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 记者、教授、作家。已出版《岁月游虹》《雪冠》《煌煌上庠》《长歌当啸》《妩媚得风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历史是明天的心跳》《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等著作十多部。作品已有十多篇被收入全国各省大中学语文教材。
一、饶宗颐
莫高窟前，九层楼下，平地搭起一方舞台。是黄昏，风，撒着欢，自大漠旋来；灯光，交织成火树银花朦胧了月色人影迷离了远山近阁。宾客从京城来，从港岛，从东瀛，从欧陆。五百嘉宾环绕舞台共庆华诞，扩音器传出元人张野的《水龙吟》：“……盛旦欣逢，寿杯重举，祝公千岁。要年年霖雨，变为醇酎，共苍生醉。”公为何人？乃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是也。是日——2010年8月8日——值他老人家九五诞辰，敦煌有幸，吾辈更为有幸，霓虹摇曳，树木花草也摇身一变为贺客，三危山亦从对面俯身相酌，天地间弥漫着大祥和，大喜庆。
饶公从香港来。莫高窟是他的宿缘，敦煌是他的福地。想当初，青年饶宗颐移居海外，任教于香港大学，敦煌之于他，本是天悬地隔，山长水远，八竿子也打不着。1952年，冥冥中若有神启，饶宗颐心血来潮，突然把目光投向敦煌。如所周知，敦煌在中国，在甘肃，在河西走廊。只是呢，唉唉，曾经日月无光王朝颓败山河破碎，敦煌文物大多流失去了异邦——始于坑蒙拐骗而终于冠冕堂皇的收藏。因此，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研究敦煌，就必得查看那些被洋人收入囊中的国宝。饶宗颐的运气来了：大英博物馆将馆藏之敦煌文物制成缩微胶片，这是非卖品，禁止出售给任何人，偏偏，偏偏却叫他买到了；与其说是钱能通神，心想事成，莫如说是天假人愿，物择其主。1956年，饶宗颐正是凭借这批流落异域的文物影本，撰写、出版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又发表了《敦煌写卷的书法》，刊印了敦煌本《文心雕龙》，并远赴巴黎，实地考察英法两国收藏的敦煌画稿、写卷，校勘敦煌歌辞，在已经成为国际显学的敦煌研究领域，异军突起地辟出一片新天地。
为了给构思中的《寻找大师》一书开笔，7日上午，我从北京特意赶来敦煌。8日傍晚，在饶公生日晚会开幕之前，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他老人家。所谓如愿以偿，包括握手、照相、讲话。人潮汹涌，众星捧月，我只来得及向老寿星说上一句：
“我是季羡林的学生，从北京来看您。”
饶先生握了握我的手，吐出一个词“哦——”。
事后，当我在京城某高校，向部分爱好文学的学生回忆这段寻找，“您就说了一句？”座中有人问。
就一句。
“饶先生就答了一声‘哦——’？”
就一声“哦——”。
“您是怎么去的？”
坐飞机啊。
“不，我是问您飞机票能报销吗？”
我是自动跑去的，饶先生没有请我，也没有谁派我，那机票我还存留着，你是想给我报销吗？
满座都笑了。
看得出，学子们很难理解，千里迢迢地飞去，花费大把大把的钞票，见了面，就握一个手，说一句话，对方也就答了一声“哦——”，这叫“寻找大师”吗？这见面跟不见面又有什么区别呢？
哈哈，区别大了去了。见之前，饶先生离我很远很远，仿佛在另一个世界；见之后，饶先生就变得近在咫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念心驰，于抬头、转身之际，准能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看到他矜持的微笑。
二、南怀瑾
究竟是哪一种因缘，哪一种？让南怀瑾在耄耋之年落户吴江——临来之前，这念头折磨了我不止三朝五夕。是日，2010年12月20日，晚餐桌上，南怀瑾笑指斜对而坐的汝留根先生（吴江市原市委书记），说：“是他把我骗来的。”
骗？怎么个骗法？
南怀瑾说：“1999年，那时我在香港，一个学生在苏州投资，带我去玩。途中经过吴江，地方官得到讯息，务必请我留足小驻。我下车一看，嗬！铺在面前的是红地毯，垂立两旁的是‘文武百官’，为首的一位递过名片，上面印着‘汝留根’！我一愣，心想不妙，这不是要把我留下来吗？客随主便，当了客人，就要听主人摆布。先是宴请，然后安排游览，游到太湖一个地方——就是这里了，名叫庙港，四望烟波浩淼，草木蔚秀，我心里一动，说：‘若是能在这儿，骑骑驴，读读书，多好！’汝留根汝大书记立马搔我心窝，他说：‘您要是喜欢这儿，这地就划给您！’哈，我这就中了他的圈套啰。”
汝留根随即就“骗”展开反驳，一时间，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饭桌上，只听他两个针锋相对，互揭老底。看得出，若说是骗，也是甜甜蜜蜜的骗，以及心甘情愿的被骗。
晚饭设在太湖大学堂的餐厅，事先通知为6时，我们一行，5时40分到达。餐室清雅而宽敞，壁上挂了五代宋初陈抟的对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以及清朝雍正皇帝的手书：“博问广采”、“知人则哲”。6时整，南先生飘然而至，他头戴黑色瓜皮小帽，身穿蓝色长袍，慈眉善目，见客就合掌致礼。
坐在南怀瑾左侧的，是吴江“静思园”园主陈金根。他给南老带来一对木化石盆景。南老说：“你那个园林，汝书记常跟我说，搞得很好，你这园林是带不走的，它属于社会，属于后人，你做了件好事。但是，我一直没敢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去吗？我怕你又给我铺红地毯啊！你保证不铺？你现在说不算数，到时候你一铺我就又中你们的圈套了。你老早送我一块灵璧石，我收了，搁在园里。今天这个盆景，我无论如何不能要。”
轮到我请教了——我坐在南先生的右侧，中间隔着他的助理马宏达——我提到今年在兰州作的一次报告，论题之一为：“几乎所有长寿的学术大师都具有道家情怀”；内中就拿南先生作例子。南先生的相貌，完全称得上“仙风道骨”。我说，古人为什么不讲“仙风儒骨”、“仙风佛骨”，而偏偏讲“仙风道骨”呢？可见，道家的精髓，更加符合天道、人道。
南先生颔首：“你是读书的。”
我又提到南先生的两次闭关，先是在峨眉山，继而在台北市，我特别看重第二次，闹市而能闭关，需要十二分的定力。
南先生接话：“我现在还在闭关，是闭大散关。” 南先生这里说的“大散关”，我只能从字面理解，强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又使我想起他的两句诗：“拄杖横挑风月去，由来出入一身轻。”
饭后摆上茶点，我拈起两粒糖果，对马助理说：“拿回去给我的小孙子，让他沾点老寿星的福气。”我的声音很轻，南先生竟然听见了，立刻吩咐马助理：“给小孩子多拿点礼品。”等等又耳语：“把那……也拿来。”谜底揭开，除了糖果，还有一支雪茄。南先生对我说：“卞先生不喝酒，不抽烟。这支雪茄，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也是最后一支了，价值二百多美元，戒烟用的，送你做个纪念。”说着作含烟顾盼状。
三、吴冠中
认识吴冠中，有十多个年头了，自然谈不上寻找。但凡事总有个开头，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供职，从同事那里查到吴冠中的电话，径直拨过去，自报家门，提出想作一次采访。
吴冠中说：“你们文艺部的××不是访问过我了吗？”
“他是他，我是我。”
“我很忙，以后再说吧。”
直截了当，推托等于拒绝。名人嘛，纠缠的人多，不想一一应付。这种情况，我也见多了，正常。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孰料半年后，我突然接到一位老者的电话，他说：“我是吴冠中。”
“啊，吴老师，您好！”
“你不是说要访问我吗，怎么不来？”
“您当时没有答应，说太忙。”
“我看了你的文章，你写得好，很有风骨，你随时都可以来。”
当初仅仅是一个电话，吴冠中能记住我的名字，记住我的电话号码，并且查看了我的文章。事过半年，竟主动给我打电话，我要说，这就是吴冠中的风格。
从此开始了与吴冠中的交往。
2010年3 月4日，我最后一次见吴先生。那天下午，中国美术馆举办“朱德群回顾展”，我去了。吴先生恰好在场，人多，不便交谈，只是打了个招呼。一周后，我与吴先生联系，两个电话，一个家里，一个画室，轮流拨，总是空响，没人接。3月底的一天，拨通了，答话为吴先生本人。我告诉他正在写《寻找大师》，里面有他，翻了一些资料，有些问题，想当面谈一谈。吴先生精神不佳，声音虚弱，他反问：“大师还需要寻找吗？”我说：“有的，需要挖掘；有的，就像您，也需要正名。”“正名？不必了吧。大师不大师的，无所谓了，有些事，倒是想和你谈谈，只是，近来身体不是太好，等过了这阵子再见面吧。”对于老人来说，最紧要的就是身体，其他的都得往后排。对此，我自然能充分理解，唯有祝他老人家多多保重。到了4月下旬，想起这事，再联系，电话仍是空响。5月中旬又联系，通了，是他的儿子接的，说爸爸出门了，暂时回不来。出门？出远门？暂时回不来？我一愣，预感不祥，赶忙向别处打听，得知他老人家已经住院，而且病势凶猛，来者不善。于是乎只能等待，期盼，盼望他老人家化险为夷，早点恢复健康。谁知，唉，6月26日，打开互联网，惊悉吴冠中先生已在前一天仙逝。
吴冠中对家人留言：“你们要看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这句话说得很坦诚，也很硬气。吴冠中人走了，但画还在，画如其人，见画如见人。吴冠中逝世一礼拜后，阎纲在《中国文化报》发表《我的邻居吴冠中》，披露老人晚年感人的生活细节：“更令人吃惊的是，吴老大清早买煎饼吃过后，同夫人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打开包儿，取出精致的印章，有好几枚，磨呀磨，老两口一起磨。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他：‘你这是做什么？’他说：‘把我的名字磨掉。’‘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他说：‘不画了，用不着了，谁也别想拿去乱盖。’多么珍贵的文物啊，为了防范赝品，吴冠中破釜沉舟。”
四、朱季海
2011年4月10日到苏州，几经周折，与朱季海约定12日上午在玄妙观对面的“三万昌”茶楼见面。
说来惭愧，记忆里只有玄都观，是因为刘禹锡的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而没有玄妙观。偏偏司机也是外乡人，玄都观、玄妙观的一概不知。东寻西问，七拐八拐，因此，待我赶到“三万昌”茶楼，朱季海老人、以及为我作中介的俞明先生夫妇、沈彦先生、王开征女士已然入座久等。
我向朱季老问好。老人家微微点头，算是作答。
递上名片，让我大吃一惊的是，1916年出生的朱季海，已届九五高龄，不戴眼镜，居然大字小字，一目了然。朱季老指着上面“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的衔头，说：“这个好，季羡林是要研究的。”
落座。我缓缓说明来意：年来，着手写作《寻找大师》，前天来到苏州，经人介绍，求见老人家一面。在这之前，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访了饶宗颐、南怀瑾……
朱季老的听力也很好，他随即插话：“饶宗颐我见过，八十年代在武汉开会，他一来，谁也不见，首先就找我。”
这事我信，因为海外曾评选大陆十大国学大师，朱季海名列首位。
等等又说：“南怀瑾是台湾的，研究佛教。”
我问：“方便告诉我您的确切生日吗？”这是基本信息，网上查不到。
朱季老不假思索，答：“农历七月初六。”
坊间传言老人很怪，看来，今天倒是蛮配合的，一点不显怪。
复问：“您去过北京吗？”
答：“去过，不止一次。还上过长城。第一次去北京，买了三张伪满地图，回来，一张送太炎先生，一张送东吴大学，一张嘛，留我自己。”
记忆清清楚楚，叙说有条有理。昨晚有人告诉我，老人近年思维混乱，已不能和人正常交流，显然又是误传。
“这些年都有哪些人找过您？”我问得小心翼翼。
“多了。”朱季老答，“全世界除了非洲，都有人来找我。”
“都有哪些，能举个例吗？”
“忘了，记不得。”
“譬如说，有哪位名人。”
朱季老眼一眨，飞快回答：“名人更记不得！”
在座的都哈哈大笑起来。
朱季老不笑，作一本正经状。
我这才仔细端详，九十五岁，看上去只有七十五，脸上鲜有老人斑，皮肤细腻，色呈粉红，状若婴儿，直鼻，短髭，双眸清亮，一副旁若无人，不，旁若无世界的模样。头上戴一顶湖蓝帽子，蓝得不知其年代，上身着一件浅灰的夹克，洗得发白，椅旁搁一支手杖。不知怎的，那神态，那肤色，有几分像……像谁？我不说，你猜。 移步松鹤楼饭庄。朱季老毫不客气，自行点菜，要东坡肉、松鼠桂鱼、莼菜银鱼羹、香椿炒蛋，外加法国干红、果汁，等等。我问老人家抽烟不？
答：“绝对不抽，一支未抽完，血型就变了。”
难怪网上有文说，老人家出席会议，喜欢坐在离会场较远的门旁，他怕闻烟味。
忽然想起文怀沙，问老人家有没有见过他。
答：“从前见过。前两年，有人找我，问他是不是太炎先生的弟子，我说和我一起听过课，又问他的年龄，我说比我大。”
再问钱仲联先生的事，老人家含含糊糊，这时，他只管享受眼前的美餐，顾不上答我的话了。老人家下箸飞快，那形容，简直是狼吞虎咽。
或者换一个词：饕餮。
五、 欧阳中石
北京城里的名家，数欧阳中石与外界的距离最近，近到只隔一根电话线。当你拨通他府上的号码，只要欧阳先生在家，他一准会拿起话机。
相当多的名家，自个儿不接电话，而由夫人、秘书、助手代劳。红尘闹世，干扰太多，六根难得清净，这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我曾向欧阳先生建议，不妨学学别人，自己少接电话，让其他人出面过滤过滤，筛选筛选，否则，像这样整天门庭若市，您还有多少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先生说，电话铃连接的是缘，是缘就不能阻挡，对于咱，众生一律平等，不能高看这个，怠慢那个。
如此好好先生，自然会引出尴尬。以我在场的一次为例，电话那头的英雄好汉索要先生的字，说你不是人民艺术家吗，我就是人民，你得给我写！先生像面对淘气的学生，耐着性儿娓娓解释。我插话说：“甭理他，把电话挂掉！”先生似乎没有听见，声音仍是那么柔和……
2011年，欧阳先生八十有三，仍在首都师大开课。课余除了开会、待客、写字，干得最上心最来劲的，是汉字的认知与研究。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要从这事讲起。老先生认为这事比书法重要。他说：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大礼，就是汉字。人与人交流，靠的是语言，语言上升为文字，靠的是符号表达。西方文字用拼音，有方便处，认得字母就能读，也有不便处。比如“一本书”的“书”，用拼音法，北方人读“shu”，南方读“xu”，美国人读“book”，日本人读“hao en”，发音天差地别。汉字的长处，在于象形，比如画一个太阳，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明白这是太阳，画一个月亮，大家都知道它是月亮。进一步，能表意，太阳、月亮走碰头，表示“明”，大放光明的“明”。
欧阳先生出身北大哲学系，本该成为哲学家；欧阳先生从小喜欢京剧并投名师，也可能成为一代名伶；欧阳先生热爱体育兼且身手不凡，也有可能成为体育工作者，这些，都被时代耽误了。唯有书法之娱，翰墨之乐，得国运之助，因缘造化，使他歪打正着地成了书法大家。在一个利字当头、人人掉进钱眼的朝代，书法已逸出了艺术之外。名家挥毫，犹如工厂造币，这如何不使逐利者眼红。一些投机者就冒他的大名炮制伪作，以售其奸，以攫暴利。2011年9月初，我特地跑到潘家园调查，那里经营字画的，多半有欧阳先生的仿品。技法如何，姑且抛在一旁，我是作家，对文字最敏感，最恨错别字。比如有人把岁杪的“杪”，写成“秒”，把草书的“莫”，写成“若”……后来，我将此事说给先生听。他老人家倒是相当大度，他说：一，谢谢他们，本来应当我来做的事情，他们帮着做了。二，替他们委屈，明明是他们写的，却署上我的名字。三，署我名的，一部分写得好，一部分写得稍差；写得好的那部分，有我的，也有别人的，写得稍差的，有别人的，也有我的；最后，写得好的，不是我的也被说成是我的，写得稍差的，是我的也被说成不是我的。你看，到头来，便宜都让我一人占了！
这是一种佛陀的心境。
六、李泽厚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青年，不，绝大多数青年，不知道钱锺书，不知道季羡林，更遑论饶宗颐、南怀瑾，但是他们熟知李泽厚。熟知李泽厚是因为他的著作，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李泽厚陆续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本本都畅销，用今天的话来说，本本都赚了大钱。以《美的历程》为例，1981年问世，十年内，重印8次，真个是洛阳纸贵。坊间传说，李泽厚的办公室，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崇拜者，乃至本室的同事无处插脚；又传说，李泽厚一次回母校北大，竟形成万人围观。李泽厚不用登高一呼，应者已然云集。有人把他与台湾歌星邓丽君相提并论，说：在八十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
1988年，法国国际哲学院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三位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李泽厚一举当选。这本是中国学术界的荣耀，吊诡的是，国内居然没有报道。由此可证，他一定不为当局所喜，也不为同仁所喜，是不折不扣的“墙内开花墙外香”。
1992年，六十二岁的李泽厚远走美国，不是偷渡，是拿着人家的讲学邀请大摇大摆去的。去了就恋上人家那儿了，结果，他在威斯康辛、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本篇前面叙述的五位，都是早年多艰，中年崛起，大器晚成。李泽厚呢，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早岁成名，及壮大红大紫，晚年采取淡出——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健全人格。
2010年9月10号下午，趁李泽厚回北京之机，我去他在东厂胡同的家里采访。客厅里有冯友兰的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有娄师白的画：一枝藤蔓。李泽厚身穿睡袍，笑容可掬。一望而知，他是那种没有距离的人。
——您1992年去美国，已经六十二岁，当时是不是已经退休？
——没有，我六十岁就要求退休，不让，说我和贺麟不占单位名额，因为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了政协委员。我是九十年代末才办退休手续的。
——我正在写《寻找大师》，二十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指2010年9月10日之前）只写了一个您的同学欧阳中石，接下去不知道写谁，您能帮我提供一份名单吗？
——不能。
——那么，其他年龄段的呢？ ——我原来寄希望于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这话是我1979年说的，过了三十年，我很失望。现在寄希望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具体的名字，我不讲。
——到了美国，和国内拉开距离，考虑问题，是不是更自如更开阔？
——基本一样吧，我是同心圆，圆周扩大，圆心没变。
——《告别革命》，在国内遭到批判，在国外呢？
——一样，国外的批判力度不亚于国内，国内说我否认革命合法性，国外说我拍共产党的马屁，两头不落好。
——在美国寂寞吗？
——寂寞，非常寂寞。所以我每年都要回来走一走。有个现象，在国外的男人，多喜欢经常回来，女人习惯于异乡，回不回无所谓。
访谈即将结束，李泽厚突然说：我有三个缺点，一、不记人，今天跟你谈话，下次见面，我会不认得你；二、不记声音，你下次来电话，我肯定听不出，我儿子给我打电话，我会反问，你是谁？三、不记路，我在美国开车，都是我爱人告诉我如何走。为此三不记，得罪不少人，你要给我宣传宣传，争取大家谅解。
七、厉以宁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我一度和厉以宁走得很近。举例说，我曾经组稿、编辑、出版过他的两本书，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此书1990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1998年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二、《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此书为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合著，1991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者认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
厉以宁的文化魅力，与其说是他的经济学理论，莫如说是他的诗词。在我看来，他诗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清”和“真”。
试以他早期的三首诗词为例：
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
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
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 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1955年）
文眼在于“沉沙无意却成洲”句，全诗堪谓清湛、真切。诗作于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彼时教条主义已席卷全国，压倒一切，所幸北大还有一小块“兼容并蓄”的绿洲，供他辛勤耕耘，营构绿色梦境。
鹧鸪天—未名湖畔
塔影钟声柳岸西，校园四月乱穿衣。
青春少女绸衫薄，年长教师棉袄披。
晴或雨，信将疑，桃花未放草仍稀。
早春天气谁能料，燕子高飞又转低。
（1957年春）
破阵子——北大镜春园
日落行云朵朵，风停暮雨潇潇。
昨夜枝头犹茂盛，今夕园中何寂寥，
残红沟内漂。
世上无情处处，文坛新律条条。
早见笑容晚见怒，不怕饥寒怕折腰，
静心观落潮。
（1957年夏）
观察何等真确，脑瓜又是何等清醒。这些都是所谓政治诗、社会诗，在当日一旦被人揭发，铁定“右派”无疑。北大自蔡元培、自胡适以来，不乏这种清醒的思考者，以及这种“不怕饥寒怕折腰，静心观落潮”的书生傲骨。
笔者曾以文字为厉以宁勾勒过几幅肖像，其中有一篇，写于九十年代初：
和厉先生没谈上几句，“咚、咚、咚”，有人敲门。放着门铃为何不按？门开了，是来自山东的一位基层干部。他说俺那儿正搞股份制，刚开头，不知咋闹，早听说厉教授厉专家“厉股份”的大名，特来邀请您去讲课。
厉以宁说，我是走不开的。我是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讲课。你大老远地跑来，先坐下，这里有盘录像带，是关于股份经济基本知识的，你先看看，待会儿我们再谈。……
“叮铃铃”，电话又响了，厉以宁返身去接……
那边厢，门铃叮当有致，这回轮到我去开门……
厉以宁很忙。他每天不到六点便起床，听完早间新闻，立刻投入写作，通常都要写一千多字。白天的安排，更紧张了。所以他常常亲自下厨房，他把这看作是一种精神放松。
“这样炒出来的菜，还香吗？”待送走两位不速之客，宾主终于坐到了餐桌之前，我忍不住想调侃一下。厉以宁却不知心驰何处，显然答非所问，他说：“你不想来一杯酒吗？”
因为熟悉，此番为《寻找大师》而作的采访就变得直截了当，一个电话打过去，说好了时间，在他家里见面。
那天，2011年元月6日上午，我比约定提早二十分钟来到厉先生的楼下。出于谨慎，先打一个电话探路，看先生此刻是否方便。
电话响了，没人接。
十分钟后，再拨，仍然没人接。
纳闷，是出门了吗？说不定有什么特殊事，不得不去处理。要不然，为什么电话没人接？
耐心等，反复拨，到了10：20，终于有人接电话了，是厉先生本人。他说：
“讲好了上午10：00，你怎么迟迟不来？”
我说：“我早就到了您的楼下，因为电话没人接，我怕您不在家，所以未上去。”
“嗨，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嘛，昨晚关了，刚刚才开通。”
唉，我因为低估了厉先生的守时、诚信，才犯下这等蠢不可及的错误。大智慧必有大承诺，大愚笨必有大惶惑，厉先生为我上了启蒙的一课，但愿我这个彷徨在“厉门”外的老学生，能幡然长进，莫再辜负寻找中一切华美而又易碎的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