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家是纽约城里唯一没有汽车的人家。 我们每天上街买东西，总是坐一辆简陋的二轮柳条车，拉车的是一匹老谢特兰马。 我父亲是个职员，整天在证券交易所那如同“囚笼”般的办公室里工作。假如我父亲不把一半工资用于医药费以及给比我们还穷的亲戚，那末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去。事实上，我们是很穷的。
我母亲常安慰家里人说:“一个人有骨气，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在生活中怀着一线希望，也就等于有了一大笔精神财富。”
我挖苦地反驳说:“反正你买不起一辆汽车。”而母亲在生活中处处力求简朴，在母亲悉心料理下，家里的生活还是有趣的。
一件意外的事情把我那实实在在的羞愧之情一扫而光，激动人心的时刻突然来到了。
几星期后，一辆崭新的别克牌汽车在大街上那家最大的百货商店橱窗里展出了。这辆车将在市集节日之夜以抽彩的方式馈赠得奖者。我呆在人群外面的黑影里，观看开奖前放的焰火，等候着这一高潮的到来。用旗帜装饰一新的别克牌汽车停放在一个专门的台子上，在十几只聚光灯的照耀下，光彩夺目。人们鸦雀无声地等待市长揭开装有获奖彩票的玻璃瓶。
不管我有时多么想入非非，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幸运女神会厚待我们这个在城里唯一没有汽车的人家。但是，扩音器里确实在大声叫着我父亲的名字!那时，我从人群中慢慢地往里挤。市长把汽车的钥匙交给我父亲，我父亲在“星条旗万岁”的歌声中把汽车缓缓地开出来。
回家的路尽管有一英里远，我拼命地跑，好象别克牌汽车载着我的女友去参加舞会似的。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汽车跟前，抚摩一下它那光滑的车篷，开了门，坐进去。我端详了一下闪闪发光的仪器板，得意洋洋地坐在靠背坐椅上，我转过头去，观望窗外的景致，这时，我从汽车的后窗看到我父亲体格强壮的身影。他正在人行道上散步。我跳出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朝他奔去。
父亲向我咆哮着:“滚开，别呆在这儿!让我清静清静!”
他就是用棍子敲我的头，也不会比这更伤我的心了。他的态度使我大为吃惊，我只得走进家门。
我在起居室里见到母亲，她看到我悲伤的样子说:“不要烦恼，你父亲正在思考一个道德问题。我们等待他找到适当的答案。”
“难道我们中彩得到汽车是不道德的吗?”我迷惑不解地问。
“汽车根本不属于我们，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母亲说。
我歇斯底里地大叫:“哪有这样的事”?汽车中彩明明是扩音器里宣布的。”
“过来，孩子，”母亲轻声说。
桌上的台灯下放着两张彩票存根，上面的号码是348和349，中彩号码是348。
“你看到两张彩票有什么不同吗?”母亲问。
我仔细看了一下说:“我只看到中彩的号码是348。”
“你再仔细看看。”
我看了好几遍，终于看到彩票的角落上有用铅笔写的淡淡的K字。
母亲又问:“你看到K字吗?”
“正巧可以看到一点点。”
“这K字代表凯特立克。”
“吉米・凯特立克吗?是爹爹交易所的老板。”
“对。”
母亲把事情一五一十跟我讲了，当初父亲对吉米说，他买彩券的时候可以给吉米代买一张，吉米咕哝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老板说完就去干自己的事了。过后可能再也没有想到过这事。父亲就用自己的钱以自己的名义买了两张彩票，348那张是给凯特立克买的。现在可以看得出来那K字是用大拇指轻轻擦过，正好可以看得见淡淡的铅笔印。
对我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吉米・凯特立克是一个亿万富翁，拥有十几部汽车，仆人成群，还有两个雇用的司机。对他来说，增加一辆汽车简直等于我们巴尔克斯的马具里多一个马嚼子。我激动地说:“汽车应该归我爸爸。”
母亲平静地说:“你爸爸知道该怎么做是正当的。”
最后，我们听到父亲踏进前门的脚步声。我静静地等待着结局。父亲走到饭厅的电话机旁，拨了号码。他是打给凯特立克的。等了好长时候，最后，凯特立克的仆人接了电话，老板在睡觉。他讨厌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显得十分不高兴。我父亲把整个事情对他说了一遍。第二天下午，凯特立克的两个司机来到我们这儿，把别克牌汽车开走了。他们送给我父亲一盒雪茄。
直到我成年之后，我才有了一辆汽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母亲的那句格言“一个人有骨气，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具有了新的含义。回顾以往的岁月，我现在才明白，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是我们最富的时刻。
(郝跃文摘自《外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