂记》在我提供底本后重印出版，长达三十三年中没有重印。正如黄裳所说：我是“嗜读‘黄’文的老读者”。从“反右”到“文革”这些险恶的处境中，我尚且苦心保存黄裳文章的剪报和单本，这不仅是个人的“嗜读”和爱好，而且可说是黄裳文章的“真赏者”，虽在劫难中也要设法为其“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使黄裳的妙文不因“反右”、“文革”的“祖龙之厄”而湮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收存朋友的文章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此心耿耿，可对天日。”怎么可能将所谓《金陵杂记》的“余稿”、“至今还没有见还”呢?
3、《关于美国兵》要重印，我又提供了底本
有一册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美国兵》，在“抗美援朝”的“反美”高潮中，一度列为“销毁”的“坏书”，旧书店也把它当做“还魂纸”送造纸厂作纸浆的。我保存一册，完整如新。黄裳说“自己没有了，想借去重印”。我同意了。黄裳将此书编入辽宁版《书趣文丛》的《音尘集》，其中《关于美国兵》也是我提供的底本。黄裳致范用同志的信中写道：“《关于美国兵》……原书是借自友人的，很少了，用后盼仍还给我转给藏者。”(见《来燕榭书札》第123页)这个“友人”、“藏者”就是鄙人。1996年该书出版了，黄裳既没有赠我《音尘集》，连底本《关于美国兵》原书，“至今没有见还”。我苦心收藏三十多年的这本书，到了目前的和谐盛世，反而被黄裳“借”而不还。我的收藏黄裳作品中缺了此册，作为“黄迷”，不能不感到遗憾。
五、黄裳对老“黄迷”的最后“回报”
1988年由于得到美国亲属邀请，忙于办理护照、至美领事馆申请赴美签证，接着便出国去纽约。来来往往，先后八次。一晃有近二十年没有和黄裳见面了。我在美国的行踪，拙著《美欧心影》有所叙述。回国期间，忙于社会公益，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作了专题播放；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刊载了我的照片和事迹；上海《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对我的社会活动作了专题报道。从2002年至2004年先后三次得到上海市一级的褒奖和本单位直属上级――中共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党委的表彰和奖励。――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透明的”。不料，2007年2月14日“作者tbn”，在“听讼楼blog”网站上还在传播什么“沈鹏年身败名裂”的不实之词。为了对读者、网民和社会负责，不得不申明如上。
用文字在新闻媒体上传播对我的不实之词，我这个老“黄迷”心目中曾经“崇敬”过的黄裳，便是不遗余力的一位。
黄裳在多篇文章和多册单行本中，多次诬称我借了他的“郑振铎手稿《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久借不还”。
2004年12月8日，黄裳写给嘉兴《秀州书局简讯》的信中说：“近来《秀州书局简讯》中多有沈鹏年消息，此公亦我旧识，久不联系。在友人(按：即陈福康等人)间，其口碑颇不佳。大事以外，借书不还，亦其一端。我有《金陵杂记》未发表因《文汇报》被封之墨笔手稿，即为渠持去……尤其要者，《金陵杂记》手稿也。”
2006年黄裳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陵杂记)》云：“《金陵杂记》是1947年陆续发表在《文汇报》的副刊《浮世绘》上的。报馆被封，连载也被腰斩，因之只是一部残稿。余稿还有毛笔写成的一册，被当时的朋友沈鹏年借去，至今没有见还。沈君有一种‘习惯’，久借不归。从我这里‘借’去的记得起来的就有鲁迅在东京印的《域外小说》初二集，木刻原本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郑西谛的手稿《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和其他明刻书等。时间已过去五六十年，沈君素有珍藏新文学书秘本之好，希望诸书特别是《金陵杂记》的后半部仍有还来之日，得成全璧，不禁企予望之。”
黄裳的文章那么委婉，言词那么动人，不明真相的读者一定“信以为真”。其实，通篇都是谎话。
现分三个方面，用事实答复如下：
1、诬称“《纫秋山馆行箧书目》手稿”久借不还――郑氏手稿《书目》现藏重庆市图书馆。怎会久借于我?
黄裳在《春回札记》、《拾落红集》、《河里子集》、《海上乱弹》中多次谈到：“这本《行箧书目》的西谛手写本，当时也一并取归，以为纪念。后由友人沈君取去。”《关于(金陵杂记)》写道：“沈君有一种‘习惯’，久假不归。从我这里‘借’去的记得起来的就有……郑西谛的手稿《纫秋山馆行箧书目》……”
请看黄裳的朋友陈福康经过调查的证言。陈福康写道：
郑振铎先生于1944年1月8日写了一篇《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跋》。所谓“行箧书目”，表明这也是他搬往匿居处的一批书。共明刊本218种，元刊本2种，明抄本等12种(共计二千余册)。
郑先生在卖出前特地奋力写的三千余言长跋，除了为说明这批书的性质外，主要乃表明得来不易，隐含希望得主珍惜，勿使散佚之意。
这批书经过书贾韩士宝之手，售予重庆藏书家荣先阁的李文衡。李文衡久仰郑振铎的大名，但与他不认识。读了郑先生写的长跋后，深受感动。因此，一直把这批书，包括他写的《书目》和长《跋》，好好地珍藏着。到1952年，李文衡又把这些珍贵的书，连同郑振铎亲笔写的《书目》和《跋文》，完整地捐献给了重庆市图书馆，至今宝藏在那里。郑振铎在二百三十多种古书每种的最后一册末页，都亲笔手书“长乐郑振铎藏书”七字。可见他对这批书珍爱之至。好在郑先生的一片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这真是一则感人的书林佳话!(见1994年8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郑振铎传》第457―458页)
重庆藏书家李文衡先生，黄裳应是早有耳闻 的。黄裳自己在文中写道：“我在文海书店见到《行箧书目》，肆中人说这是郑先生寄售的目录，已有四川某氏议价将成。”这位“四川某氏”就是重庆藏书家李文衡；“肆中人”就是文海书店店主韩士宝。韩又是黄裳的老相识，当然会将“四川某氏”的身份告知。黄裳对此事早已心知肚明。
“郑西谛的手稿《纫秋山馆行箧书目》”，明明“珍藏在重庆市图书馆，至今仍在那里。”――怎么会变成黄裳手中之物，借给沈鹏年呢?
2、诬称“《金陵杂记》被腰斩的余稿”久借不还――当年“自动搁笔”并未“被腰斩”，何来余稿?
请看1947年《金陵杂记》初刊时的历史真相：
第一、《金陵杂记・小序》发表于1947年初，最后一篇《记者生涯之五》刊出于1947年2月10日，篇末并未写“未完”，而是注明连载“完”。
第二、《金陵杂记》当时发表的文稿，始于《小序》，终于类似“结束语”的《记者生涯》，连载五天，并在结尾声明：“《杂记》起始至今，已将两月”――这是指他开始着笔于1946年11月28日，最后完篇在1947年2月8日。黄裳宣布：“我写累了，暂时搁笔。”既已“写累”而“搁笔”，何来“余稿”?完稿的全书共19篇，其中每篇在当天刊完的计8篇；每篇分二天刊完的计7篇；有一篇分三天刊完；有一篇分四天刊完；有二篇各分五天刊完；前后连载39天。仅一个多月，没有两月。首尾连贯，并无什么“被腰斩”的痕迹。
第三、《金陵杂记》连载结束于1947年2月10日。而《文汇报》“报馆被封”则在连载结束三个半月以后的1947年5月24日。三个半月前自动“搁笔”同三个半月后“报馆被封”没有联系，不存在什么“《金陵杂记》也被腰斩，因之只是一部残稿”的事。
第四、从《金陵杂记》自动搁笔到“报馆被封”，其中长达105天的空间和时间。黄裳既未像浦熙修那样“上黑名单”遭迫害，并没有丧失写作自由，而且在《文汇报》上从4月16日到20日的五天中，还发表了《豁蒙楼》、《燕子矶》、《白鹭洲》等《金陵杂记》的姐妹篇。在三十多年后，写《秦淮拾梦记》、《白鹭洲公园补记》、《重访鸡鸣寺》，发表《古胭脂井》等老照片等，都是他“搁笔”前所说“还有不少材料”的改写和重写。所谓“余稿被当时的朋友沈鹏年借去，至今没有见还”云云，是虚夸的不实之词。我并未“借”过这本“余稿”。
1947年2月10日《金陵杂记》连载39天后，黄裳在《记者生涯》宣布“我写累了，暂时搁笔”。由此可见，《杂记》不是“残稿”，何来“余稿”?
3、诬称“明版古书、《域外小说集》等”久借不还――五十年前抵债还我之书。要想赖账倒算?
黄裳在解放前借我黄金银元购得“宋版书十种”；他在《春回札记》等书中早已承认在案。解放后黄金银元收归国有，不准流通，他以《域外小说集》等书抵债“了结”债务。详情见于2007年《山西文学》第二期。当时他占尽了便宜。事隔五十多年后，要想赖账倒算?试问：他借我黄金银元购得的“嘉业堂十种宋版书”，众所周知，宋版书当今属于“国宝”，价值连城，这笔账又如何算法?
俗话“出了好心得好报”。老“黄迷”决不是想“得好报”，而是读书入迷，一往情深，因此，一辈子好心善待黄裳。不料，“好心变为驴肝肺”，最后得到黄裳如此“回报”――人间公道何在?!
六、请求各地“黄迷”公断，还老“黄迷”一个公道
朋友们严肃告诫：“近几年来黄裳散布对你的流言蜚语，为何不吱一声?如果不站出来说明真相，容忍诽谤流传，就是对社会、对历史、对读者、对自己的子孙不负责任。”
黄裳在文章中写道：“说是‘谤’，就自然带有‘诬陷’之意了”，“要‘弥谤’就只有效法布袋和尚”。“相传布袋和尚是从不担心什么‘谤’的。”“当人人的大小袋袋都毫无保留的打开之日，也就是流言蜚语歇绝之时。”(见《惊弦集》第66--67页)――我就效法“布袋和尚”，打开大小袋袋，公之于众。“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
黄裳还说：“笔墨一经付之刊印，即成公器。”为此请求读者、网民、“黄迷”们对拙文予以分析、鉴别、批评、指正，然后作出公断，还我这个81岁高龄的老“黄迷”一个公道。谢谢。
2007年3月21日于太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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