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可谓一生坎坷，含辛茹苦。林贤治先生在《左右说丁玲》中说：丁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封通信中曾这样写道：“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吗？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可不为。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势力扫除干净。”因此重返文坛的丁玲并没有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写出与民族和个人的苦难历史想匹配的宏大作品。用她自己的话说，尽是一些“平平反、亮亮相”的东西，所以有人认为丁玲“其实质是回避历史，没有正视历史”。
无需争辩，丁玲本来并非一位胆怯怕事的女性。年轻时，她在省立第二女师和长沙周南女中读书，就敢作敢为，曾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并先后两次以退学方式抗议学校对学生运动的压制。特别是在一些家庭问题的处理上更是表现出自己的性格，她毅然提出解除外祖母生前定下的与表兄余键的婚约，不顾“娘亲舅大”的礼节，怒斥舅父余笠云的封建礼教思想。
我想，真正让丁玲的性格发生变化，应是她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之后，这也可说是她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次“教训”。在这篇应编辑陈企霞所约的文章里，她将由两起离婚事件引起的为妇女鸣不平的心理情绪和盘托出，开篇写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道出妇女现实地位的差距，明确指出当时延安男女之间的种种不平。这篇批评封建男权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和个人权益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因而在文艺整风中，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同受到批判。最后还是毛泽东发话保了丁玲，这才让她最终免遭厄运。
不难想象，经过《三八节有感》这件事，丁玲的创作无疑要变得更加慎重，不再是“缺少考虑”、“信笔所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应是这种创作态度下的产物。这从该书完稿之后，她就“政策上是否有问题”反复征求周扬、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的意见不难看出，从后来亲笔写在该书扉页上感谢丈夫陈明“让她的写作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的话里也可体会到。但就是这样一部以自己参加涿鹿县土改工作的生活体验，从政策要求出发，按照领导意图写下的作品，出版时也并非是那么的顺利，只得一拖再拖，最后由华北辗转到东北才得以成书。原因很简单，被指为“富农立场”，就会同情地富阶级，描写“农民的家里就是那么的脏，地主的女儿就是那么漂亮”。这种源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也遭到“上纲上线”的误解与非难，这不能不让丁玲的创作更是小心谨慎。
更让丁玲“教训”深刻的是，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她“老账新算”，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横加在她头上的“罪状”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随后反右开始，又“罪加一等”，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她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被圈定“再批判”，并且被指曾经“向蒋介石出卖人民和党”。这无疑让丁玲感到“彻底绝望”，从此进入人生的最低谷。她先后被发落北大荒12年，打入秦城监狱5年，遣送山西农村5年，经过22年的磨难，直到1979年才重返文坛。
重返文坛的丁玲，确实没有像巴金、杨绛一样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对历史、对自己的反思。正如林贤治先生所说，虽然也有《牛棚小品》的发表，但只是小品而已，并没有以自己的经历进行深度思考，写出表现时代悲剧的宏篇叙事来，我们所见的丁玲作品却是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杜晚香》。但我以为，如果从人性角度分析，这也情有可原，过去的挨整，当下的创作生态，让丁玲恐怕不能不如此。你看，就是在八十年代初她应邀访美也都还有人说“是拿的联邦调查局的钱”，足见其处境的微妙。她自己也这样说：“这个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自己人以柄，为再来一顿棍棒做口实。”所以，不难看出，曾经的教训、面临的环境应是丁玲最终表现的主要原因，也是今天我们不少人也遇事“学乖”的内在因素。
【紫陌红尘荐自《湘声报》2012年7月6日/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