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谢冕先生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其难度不在于谢冕先生的诗学有多么高深、复杂或微妙，而在于他与文学连接的那种方式——他是一个“在文学中的人”。或许我们都是在文学中的人，我们都像是在文学中的人。然而，我们仔细追问一下，我们真的在文学中吗？扪心自问，可能这会是一个问题。但谢冕先生是在文学中的人，这是无庸置疑的。如果有人说，很多人都离去了，但有一个人会在文学中，那就是谢冕先生。可能还有别人，只是我的有限的视野所及，只能看到谢冕先生。
许多年前，在福州一个叫凤凰池的地方，那里有一栋文联大楼。某天早晨，阳光明媚，谢冕先生在顶层的阳台上踱步，一边沉思，偶尔抬头凝视前方。我远远地注视着这幅景象，像看到一个在童话世界里的人。这天上午，由当时名噪文坛的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主持的一个小型座谈会就要开始，谢冕先生要做主题报告。每当要在会上作主题发言，或是上课前。谢冕先生总是如此静心养气，凝神运思。那时，他就在文学中。推算起来，那时的谢冕先生53岁，也是我今天的这个年龄。那时的文学，那时的谢冕先生，正值风华正茂，独领风骚啊！如今的我们却已然疲惫，只有谢冕先生依然故我，他是“在文学中的人”。
当然，让我感受到谢冕先生在文学中的状态，并不只是这样一些印象深刻的情景，更重要的还有他的文学活动，他的诗学言说，他的文学批评书写，总之他的所有的与文学发生连接的那些方式。
在80年代的风起云涌的岁月，诗歌是时代号角。对于很多人来说，诗是作为时代的号角，但在谢冕先生这里，诗在时代中，不只是时代的号角，诗是诗的号角。我们乐于谈到的“三个崛起”，《在新的崛起面前》（1980年5月7日），邵燕祥先生称之为“五七指示”。谢冕先生为诗坛出现的新气象大声疾呼：“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那是在80年代初，虽然已经是春光明媚的时节，但气氛却依然阴晴不定。谢冕先生走在时代前面，率先感知到一个新的诗的时代来临，这是堪与五四白话新诗比美的时代。
能如此敏感地体味到这些被称之为“朦胧诗”的魅力，如此敏锐地感知到时代的变革，在于他一直是用心在感知诗，感知文学与时代。多年后，谢冕先生说到他“发现”朦胧诗的那段经历。初冬时节，天气很冷，昏黄的天空下，他发现那本叫做《今天》的杂志，拿起就读，当时那些诗人他谁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这个诗。他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心里一亮，我觉得我在痛苦中寻找、我期待着这样的文学、这样的诗歌。”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和诗相遇，他一直在寻觅诗，他一直在用心感知时代的诗，就在这一时刻，他和诗同处于文学中。他和江河、芒克、北岛、多多、顾城、梁小斌们同处于文学中。梅特林克说：“你我相知未深，因为你我未尝同处寂静中。”可想而知，谢冕先生在这样的时刻，是与文学同处寂静之中，是与北岛、芒克、江河、顾城同处寂静中。
当然，谢冕先生是有激情的，甚至是一个公认的激情四溢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寻求空灵、寂静的人。但他有一种纯粹，因为这种纯粹，他能在纷乱中穿行而过，能在激情四溢中有一种透明的诚恳。也因为此，他能在文学中停留下来，他能用心去感知文学最本真的存在与要义。他的纯粹是什么？
他的纯粹并非什么神秘的哲学或人生感悟，而是一种价值坚守，一种美学守望。
在谢冕先生的诗论和文论中，最经常讨论的主题就是“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如谢冕先生在90年代以来的诸多宏篇大论，一直在反思这两个主题及其关系。如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集》，开篇就引述艾青的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认为这些诗中充盈着“泪水和死亡”，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国文学最突出、最鲜明的形象”。谢冕先生反思20世纪的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他从不作截然否定或肯定，他是同情历史的，他也是在历史中的人。他总是从历史的不可避免的革命出发来反思革命经历的激进性和曲折性，因此，他能真正看清历史是在哪些关节点走上了歧途，我们又如何可能走出历史迷途。他能客观地评判历史：“那一代人为了争取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诞生，其经历无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程度。要是没有当时强烈而全面的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可能还是一个梦境。”历史的必然性是一回事，但对这种必然性的反思性却具有同样的必要性。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政治完全压制直至取代了文学的理想性，这是谢冕先生所要反复追问的历史之是非变故。谢冕先生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对这一问题有着绝不松懈的反省批判。
他几乎是与新文学同患难共命运：“文学于是充当了启蒙者标示并预期着时代的目标，它近于幻梦般地设计着将来的憧憬，并为实现此种憧憬而以创造的激情驰骋于荆棘途中。但中国历史的积重、以及多灾多难的现实，使这些美好的愿望往往受阻或落空。这就是百年中国文学中感伤基调的成因。”
因为他心中秉持着五四的文学信念，他多少有些把新文学革命理想化了，这是他的理念。我们如果拿历史或理论的分析来拆解历史本来的“本质”，这并非高明的做法。对于谢冕先生来说，这样的历史只是在那么一点上——他是要把这一点理想化并纯粹化的。这实际上已经与历史本身无关，而是与他的理想情怀相关，是他的理想情怀的投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情怀，他看历史反倒有一种清晰，有一种单纯。他总是能感受内心的不宁，于失落中感到了新的召唤。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他心中如一盘棋局那么明了，他始终成竹在胸。他对文学说话，就是对心灵说话，就是对自己一生的理想信念说话。
都说谢冕先生有一种大度和宽容，他的宽容几乎是无边的宽容。他如一泓清泉，清澈见底。在这里，真实与虚伪，善良与卑劣，美好与丑陋，其实都已经一目了然。他只对最高的正义说话，只对文学说话，只对文学的纯粹性说话。他的文学，能历经20世纪的风风雨雨，还绵延至今，保持着纯粹的光洁。这光洁今天还在照耀着我们，使我们能有幸与他同居一堂，与他同在，与文学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