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一部经典，其丰富的内涵为我们多维度解读提供了可能。恩格斯曾经说过，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女性的处境、地位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就成了一个聚光点。从笛福成名作《鲁滨逊漂流记》中女性话语的缺失分析父权文化传统对笛福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评判笛福及作品。
《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英雄赞歌，笛福塑造了一个依靠个人奋斗而取得成功的男性光辉形象，缔造了父权帝国的大厦。作品中鲁滨逊凭借着强大的征服精神将荒岛从“绝望岛”开发成“希望岛”，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成为小岛“无可争辩的领主”。在这里，笛福不惜笔墨的反复强调鲁滨逊的意志力和理性，极力展示父权文化传统下男性征服自然、征服“他者”的英雄气概。在该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中没有女性，提到的女性也没有名字，因此女性身份是缺失的，女性总是处于无言与失语状态。
小说中笛福第一个提到的女性是母亲。对于母亲的介绍只有一句，说母亲娘家是“当地一个很体面的人家”，对于母亲的性格、脾气等特点，我们都无从知道。而笛福却用了相当的篇幅提及父亲，说父亲是“一个明智而庄重的人”，提到父亲对鲁滨逊“诚恳”而“理性”的规劝。母亲是作为鲁滨逊与父亲之间传声筒的身份出场的。当鲁滨逊为“发大财、成大名”的野心所驱使去航海时，父亲坚决不同意，为取得父亲的同意，鲁滨逊恳求母亲去说服父亲，母亲则完全没有个人的观点，唯父亲的话是从，坚决站在父亲这一边，惊讶于鲁滨逊为何不听从父亲的“谆谆告诫”，并表示不会替鲁滨逊说情，随后却将与鲁滨逊的全部谈话都告知了父亲。由此我们看出，笛福所塑造的鲁滨逊的母亲是一个父权社会极为传统的妇女形象，尊敬、崇拜丈夫，视丈夫的语言为金玉良言，没有思想、没有主见、没有个性，遵从着父权社会“夫为妇纲”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家庭生活中、在处理家庭事务中完全没有话语权，不过是依附于父亲的一个自然存在罢了。
小说中第二个提到的女性为伦敦的“可怜的寡妇”，她为鲁滨逊保管钱财，“诚实可靠”、“很穷”还“负着债”，鲁滨逊成为千万富翁后，“在穷困中安慰她，并且告诉她，只要我活着，以后还要接济她。”老寡妇“衷心地感激我送给她的钱，不辞一切辛苦和关怀来为我服务”。笛福所塑造的这个寡妇形象显然是个弱者，本应该是个体面人，因为丈夫去世了，穷困潦倒，不得不依赖鲁滨逊的接济生活。
对于鲁滨逊的婚姻，小说中仅有一小段，是这么介绍的：“在这期间，我在国内初步定居下来。首先，我马马虎虎地结了婚，这个婚姻不算太美满，也不算不美满，我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可是不久我妻子便去世了。”笛福曾把夫妻关系理解为契约关系，认为婚约就是契约。那时的男性无法摆脱父权社会的传统意识，对妇女的关心不够、对妇女的同情更不够。笛福的这种婚姻观体现在鲁滨逊的身上。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婚姻、家庭都不重要了。在笛福看来，比起男人宏伟的事业，女人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鲁滨逊28年的荒岛生活中从未想过女人，他曾热切地渴望过一个助手，一个奴隶，共建他的“王国”，却从未需要过女人的慰藉。仆人星期五也一样，他们共同享受着没有女人恩泽的田园牧歌。小说的最后提到鲁滨逊又回到小岛去看望他的“子民”，带去了各种日用必需品、木匠、铁匠、五头母牛、几只羊、几头猪及七个妇女，“这七个妇女都是经过我亲自挑选的，有的适于干活，有的适于给那些愿意去她们的人作老婆。”在这里，女性沦为与牲畜同等的地位，彷佛普通的动物一般，可随意买卖或转让，让女人来岛上的目的是劳动或繁殖后代，扩大鲁滨逊的“王国”，增加鲁滨逊的“臣民”，为父权大厦的缔造补充后备力量，女性存在的社会价值、精神价值几乎被忽视，仿佛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女性的智慧、女性的贡献是不值得一提的。
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成为被言说的对象而丧失了自我自由表达话语的权利，从而在丧失身份的同时缺失了话语。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不仅是命名、标志和交流的系统，而且是所有权得以产生的场所，是权力的场所”。在父权社会中，由男性创造的男性话语当然就成为权利话语，在男子中心论的强大影响之下，男性经验亦成为“普遍的人类经验和无可非议的普遍知识源泉”。由此，历史也就成了由男人所写就的“他”的而不是“她”的故事。由于男性掌握话语权，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女性如果说话，她们的话语也是无聊的闲谈和愚蠢的附和，甚至是男性难以理解的奇思怪想，有时她们干脆成为沉默的被言说者，从而失去了独立的主体地位，被剥夺了自我表述权，成为沉默的“他者”。
虽然继《鲁滨逊漂流记》之后，笛福写出了《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这样的女性占中心地位的作品，但仔细阅读两部作品后，我们不难发现，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摩尔和罗克珊娜只不过是两个女性的鲁滨逊，她们的思想、性格特征在本质上和鲁滨逊一样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和阶级烙印。她们“具有永不安于现状，不怕困难，以无穷的精力和才智与环境搏斗，凭自己的力量和耐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求取生存和发展，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反映了笛福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由此可见他无法完全摆脱父权社会的传统意识。笛福表面上以女性为叙述者，但是由于他对作品中主人公的描写自居心理过于强烈。笛福是启蒙运动时期下层中产阶级的代表，注重商业，讲究实际，在其生意几经兴衰后，他创办了《评论报》，发表自己有关妇女地位、科学、艺术、宗教等问题的意见，但他更关心的是经济和政治问题，他曾在一本题为《英国商人手册》的劝导性书中坦率地说，一个人不应该“对宗教义务过分专注，以致错过做生意的合适时机和商业旺季”。笛福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自由贸易和开拓海外殖民地，主张社会民主和宗教自由，反对贵族特权和专制政治，肯定个人进取精神和追求财富的欲望。笛福作品中的形象不论是鲁滨逊，还是摩尔、罗克珊娜都是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精神和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特征的高度概括，是18世纪中产阶级的高度典型化的形象。
父权社会下的传统文化是以男性的价值观为基础，以牺牲女性的创造力为代价建构起来的。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女性群体由于没有经济的独立因而没有人格的独立，经济基础决定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自母系社会解体后，在社会大生产中女性便处于劣势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沦为被压迫者；而男性则成了家庭和社会中的主宰者，长期扮演着压迫者的角色。在文学中塑造的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深刻反映了来自现实生活中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控制，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笛福作品《鲁滨逊漂流记》对于女性形象的描述由于在其光辉的男性“英雄”形象创作对照下，显得微弱而另类，显示出作为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的笛福父权意识之下对于女性的歧视。
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以法律手段保障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合法地位和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父权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诚然，在强调和谐社会、男女平等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男女性别及其角色的差异，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我们要避免因差别造成的奴役，使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性别角色发展中得以完善和统一，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和谐共进。
（作者简介：褚夫敏，枣庄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