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的债务》叙写了人物吝啬性的种种表现，充分展示了其滑稽、可笑的一面。作者更进一步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写出了其吝啬背后的辛酸、无奈，还其以人的尊严。文本在不太长的篇幅里多层次地展现了人性的种种，显示了作者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
关键词：《1956年的债务》吝啬 人性
吝啬作为人性的一种弱点，是不少作家表现的内容，中外文学史上出现过许多刻画人物吝啬的性格，描写守财奴形象的作品。其中，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莫里哀《悭吝人》中的阿巴贡，以及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等，这些形象尽管时代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是吝啬鬼的形象，他们以其贪婪、自私、吝啬的鲜明个性和充满喜剧性的言行，揭示了人性的弱点，成为极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新近发表的铁凝的短篇小说《1956年的债务》(《上海文学》2010年第五期)在这一题材的表现上有了新的开拓。作家深入挖掘了人物吝啬性格背后的内涵，揭示了丰富复杂的人性，读来令人感叹深思。
《1956年的债务》在显性层面上，描写了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在万宝山的印象中，父亲是出了名的吝啬鬼，父亲的吝啬使万宝山从年幼起就不时感到难堪。父亲在家里带头喝隔夜的馊菜汤，吃过期的药片，不许点15瓦以上的灯泡。家里是不买手纸的，父亲利用编厂报的职务之便，把油印小报带回家，亲自裁成幼儿巴掌大小做如厕之用。家中的米、面、油、煤都是上了锁的，钥匙挂在他腰上，他不开锁家里人休想取出一星半点来，每餐饭都得他拿自备的量具量面。在万宝山的记忆中，童年和少年时代老是觉得饿，他和哥哥姐姐从来没有放开肚子吃饱过饭。家里人都盼着父亲出差，希望能吃顿饱饭，但父亲出差临走之前早已将要走十天的米面准备好，并不忘刨去自己的一份，其余的又上了锁。父亲出差回来，带回了八个火烧。这是万宝山少年时吃过的唯一一次火烧，他因此过了一个欢乐而奢侈的夜晚，夜里躺在床上，牙缝里残存的芝麻粒大的碎花椒被他用舌头舔了出来，他小心地含着这喷香的花椒睡得很酣。然而他很快从旁人那里知道了父亲晒火烧的故事。原来这火烧是精于算计的父亲在出差的火车上买的，他原想可以省下餐券退成粮票和钱的，但算计落空了，三天后，火烧开始长毛了，但父亲没有扔掉它们，他在招待所房间的窗台上将长着绿毛的火烧一字排开，在太阳下晒，晒好一面，用扫床的小笤帚扫去绿毛接着晒另一面，一直晒到回来。“火烧事件”在父亲厂里广为流传，而父亲从不忌讳人们议论他的吝啬，他像欣赏自己的优点一样欣赏人们对他吝啬的奚落。到了80年代，人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但父亲的吝啬一如既往。他照旧把粮食锁进橱柜，为了便宜他只去农贸市场买那些快要孵出小鸡的鸡蛋。他去菜场与其说是买菜不如说捡菜，弄好了也有收获：一个正在生芽的土豆，或一棵筋络粗大的老芹菜。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吝啬到近乎苛刻的形象。如果不是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这活脱脱是一个守财奴和吝啬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匮乏，万宝山的父亲为了养活六个孩子，只能精打细算，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尽最大可能缩减开支，为此他甘愿忍受人们对他的嘲笑与奚落。正如文本中所说的，吝啬于他，没有什么不光彩，能够做到尽最大可能地不花钱，那才叫光彩。以至于后来，吝啬于他完全成为一种习惯，乃至于他人生的一个信仰。显然，这种吝啬与夏洛克、老葛朗台、阿巴贡等人的阴险、贪婪、凶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父亲”的吝啬首先是出于生活的无奈，是为生活所迫。正如作品中所说：“父亲其实是有心机的，只是他一生的心机大都放在把家过日子上了。”在1956这样艰苦的年代里，为了一家老小能过下去，他极端地节省。他会把一整块蜂窝煤拦腰锯为两块，说这样分两次添煤烧得更透；他在菜场买茄子，会因为茄盖儿而考虑买一个大的还是两个小的。贫穷使他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最终把他的心态扭曲了。其次，“父亲”的吝啬并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他不是以损人利己为前提的，因此他可以过得心安理得。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他我行我素，依然故我，以微笑对待人们。
然而，“父亲”这种基于传统勤俭观念的吝啬却遭到别人的嘲笑。“父亲”种种吝啬的故事一次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就连他的儿女们也没有理解他。他们在小时候吃不饱时同然不认同他的生活观念，长大后依然排斥他，他们仿佛被父亲的吝啬吓怕了，拒绝与父亲近距离地生活，先后离开了生养他们的这座城市，只有小儿子万宝山还留在这里，但也住在与父母相隔两条马路的地方。父亲要求万宝山把正在读小学的女儿放在他们身边照顾，但万宝山的爱人坚决拒绝了，显然他们对父亲的吝啬心有余悸，唯恐孩子重蹈覆辙。不知这是父亲的悲哀，还是儿女们的悲哀，抑或是社会的悲哀?
“父亲”一辈子最为人诟病的事是借钱不还。那是在1956年万宝山要出生时，为了给妻子凑够住院费，“父亲”找当时住对门的李玉泽借了五块钱。然而，这笔钱“父亲”一直未还。每当人们提起此事，总让万宝山及家人羞愧难当。而“父亲”却振振有词：第一，我没说不还；第二，李玉泽家只一个独子，比咱家条件好不少，他又不急等这五块钱用；第三，人家李玉泽都从来没催过我还钱，你们着什么急呢!还有第四，准备还钱的时候李玉泽调到北京去了，一下子就隔了一个城市了。“父亲”的解释果然使万宝山们感到是强词夺理，难于自圆其说，即便是“父亲”其实也很明白借钱不还是可耻的，他也认为人们议论他借钱不还和议论他吝啬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件事大概也是压在“父亲”心头的一个沉重的包袱。因此，“父亲”在临终前对小儿子万宝山有了一个重托，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交给小儿子，并详细交代了当年的五块钱现在连本加息一共是58块钱，他要求小儿子无论如何要亲手把钱还上。作者写道：“这时，已经躺上枕头的父亲突然又奋力抬起身子，冲他的六娃张开了，两条胳膊。那像是一种乞望，好比儿童对大人撒娇时要大人抱抱。或者那也是一种对托付之事的再次确认：我们爷儿俩抱了，你才算真的答应了我。”而在万宝山的印象中，他和父亲从来没有这种亲密的身体接触。面对顽强地张开胳膊，宛若一只凄风中的大鸟的父亲，万宝山小心地抱了一下父亲，郑重地接受了父亲临终前的重托。而父亲也就安然地辞世了。
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借钱不还实出于无奈。在1956年，五块钱对于一个普通人家而言是一笔大钱，“父亲”当时一个月只能挣36块钱，但要养活全家八口人，生活拮据，实在拿不出钱来还债。现在，一辈子过去了，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这笔五块钱的债。这件事郑重地托付给了小儿子，他这下可以彻底安心地离开了。我们在这里洞悉了一个一辈子吝啬、人们所无法理解的老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一颗既自卑又自尊、既安于现状又不断进取、既达观又无奈的灵魂。
与“父亲”临终前的言行适成鲜明对照，《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临终前病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但总不得断气，顽强地伸着两个指头。临终前，他不挂念亲朋好友，也不交代后事安排，出人意料的要人去掉一根费油的灯草，为此而难以瞑日。这一不省灯油不瞑目的情形，活画出一个守财奴的形象。同样具有吝啬的性格，“父亲”临终前的形象比严监生的境界显然要高多了。
万宝山在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后很想尽快完成父亲的遗愿。但他实际上在不自觉中受到了父亲吝啬性格的影响。如他计算着出门的成本，他感到还钱的成本超过了要还钱的钱数，因此迟迟没有行动，而不是不计代价迫切地去做，一直从春天等到秋天趁单位组织去北京参观，他才开始还钱的行动。又如在北京要给李玉泽联系时，他想到打手机是漫游，花钱很贵，便谎称自己手机没电了，而借同事手机打了电话。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他不喜欢父亲的做派、为人和吝啬的性格，但他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然而，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当万宝山终于来到李玉泽现在居住的豪华住宅区，看到他家正在举办着一个高档“趴替”，听到一个五岁的孩子叫喊着要喝26块钱一瓶的矿泉水，他在院外背过身去，感到一阵莫名的瑟缩。与眼前李家富裕的生活相比，自己口袋里的那58块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他羞于拿出来。贫穷与富裕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而他同执地来还那58块钱就似乎有点滑稽了。但作者没有让万宝山逃离。当万宝山要离开庄同时，他看到了天空中一只黑鹰风筝，他由此想到了病床上的父亲张开胳膊对他的那个乞望，他仿佛感到父亲的魂灵在俯视着他。他重新走向李玉泽家，去实现父亲的遗愿。一生吝啬的“父亲”在作品最后终于获得了尊严。
《1956年的债务》写出了人物吝啬性的种种表现，充分展示了其滑稽、可笑的一面。作者更进一步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写出了其吝啬背后的辛酸、无奈。最后，还其以人的尊严。这样，作品就在不太长的篇幅里多层次地展现了人性的种种，显示了作者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
这是一篇意蕴丰厚、思想深邃的小说，能给读者深刻的人性肩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