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七，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做事，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突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可以。这个人叫杨琦。
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过一阵子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和张俐仁到咖啡馆，他帮我们填了履历表，带我们到八十年代电影公司。记得当时我穿的是紫色的棉质上衣喇叭长袖，胸口绣着四个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LOVE，下着白色喇叭长裤，脚踩当时流行的松糕鞋。办公室里有导演宋存寿、郁正春，他们要我们脱了鞋站起来比高矮，约了试镜的日期。
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母亲为此卧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我打消这个念头。
到了试镜那天，张俐仁要我陪她去。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过没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
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收场，你又何苦……”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来都被赶走，最后来了位山东的国大代表。母亲才勉强答应陪我到电影公司见导演。记得那天，母亲拿着剧本把所有接吻戏都打了叉。母亲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钱璐家地址，出了电影公司的门就直奔他们家按门铃。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佣人说他们不在家。我和母亲在门口从下午一直等到黄昏，他们夫妇俩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而开了门。母亲经他们再三保证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这才放心带我回家。
1972年夏，郁正春导演带着两份合约到我家。一人一份，因为还未成年，母亲代我签了生命中第一张合约，片酬新台币一万元，分四次给。编辑/周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