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导当代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论》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马克思是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奠定了其实践哲学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实现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性变革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其实践观的创立。有了这种实践观，后来他和恩格斯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作出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在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７５页）的重要论断，表达了其哲学的终极关怀。然而，《提纲》并没有将这种实践观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发。后来，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哲学研究，几乎用了全部时间和精力研究《资本论》，以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一期间，虽然他经常提醒自己，一旦卸下经济学的重担，就要写辩证法，但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此时，恩格斯则一头扎进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之中，也没有对他和马克思已经确立的实践观进行系统阐发。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自觉地担起了捍卫、整理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任，坚强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系统化。但是，恩格斯终究没有对《提纲》中所创立的实践观进行专门的阐述，使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留下了一个薄弱点。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最主要的集中在辩证法的研究中。他继承了马克思研究辩证法的未竟事业，准备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为此，他潜心研究了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所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就是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此基础上，他拟定了一个提纲，列出了辩证法的十六大要素，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把辩证法的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重视的是，列宁在研究辩证法的时候多次注意到了实践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处：一处是“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列宁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 １４４页）；另一处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５５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１８３页）很显然，这两处论述反映了列宁实践观的转变过程，“实践高于认识”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当然，列宁始终没有用足够的篇幅来系统阐发实践观，使这一工作继续向后推。
在马克思实践观创立后，毛泽东《实践论》的发表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实践论》生逢其时：马克思实践观创立已经一个世纪，“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历史的验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破天荒地从人类历史上诞生了，时代特征已经发展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过了２０年的艰难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适应时代和革命形势的要求，《实践论》的产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它虽然在形式上写成了认识论，阐述实践问题也不十分彻底，但它的确是《提纲》之后系统阐述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一部经典性著作。
《实践论》将实践作为研究的对象，立足于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系统地阐述了实践的基本概念、形式和内容，透彻地分析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和目的，以及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等关于实践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概括了认识运动的两次飞跃及其渗透其中的矛盾关系，总结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得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从而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薄弱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实践论》导引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前进开创了先河
中国是辩证法的故乡，自古以来，就有解放思想的优良传统。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周易》既是一部朴素的辩证法经典著作，又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奠基之作。《周易》讲变易，强调“与时偕行”，意识到人们要不断地将主观上不合时宜的东西及时革除，换之以合时宜的东西，当时就有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朴素思想。不断地革除就是破，就是解放思想，只有不断地破，不断地解放思想，才能有新的东西不断地树立起来，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我国古代文化中这种解放思想的萌芽和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曾达到了高潮，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也为后来人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树立了典范。
当人类历史推进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中国历史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传统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和发扬，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领导了以“反对教条主义整顿学风”为核心的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桎梏，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提出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理论命题，确立了实践标准在检验真理问题上的权威，为形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奠定了客观根据。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巧妙地运用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将汉代班固《后汉书》中“修学好古，实事求实”的优秀思想改造、清洗出来，赋于其新的生命，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事实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结果，就是让思想不断地冲破牢笼的胜利，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结果，而这一切，与《实践论》在当时所导引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实践论》所导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前进开创了先河。
《实践论》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点，奏响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前奏，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尽管近代以来认识论超越了本体论，但从总趋势看，本体论始终是哲学发展的轴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问题，当前有三种观点：一是“物质本体论”；二是“实践本体论”；三是“无本体论”。呼声最为强烈的是“实践本体论”，它是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流行起来的一种观点，其理论倾向各异，如“回到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本体论”、“社会本体论”或者“生产关系本体论”，等等。综合这些看法，用“实践本体论”或者“实践唯物主义”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
笔者认为，“哲学的本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前者是对宇宙的终极关怀，后者是对“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终极关怀。古希腊哲学的诉求直指宇宙的本原和始基，近代西方哲学则以人的认识能力为诉求。在中国，道家以“道”作为宇宙的本原和始基；儒家则更关心人性问题，主张“人性本体论”或者“道德本体论”。如果我们只将关于宇宙的追问作为本体论，那么就会得出“只有像古希腊哲学和中国道家哲学这样的以宇宙和自然界为终极关怀的哲学才有本体论，而其他哲学没有本体论”的结论，这显然是荒谬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回避对世界本原问题做出回应，而且回应得更彻底、更革命。然而，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却不是其自然观而是实践观。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一生的历史功绩时也只是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为“两大发现”，而没有列举其他贡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特质不在其他方面，而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和实质不是别的，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最终是人的革命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并不在别处，而在于“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这恰恰就是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重新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并兴起新的研究高潮，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功劳，具体说，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拉开序幕的。这一高潮发生在《实践论》发表后半个多世纪。《实践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实践本体论，但却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登场吹响了前奏。
当代中国哲学界从重新提出实践问题到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经历了４个重要阶段：一是奠定理论基础的阶段，其标志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实践论》的发表和延安整风运动；二是酝酿阶段，发生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其标志是重新确立了实践在检验真理问题上的权威性；三是命题的提出阶段，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上个世纪末，此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世界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逐渐被当代实践所替代，实践的问题再次上升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使这一命题应运而生；四是讨论向纵深发展阶段，发生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四个阶段跨越了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向当代实践的转换过程，贯穿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过程，其理论源头则在《实践论》所奠定的深厚基础上。
《实践论》直指实践，并将其作为哲学的最高诉求，这在马克思实践观创立后是第一次；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确立了实践的权威，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伟大的创举。《实践论》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就能提出这一问题，并在半个世纪后产生如此巨大的指导作用，足见其理论洞察力和穿透力。可见，《实践论》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点，奏响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前奏，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的《实践论》并不是一篇普通的著作，而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科学研究和哲学反思中，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实践论》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实践本体论，但它重新提出了问题，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会有一个视点的转换期，昭示了在２１世纪的发展方向。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只是停留在对其表面上的理解，而对其所涵盖的深层底蕴和基本精神并没有很好地挖掘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越来越表现出实践性，越来越使人们看到了《实践论》的预见性和其思想的深刻性。重新研究和解读《实践论》，挖掘其思想精髓，发扬其实践精神，不仅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宝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仍不失其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