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阿拉蕾眼镜框，梳两根长长的辫子，左手佩乾隆年间青花瓷手镯，24小时《圣经》不离身。通常，蔡史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富家女，基督徒。 6年前，她在通用电气基础建设集团亚太区担任首席技术官；5年前，她在德国经营着自己的时尚服装品牌；4年前，她在西藏结识了藏盲文发明者、盲童学校校长萨布瑞亚·田贝肯，初涉公益；3年前，她正式加入“黑暗中对话”——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由视障培训师引领进行的活动，“找到了一生的命定”。
“工作狂，公益人”——这是蔡史印给人的第二印象。然而，经本刊记者的采访了解后，这些印象其实都很模糊。“永远不要根据眼睛所见而轻易下判断，因为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带着偏见。”用蔡史印的话说，改变人们对视障人士的态度、进而意识到偏见的存在，是她努力想通过黑暗中对话去传递的理念。
蔡史印是谁？需要去黑暗里找答案。
黑暗是一种文化
只要学会聆听、用心感受，在黑暗中同样可以“看见”。
也许是从小视力不好的缘故，曾近视超过1000度的蔡史印在黑暗中感到特别自在。2009年当她第一次在亚特兰大参观“黑暗体验馆”时，兴奋地冲到了教练的前面。一直苦于未找到公益事业方向的蔡史印，决定“走向黑暗”。
于是，她加盟对话社会企业（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以“黑暗中对话”为主题的机构，担任全球首席运营官。这家成立于1988年、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社会企业，迄今已遍及世界38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为超过8000多位视障人士提供了工作机会，体验者超过800万。2010年，蔡史印将“黑暗中对话”引入中国内地，开始在上海、北京、成都、深圳等地开设工作坊。
简而言之，黑暗中对话工作坊可以理解为黑暗中的团训，体验者在教练的指引下完成各项需要团队协作的任务，并在结束黑暗体验后交流感受、审视内心。本刊记者亲自体验和观察了两场工作坊的活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大多数体验者起初会感到恐惧和不安，甚至必须依靠外物来找到身体的平衡，只有听到声音或拉着别人才感到安心。而后逐渐适应，放下心中的戒备，交付信任给身边的同伴，一起在“困境”中协作完成任务。
在黑暗环境中，引导体验者去探索、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教练们，全部都是视障人士。工作坊的震撼之处在于：当环境从光明变成黑暗，健视人瞬间就成了弱势群体，而教练们反倒成了“健全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控制全部的流程，观察每个人的表现，还在结束后进行点评，给体验者启发。
一位体验者感慨：“黑暗让我们重见光明！”在惯常的思维里，人们认为只有眼睛才可以看见事物，而工作坊让你意识到，“黑暗是一种文化”，只要学会聆听、用心感受，在黑暗中同样可以“看见”。
也有极少数人并不接受工作坊的理念，对“黑暗”这种形式表示不屑，即便看不见、很无助，也不愿意信任他人。“我会觉得他们很可怜，因为心门始终是封锁的。”蔡史印说，“不愿意敞开心扉，就永远看不到美好，最终损失的是自己。”
蔡史印并不在意这些个例的消极反馈，大多数体验者都因为工作坊的经历而改变对视障人士的态度。“高盛有一个团队曾经参加了香港的黑暗中对话工作坊，主管当时很受触动，后来雇佣了其中一位有金融学教育背景的视障教练，因为他发现他们完全可以胜任公司的工作。”这些成功的案例让人兴奋，但她也很清楚目前工作坊在国内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教育瓶颈、就业歧视、社会偏见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但只要我们坚持去做，未来就一定会发生改变。”蔡史印说。
当聊起旗下教练们的故事，蔡史印总是滔滔不绝，在“如数家珍”中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敬佩和感恩。她感慨地说，“他们让我看到自己身上阴暗的东西：偏见、虚荣、在乎外表，我常常觉得他们帮助我，要比我帮助他们更多，我从他们身上收获更多。一点也不夸张。”
社会企业之难
国际上已经相对成熟的社会企业模式在中国一样可行。
从跨国企业的全球高管，到两年没拿一分薪水的社会企业家，蔡史印这一次的选择改变了她原来的人生轨迹，也换来了多数人的不理解。
“我父母就不支持，他们认为我兼职做公益就可以了。也有很多人会说，因为你们家有钱嘛，所以你才能做这事。”蔡史印也曾犹豫和沮丧，为此她时常祷告，在自己的信仰里找到方向和慰藉。
随着黑暗中对话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蔡史印也遭遇了“山寨版”频出的困扰。黑暗中对话拥有德国在中国的独家经营权，但不少餐厅和咖啡馆不顾版权，使用未经授权的logo，用“黑暗”的概念来招揽生意，影响了黑暗中对话的口碑。为此，蔡史印通过律师与北京的相关公司进行交涉，直到他们同意撤下logo和拷贝的照片。
“如果他们做的质量还不错，有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大部分‘山寨’都是以纯营利为目的，造成很多问题。”蔡史印认为，无法控制别人，只能提升自己。黑暗中对话自始至终坚持要对教练进行系统性的培训，小到每周两次开展内训，大到每年提供几位视障教练前往欧洲交流的机会。树立更有影响力的品牌，是她解决“山寨”问题之道。
事实上，这些困难在蔡史印看来都只是一时的，而公众对社会企业的不理解以及政府在配套制度上的缺失，才是最大的困难。“为什么做公益就不能盈利？为什么社会企业不可以分红？”蔡史印认为，持续的盈利才是社会企业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赚更多的钱是为了行更多的善，这两者并不矛盾。但这种观点在国内，哪怕是公益圈内，都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蔡史印正通过黑暗中对话的实践来证明，国际上已经相对成熟的社会企业模式在中国一样可行。自工作坊2010年运作以来，黑暗中对话每年都实现了自负盈亏。目前全职员工共6人，全职和兼职视障教练18人，计划明年扩展至30-40名视障员工。“当然，我们能有赢利主要原因是我还没有领工资。”她笑着说道。
对于将来体验馆的门票价格存在的争议，让蔡史印有些无能为力。不少人认为既然是公益就应该免费或低价。其实，一家体验馆的初期投入是400万元，每天参观人数上限是400人，靠100元/人的门票收入已经几乎不可能做到收支平衡，若不能收门票体验馆将难以为继。
尽管如此，蔡史印也不想通过社会捐助的方式来填补营收上的短板。她制定了严格的财务制度，把所有捐款划入视障人员教育基金，只能用于开展慈善项目。而黑暗中对话以企业的形式存在，必须具有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并且盈利有权利分红。但目前，黑暗中对话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注册，根据相关规定，“其盈余和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只能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不得在成员中分配。”这也就意味着，她所希望的3：3：4盈利分配模式（30%是留在企业内部自我发展，30%进入视障人员教育基金，40%分红），在不改变注册性质的情况下，无法得以实现。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在蔡史印看来，做公益最危险的地方在于自视过高。即便最初的动机是朴素的，一旦有了光环就很容易自我膨胀，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每每这种时候，她都不断告诫自己：You are nobody.（你什么都不是。）这些年以来，蔡史印的确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不再住五星级酒店，不再买奢侈品包包，好友说她像是换了一个人，仿佛重获“新生”。
“往往是我们的眼睛，让心灵盲了。”而心盲所导致的“黑暗”其实无处不在。蔡史印说，偏见和盲区不可避免，但可以时常提醒自己，是否又戴着有色眼镜视人。
如何在黑暗中看见？不是用眼，而是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