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大学三年级时，突然感到自己仅有音乐学院的那些训练是不够的，需要恶补一些人文知识。因为我有一些同乡在北大读书，尤其是北大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所以很自然就选择到北大中文系听课。
当时北大旁听很自由。我就选择了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门文艺概论，一听就是一学年，两学期。
文艺概论的老师是谁，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位老师给我的感觉一般，没有那种醍醐灌顶、酣畅淋漓的感觉。但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由两名北大中文系大师讲授担当，前半部分是严家炎教授，后半部分是钱理群教授，两位教授的讲课风采、研究方法、人格魅力、思想光辉，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重合。听严、钱两位教授讲述文学史、讲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对于我思考中国音乐史，有着非常直接的帮助。从现代音乐史进入现代文学史，令我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思想、精神的发展，有了更加立体的了解，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历程，有了更为深刻的感知。这种感知，极大加强了我的“人文素质”，对我后来写文章、做演讲、搞新东方、做人生咨询，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精神底气。
在那些听课的日子里，每逢有课，我会在六点钟左右从床上蹦起，简单洗漱之后，就背着书包从位于西城区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奔向远方的北大。音乐学院到北大的路途相当遥远，当时我还没有司机汽车，公共汽车是我的交通工具。我记得，我要从我的学校走十五分钟，才能走到位于民族宫那里的15路车站，坐15路大约半个小时，抵达白石桥换320路汽车，在320上颠簸几十分钟，抵达北京大学站，然后又要走大约十几分钟，才能到达北大一教、二教，那里是我心爱的现代文学史授课的地方。
有时候赶路急，没有吃东西，我到了教室就径直去水房，打开自来水龙头“喝一口自来水当早餐”(这是我后来经常津津乐道的故事)，然后就精神抖擞地听半天课。现在想来，教室里没有水房，只有厕所。这么说，我当时的早餐，也就是凑在教室厕所洗手槽的自来水龙头上喝一日凉水而已。讲究生活的我，当时从来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
这种旅行，一周有两次，我非常自豪地坚持了――也许我应该用“享受”二字――我非常幸福地享受了整整一年，两个学期。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精力旺盛啊!记得有一次我不知借了谁一辆自行车，一天之内，就从音乐学院骑到北大，再从北大骑到东城王府井那一带干了点什么事，然后从东城又飞车到了人民大学，去看一个我心爱的姑娘，我记得好像当时还没有看到她，心里也并不沮丧，又那个什么似的骑回了音乐学院――整整一天，我记得我就喝了一瓶可乐，自己也奇怪为什么那么活力四射――也许当时我就崇洋媚外，认为可口可乐有强身健体的功能，大概就是受此暗示，也就滋生出了无穷精力。
在北大听了一年的课，到了年底，我躺在音乐学院宿舍床上，自言自语地说：“哎，终于结束了……”我的舍友、一位北京同学听了，以为我想念家乡的女友，就同情地、带着优越感地看着我说：“嗯，是难受啊!”我看看他，没有应答。其实，我心里涌动的，是一种大功告成的疲惫感，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一种通过艰苦劳作积攒了万贯家产、偷偷享受数钱之乐的那种守财奴般的幸福感!
在北大听课，作为一个旁听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干扰和麻烦，北大好像就是我的母校。课堂是如此的开放，食堂是那样的美味，女生们是那么的漂亮(或者我应该说，漂亮的女生们是那么的漂亮)，最重要的，老师们是那么的精彩!我的北大旁听经历完美无缺，是我大学期间收获最大的奋斗行动之一，更是我后来毕业主动要求去北大工作的动因之一。
惟一可惜、但也无可奈何的是，我在北大旁听一年，居然没有和北大那些漂亮女生产生任何值得回忆的遭遇――我不会吸引女孩，并且自认为自己缺乏男性魅力，男性ego(自我)容易受伤，这个精神缺陷，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困扰我。
北大的课程再伟大，无法治愈我这个心理创伤。但北大开放的课程接纳了我这个缺乏自信但寻找自信的人，给了我一种人文精神的寄托，让我自己觉得知识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刻，并从此以北大人自居，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基础奋斗至今。
(特约编辑张颖浩荐自《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