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可算得是熟悉的陌生事了。熟悉，因为他由来已久；陌生，则因为它有变异而无常态。 古人陪读，为士子所艳称的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但能否读进去却大可怀疑。唐人小说《李姓传》、明人传奇《绣襦记》里的郑元和就因李亚仙陪读而不能潜心于书本，害得李亚仙剔目自毁。尽管在文学创作中将此推向极端，但也示人以“红袖添香”的陪读似喜实悲。古人的陪读，还有陪冲龄即位的小皇帝或髫年储君读书的，作陪者是宗室子弟，虽年幼却犹知尊卑，不免战战兢兢，当然是苦差使，此后更可能因而卷入宫廷政治斗争，祸福难料。这种陪读，古人身历者既少，距离当代又远，今人自无须体察其中况味，不似红袖陪读尚有人羡。
曾经成为一时话题的出国留学生家属陪读，在２０年前腾于众口。王周生女士的小说《陪读夫人》展示了在异国他乡所感受到的东西方文化思想的歧异，至少是为陪读生活的艰辛步履留下了雪泥鸿爪，成为陪读景象的写照。国外陪读的景象消失之后，国内陪读又盛于一时。新华社的一条电讯（《新民晚报》．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日：第５版）说，湖北黄石二中（省重点中学）对面的柯尔山新村里租住着由该校学生与家长组成的４００多个陪读家庭，这个村也就被称作“陪读村”。校外租房居住的陪读家庭，在大城市也有，尤以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得家长之陪者为多。家长不放心，学生得到依赖性照料，是其明显特点；这类陪读都不愁生计，是不消说的，与昔年域外陪读的艰辛不能相提并论。
但已往的域外陪读，如今的国内陪读，有一个共同点：往陪者陪，就读者读；读则自读，决不以陪为读。令人惊诧的是还有一类陪读：陪者读，“读”者则作陪，陪与读易位，学籍列入研究生院的“读”者假手于陪者获取“高学历”。这种现象，媒体称之为“陪领导读书”。陪者何人？乃是领导干部的秘书。其相应职事是：完成校方布置的各类作业，归纳整理闭卷考试的复习提纲，应付开卷和半开卷的考试，撰写论文，如此等等，名曰秘书，倒是不秘而书。一个人读研，两个人出差，学费、差旅费（还有请客送礼费用吧）自有公款支付。就秘书而言，实在是专职于读，何“陪”之有？说“助读”吧，亦未见其确，因为他已成“读”的主体，何可言“助”？倘改称“代读”，庶几近之。可是，许多事情是无法请人代庖的。比方说，肚子俄了，只能自己吃饭；生病了，只能自己接受治疗。读书，难道可以让他人读而一如己读么？安排秘书代读的人，未尝不知此理，只不过不想用功而又欲猎取“高学历”，于是设此陪读之法，而“后起之‘秀’”只是效尤罢了。
种种陪读，尽管互有区别，但大抵可归于陪者自陪、读者自读，陪与读了了分明；唯独“陪领导读书”则是陪者读、读者陪，虽亦了了分明，却名实颠倒。其所以然者何？盖一旦与腐败攀上了亲，陪读也就异化了。种种陪读，前几项大抵会自生自灭，不足为虑；唯独最末一项，人们既未能料其自生，亦无从望其自灭，须与腐败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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