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独特的科举制度被介绍到了西方。创始于隋唐的科举制，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原则备受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各国政府实行赐官制，文职官员的录用不进行任何的考试和选拔。因此像大哲学家培根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只好去巴结宫庭权贵。这种赐官制必然导致吏治腐败，“朝有南郭，野有遗贤”的现象相当普遍。
新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中国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克鲁兹，发现了中国的科举制与西方的人事制度迥然不同，实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他对此很感兴趣，随后在游记中把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了欧洲。这个世纪末，欧洲就有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详细报道。18世纪介绍中国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阿尔德的《中国概况》，其中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至1810年，《大清律例》被译成英文，其中也有关于科举的法律条文。
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地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结到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即使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欧洲学者仍对科举制度称道不已。廉士在《中国总论》中说：“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中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欧洲人称赞的是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
在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下，欧洲开始废弃腐朽的赐官制，确立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早在177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议，每个人“被获准在作任何机构自由从事某一职业前必须经过考试或试用”。他的主张是受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影响，而后者又是受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斯密提出选拔人才的原则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面向全体国民，开科取士。1833年英国确立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此举受到种种非难，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因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70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
英国文官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
（作者单位：河南省许昌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