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说我懒呀,没有学问我无脸见爹娘。” 三十年前的儿歌倏然苏醒――当我经过一所小学的时候。
下午四点半,方才还空荡荡的小街,被各式私车和眼巴巴的家长塞满了。
开闸了,小人儿鱼贯而出,大人们蜂拥而上。一瞬间,无数的昵称像蝉鸣般绽放,在空中结成一团热云。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只能用“失物招领”来形容。
此时,这支叫《读书郎》的儿歌突然跃出了记忆,一字不差。它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红领巾时代。那会儿,它几乎是我每天上学路上的喉咙伴奏,或叫脑海音乐罢。从前,上学或放学路上的孩子,就是一群没纪律的麻雀,无人护驾,无人押送,叽叽喳喳,兴高采烈,玩透了、玩饿了再回家。回头想,童年最大的快乐就是在路上,尤其在放学路上。
那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大戏台,那是面孔、语言、腔调、扮相、故事的孵化器,那是一个孩子独闯世界的第一步,乃其精神发育的露天课堂、人生历练的风雨操场……我童年时代几乎所有的趣人、趣事、趣闻,都是在放学路上邂逅的。我作文里那些真实的或瞎编的“一件有意义的事”,皆上演在其中。它的每一条巷子和拐角,每一只流浪狗和墙头猫,那烧饼铺、裁缝店,卖冰糖葫芦的吆喝、爆米花的香味、弹棉弓的铮铮响,还有谁家出墙的杏子最甜、谁家树上新筑了鸟窝……都会在某一时分与我发生联系。
对成长来说,这是最肥沃的土壤。
很难想象,若抽掉“放学路上”这个页码,童年还剩下什么呢?
那个黄昏,我突然替眼前的孩子惋惜――他们不会再有“放学路上”了。
他们被装进一只只豪华的笼子,直接运回了家,像是贵重行李。
二
我越来越觉得如今的孩子,尤其大城市的孩子,正面临一个危险:失去“家”、“故乡”这些精神地点。
有位朋友,在儿子六岁时搬了家,十岁时又搬了一次,原因很简单:购置了更大的房子。我问:“儿子还记不记得从前的家?带他回去过吗?他主动要求过吗?”朋友摇头,“他就像住宾馆一样,哪儿都行。”……我明白了,在“家”的转移上,孩子无动于衷,感情上没有缠绵,无须仪式和交接。
“想不想从前的小朋友?”我问。“不想,哪儿都有小朋友,哪儿小朋友都一样。或许儿子眼里,小朋友是种‘现象’,一种‘配套设施’,一种日光下随你移动的影子,不记名的影子,而不是一个谁、又一个谁……”朋友尴尬地说。
我无语。这是没有“发小”的一代,没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没有街坊和故园的一代。他们会不停地搬,但不是“搬家”。“搬家”意味着记忆和情感地点的移动,意味着朋友的告别和人群的刷新。而他们,只是随父母财富的变化,从一个物理空间转到另一物理空间。城市是个巨大的商品,住宅也是个商品,都是物,只是物,孩子只是骑在这物上飞来飞去。
还是上面那位朋友,我曾提议:“为何不搞个聚会,让孩子和从前同院的伙伴们重逢一次,合个影什么的?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能让一个孩子从变化了的对方身上觉察到自己的成长……”朋友怔了怔,羞涩地笑笑:“其实儿子只熟悉隔壁的孩子,同楼的都认不全,偶尔,他会想起某只丢失或弄坏的玩具,很少和人有关,他的快乐是游戏机、动画片、成堆的玩具带来的。”该我自嘲了,一个多么不恰当的浪漫提议!
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割的力量,它把生活切成一个个的单间:成人和宠物在一起,孩子和玩具在一起。我曾在一小区租住了四年,天天穿行其中,却对它一无所知。搬离的那天,我有一点失落,我很想去和谁道一声别,说点什么,却想不出那人是谁。
三
那天,忽收一条短信:“王开岭,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愣了,以为是恶作剧。可很快,我对它亲热起来,三十年前,类似的唤声曾无数次在傍晚响起,飘过一条条小巷,飘进我东躲西藏的耳朵里。感动之余,我把这条短信的主语换成朋友们的名字,发了出去。当然,我只选了同龄人,有过老街童年的一代。
后来,才知这短信源于一个著名的网络帖子:“贾君鹏,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但声嘶力竭之际,有人揭穿了谜底,这个响彻神州的伟大名字竟是虚拟的,乃某网站精心策划。我一点也不沮丧,甚至感动于阴谋者的情怀细致。
一个贾君鹏沉默,千万个贾君鹏应声。
我暗暗为自己的童年庆幸。如果说贾君鹏的一代尚可叫做露天童年、旷野童年、老街童年,那如今的孩子,则是温室童年、园林童年、玩具童年了。
面对现代街区和路途,父母不敢再把孩子轻易交出去了,不允许童年有任何闪失。
就像风筝,从天空撤下,把绳剪掉,挂在墙上。
再不用担心被风吹跑,被树刮住了。翅膀,就此成为传说和纪念。
或许,你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了――
一群孩子像风筝一样在街上晃荡。
【选自《独角兽博客》本刊有
删节】
题图/在路上/孙万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