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上期）来到了太原，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表哥也成了“坏人”。因为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有一个在台湾的父亲（即我大舅父），灾难又无一例外地降临了这个家庭。
当天，他们一家4口被赶至一间小屋子，正在接受检查、交代“问题”呢！当晚，表哥的儿子陪我到另外一个同事家，借宿了一晚。这一夜，我睡得是那么香，连梦都没有，人世间的恶事仿佛已离我远去。一觉醒来，我才明白此地亦不宜久留，表哥已被批判，我这个逃亡者不能再给他添乱了。
第二站，我到了北京――爱人的娘家。因我担心造反派到她家去找我，所以先去了爱人一位亲戚那里。在那里，我得知我们的孩子因难产而死，这个消息反倒使我感到轻松。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候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即使孩子活下来，又能活多久呢？北京虽然是爱人的家，但也是“文革”的发源地，有的亲戚怕受牵连，都不敢来见我。看来，这里也不是我久留之处。
我又辗转逃亡到上海母亲那里，可上海也不是世外桃源，就连当街道干部的母亲，也不能逃脱造反派的魔掌――造反派对我老母亲竟然动用了酷刑。我母亲当了一辈子的教员，大家都尊敬地叫她谢老师。她受不了被批斗的侮辱，有一次在批斗会上，母亲当场晕死过去。他们竟然叫来了赤脚医生，向我母亲的脚底心注射蒸馏水，说是试试我母亲是真昏还是装死。他们连续不断地逼我母亲坦白特务罪行，逼问我母亲拿了多少特务津贴（上世纪60年代初，一年圣诞节我小舅舅在英国学习时曾寄给我母亲6个英镑）。当然，造反派也没有忘记逼迫我母亲交出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是个逃犯。我不能保护年迈的母亲，更不能给她加罪，故我决定回去，重新回到那个鬼地方，等待着能说清问题的一天。我不能死，不然就死无对证了。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文革”的天罗地网是如此的严密，以至于我无处可躲。
四
“文革”也是个大舞台，各类人都会有各种表现，无论真实的友情还是虚伪的亲情，都会流露出来。我的一位北京亲戚，怕连累他们家，就掰着手指头对我讲：“地、富、反、坏、右中，就有你这个右派，你要赶快回去接受改造。”我说：“他们打人很狠，打死了怎么办？”他恶狠狠地说：“打死了将来也会替你平反。”
但在我劳动改造时，也遇见了两位没有文化的好心工人。1969年冬天，我被派往林场的苗圃，边劳动，边检查，边接受批判。这个苗圃面积不太大，也就是200多亩地，原来有两个工人，现在加上我，一共就3个人。他们俩对我有监督权，我的一举一动，都由他们向造反派领导汇报，因此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话，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替他们当过炊事员、饲养员，也干些勤杂工作。因为我与他俩之间以前不认识，从无个人恩怨，故相处一段时间，我们成了不错的朋友。他们向上面汇报我的情况时，总是添点好话，有时还把外面的情况说给我听。
苗圃是培育树苗的，到了春天就可以出售树苗。200亩的树苗，根本无法计算有多少棵。谁要买树苗，就自己到地里刨，然后数一数有多少，把钱交给我们，然后开一张发票，就这么简单。我们就3个人，因此卖树苗的工作，就要有一人来专门负责。我见两位工人同志，把卖树苗工作日分成单日和双日，单日由一位同志负责卖树苗，发票由他开，钱由他收，双日再换另一位去干。我是“劳改犯”，卖树苗之事，从不插手，也从不过问。日子一久我才发现，他俩为什么要轮流卖树苗，里面有一定的猫腻。原来买树苗有公家和私人之分，某单位来买树苗，过数之后，我们就开一张专门的发票给他们。这种发票是上级会计部门给的，一本有多少张，开了多少张、多少钱，上面都有存根，看了这个存根，就知道卖出了多少树苗，应上缴多少钱，非常简单。上级也从来不会到苗圃去检查“库存”，因为200亩地的树苗，无法去查实，何况那时还在“文革”中，谁也顾不上来管这些小事。问题是出在个人来买树苗上。个人来买树苗数量很少，一般是栽在自家房前屋后，老百姓根本不需要什么发票，因此每天都有一些人，买了几棵树苗，给了钱就走，问他要不要发票，总是摆摆手说：“不要了。”既然收了钱，又有人不要发票，那么按开出发票的多少来上缴卖树苗的钱，就合不拢了，肯定是多了一笔钱。这笔钱装进自己口袋里，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来查。原来他们轮流卖树苗的秘密就在于此。
这件事在我们3人之间心照不宣，那时一个月才给我6元生活费，他们见我并不富裕，怪可怜的，因此就和我谈，每个星期让我卖一次树苗。我心里明白他俩在照顾我，让我弄点零花钱，但我哪里敢，如果一旦“东窗事发”，我这个劳改犯不是“罪上加罪”了吗？我不是不想捞点外快，也不是天生的廉洁，而是因为怕。我卖了一天的树苗，算了一下，不开发票卖的钱，也就五六块（每棵树苗只卖2角钱），每次我都如数交给了他俩。后来，一位好心的工人对我讲：喂，老王，你把那些不开发票的钱自己花了算了。但我胆小，始终不敢。至于他们怎样处理，怎样对上级报账，我就不管了。但他俩能在那种环境下，对我这个在他们手下监督劳动、改造的人，如此“信任”，如此“网开一面”，如此照顾，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春天栽树季节一过，我们卖树苗的专项业务就停止了。
如今回首往事，快40年了，我从没有忘记过他们。苗圃早已不存在，我当了官以后，他们也从没有来找过我。掐指算来，他们也都是近70岁的老人了，不知现在生活得还好吗？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又当过林场的林业工人、饲养员、炊事员、“五七干校”的电工等等。
后来听说，造反派领导已经决定重新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我爱人则是按拿帽右派对待。所谓拿帽右派就是要老老实实的，不然随时随地就可以正式戴上右派这顶帽子。一次，我和一些“劳改犯”去一个地方劳动，在大街对面也来了一支队伍，我一下子从那队伍里发现了我的爱人。她正在用焦急的目光找寻我，为了不让她看见我这种“劳改犯”的狼狈模样而伤心，我把眼光移向了另一边。我们已经有几年没见面了，虽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
1971年9月13日，“文革”史上出了件震撼人心的大事，“身体永远健康”的、党章上写着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副统帅出逃并摔死了，因此解放了一些人。我和爱人的审查既然没查出半点问题，也只好告一段落。给我俩的结论是：“在文革中犯了思想性错误。”这是当时的革命委员会组织部下的结论。原来折腾了5年，我俩是思想犯罪，因此获得“宽大处理”，宣布“解放”。
现在我还记得在要“解放”我和我爱人的当天，单位领导跟我俩谈的话：“对你俩的处理是非常轻的，你俩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造反派对你们的宽大。”一时间我们无言，竟回答不出一句感谢之类的话。
我那可怜的母亲没有我命好，没有等到“解放”的那一天。去世前她老人家去医院看病，街道造反派跟踪到医院，要医院组织病人对她进行批斗。一位好心的护士，拿了几片药，塞给我母亲，叫母亲快走。母亲只好在家等死，终于在1969年含冤离开了这片土地，死在一个小医院急诊室的角落里。15年以后，到了1984年，一天我接到上海市真如镇政府的一封平反信，信上写道：“谢怀琴夫妇在解放前，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历史清楚，文革期间加在谢怀琴同志身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就几行字，但冤屈总算洗雪了。我除了流出几行凄凉的泪水外，还能怎么样？
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在1948年，苏州市解放，那时我才十几岁，跟着爸妈一起走向街头迎接解放军，欢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而这一次也算是“解放”喽，这是无知无觉的5年、噩梦中痛苦的5年，回忆起来有恍若隔世之感。
五
前些日子，当我看过一本名字叫《告别夹边沟》的书后，突然对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遭遇有了另一种想法：我比起那些因饥饿连尸体都敢吃的活活被饿死在甘肃“夹边沟”农场的那些右派分子；比起那些在三年“困难时期”被饿死的老百姓；比起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我受的这点罪又算什么？我应该算是一个“幸福的幸存者”，应知足了。
岁月悠悠，是非荣辱几十年，都过去了。我现在不需讨个什么“说法”，因为“说法”又有什么用？在我当“官”后，那些在“文革”中打我、整我的人曾托人向我解释、道歉，可我从来都没有追究过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可以原谅。但是不应该忘记“文革”，要以史为鉴，中国人民绝对经不起再来一次“文革”那样的“革命”。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难道不是“文革”的一种后遗症吗？同志们要接受血的教训，要警惕，要居安思危。
我的这篇“往事”写到这里，本来就应拉倒了，也许有好心的同志想知道，“平反”了以后，我干什么去了，就像电视剧，总该有个大结局吧！
结果很不错，1971年以后，我和爱人又回到了农村，各在一个公社继续做我们的老本行，用现在的话来说，为“三农”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被提升为县农科所的副所长，同时在地区第一个被评为农艺师，并荣获全省农业技术干部蹲点一等奖。1979年我的母校寄来了“右派”改正通知，但它留有尾巴，说我在“反右派”中有错误言论，我拒绝签字，退了回去。后来我又升为县科委副主任，虽然我在“改正”问题上拒绝签字，但到1980年还是破格被提升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
就在提升以前，地委组织部约我谈了一次话。地委组织部封部长是位很豪爽的工农干部，一开头，他就问我：“幼辉同志，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为什么还会这么努力工作？”我说：“我们家祖宗三代，在解放前没一个当官的。解放后我家的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个被杀、被关的，我们家既非地主，也不是什么资本家。1951年我父亲病逝以后，我母亲当中小学教员，是共产党培养我们兄妹三人上了大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来回报人民？人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党！”说得封部长直点头。
我当了副县长以后，一天，县委冯书记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经县委研究，要发展你入党。但他又说，要请示一下地委统战部。过了约一个星期，冯书记对我说：“你不能入党，地委领导另有安排。”这是1982年的事。就在1982年12月，省里叫我参加“各界人士为四化建设服务座谈会”。在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介绍了我20多年来在农村做农业技术工作的汇报。1983年4月，我当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在大会上我被选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被推选为全国第六届政协委员。也就是1983年，母校又来了一份文件，才彻底解决右派改正的事，没留尾巴。当了两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在1991年我被选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体育、卫生、旅游、地震、人防、监察、科技等方面的工作。1995年我年满60岁，又转至政协河北省委员会任副主席。人们和我开玩笑说，你在省里的四大班子中，人大、政府、政协都干过，就缺一个省委了。我说，我没资格在共产党的省委干活，因为我不是党员，但我是九三学社的省委“书记”啊（我是九三学社河北省委主委）！1998年我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也曾“辉煌”过，我曾任第六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河北省委主委。
我的爱人也从省里某单位的处级干部位子上退了下来，有人曾嬉笑着对她说，当年“文革”时，造反派说你是慈禧太后的孙女，你要承认了不是很好吗？最起码你也能弄个政协委员当当。在美国呆了半个世纪的小舅舅，从1979年就经常回到祖国，他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这些年，他为中美学术交流做了很多工作，被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2003年，我年满69岁，“光荣”地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河北省委员会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忆我从1980年任副县长起，确实当了23年的官，这是环境对我的安排，也是我自己从没有想到的。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一个当官的，几乎全部都是教育工作者。我从小想当飞行员、运动员、科学家、教授，却从未想过当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是时代的潮流把我推上了浪尖。
现在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看书、写稿（很蹩脚的文章）、思考问题。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看，从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事件来看，建设一个民主的、公正的、法治的、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谈何容易！但只要人民共同努力，相信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才30年，就取得了繁荣富强的大好局面，足以说明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贫困、落后、独裁，绝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曾有一位伟人说过：老百姓不管这个国家谁掌权，只要能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就拥护谁。这句话在中国已得到实践。尽管目前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问题，如分配不公，城乡差别较大，官员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等，但毕竟当今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国老百姓过上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好日子，中国人再也不受人家的欺辱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骄傲地站起来了，因此老百姓就拥护中国共产党，党和老百姓已成为血肉关系。
我坚定地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除了“文革”中既得利益者）绝不允许像“文革”这类事件再次卷土重来！因为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历史最公正，因为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和谐社会，而且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制度、体制的伟大胜利。让过去的所谓“文革”见鬼去吧！因为它曾是一件使各民族人民，当然也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蒙羞的耻辱事件。（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