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回顾了当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分析了其产生的根源，即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从金融化与金融霸权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新自由主义。研究表明，金融化加速了危机的进程，而金融霸权则使危机具备了全球性质，新自由主义必然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金融化；金融霸权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 2）07-0028-04
一、从美国金融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开始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的危机问题，不只在欧元区，在全球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显现，并开始出现全球化的趋势。
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化成一场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实体经济，进而成为一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转向凯恩斯的国家调控主义寻求自救。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政策相继被推行。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以及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过度的财政支出时难以为继，加上国际宏观经济对其经济的冲击，欧盟各国的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并难以自拔。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是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延续。而不论次贷危机抑或是欧债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新自由主义体制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推行以及新自由主义体制，是失败后作为补救措施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滥用，加速了危机的进程。这场危机迟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并向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它在2008年以次贷危机的形式在美国爆发了，随后通过欧债危机向全球蔓延。美国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体制所产生的金融化，以及其金融霸权及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基石的新自由主义，再次在危机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作为调和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再次推行的凯恩斯主义也未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成为救世主。
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自由化及利益至上的原则使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些所谓的金融创新产品因不受监管而急剧扩张。金融创新产品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备受美誉，另一方面却也孕育着极大的金融风险。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践行的30余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泡沫一直在膨胀，直至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理想的破产。
次贷危机已绝非美国本土的金融危机。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重建的美国金融体系是金融自由化的金融体系。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包括通过国际经济组织的不合理的游戏规则，迫使各国开放金融市场，使金融自由化实现全球化。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加剧了各国金融的不平等地位，使得美国一国的危机，却需要全世界来承受。当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早已说明，次贷危机已向全球蔓延，并已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
可以说，当前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促成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且，危机面前，学界和政界都在争论是不是需要对美国金融体系以及世界金融格局进行重构，以让国家对金融体系进行更多的监管；是不是政府需要更多地干预经济，扭转当前的金融颓势。事实上，所有的争论仅局限于资本主义框架体系内，国家的出面干预无非是回归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中去，更何况，欧债危机的出现已宣告了凯恩斯的国家调控主义的再次失败。如果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源并非新自由主义，而是源自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么，仅仅寻求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也或许只能缓解危机，而并不能改变危机的始终存在和不断加剧的趋势。因此，能否认清新自由主义与当前危机的本质，对于是否要推行一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根本性变革，是至关重要的。
二、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金融化趋势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传统自由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政府充当着“守夜人”的角色，金融业是不存在监管的。但过度的自由引发了大量的金融欺诈和投机行为。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开始崩盘，而随后的几年中，整个金融系统近乎崩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爆发了，当人们反思大萧条的成因时，很自然地将其与金融业的无政府状态联系起来，这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随后的金融政策。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推行罗斯福新政，其新政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力图通过国家调控来干预经济，助推经济走出衰退。这种国家干预主要是通过一套严格的监管体系对金融业进行管制，该体系从金融机构的数量、银行的资金流向、提高存款利率等方方面面对金融业进行了限制，以此来加强金融管制，避免欺诈和投机行为对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的危害。大萧条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机构通常是典型的国家所有，或者由政府严格调控。在美国，政府控制利率，金融机构的业务要经过商业核准，金融市场的准入受到严格管制，银行受政府保护以防倒闭。这些严格的调控措施，迫使金融部门必须集中全力去促进非金融部门的资本积累（大卫·科茨，2011）。
20世纪70年代，推行凯恩斯主义所带来的滞胀局面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起，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化趋势，政府管制逐渐从金融业脱离，金融资本逐渐在经济中占据主导。金融自由化使得利率通过市场调节自由浮动，商业银行可以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同时贷款利率市场化。但事实上，金融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达到新自由主义者所预期的理想状态，新自由主义的利益至上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而不受制约的金融体系激发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本性。金融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市场垄断性的大金融，公司控制着金融市场并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而高额的利润又吸引着其他社会资本注入金融业，所有的这一切形成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循环模式，使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升。如果以金融资产与GDP的比例来衡量某一经济体的虚拟成分的话，那么，1995-2005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从303%上升到了405%，为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虚拟成分最高者（葛勃尔·施丹戈特，2007）。 金融业的发展在带来金融基本膨胀以及金融产品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预示着债务的增长和债务违约引发的信贷危机的产生。金融资本家疯狂追逐高额利润，力求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之内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金融家们进行了所谓的金融创新，多种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并推向市场。他们所设计的金融衍生品逐渐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在利益驱动下，风险变得无关紧要，坐享利润而无需承担风险便是金融家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金融产品具备交易媒介的功能，可以在资本市场迅速变现，因此具备了强烈的投机性。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投机利润，在市场上为投机而哄抬虚拟资产价值，使金融资产的价值完全脱离实物资产，由此形成了金融资产交易中资产价格的膨胀和“泡沫化”。同时，金融业中因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所建立的强激励机制，也加速了金融资产的价格膨胀与“泡沫化”。这种激励机制在激发金融管理者的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激发了其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金融行业中所作出的投机行为，这种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行业的恶性发展。
金融化最大的特点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金融化区别于金融资本，并相比金融资本具备更为虚拟的形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是实体经济的一种派生，其扩张速度与规模一定要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同步为前提。如果缺乏约束的自由扩张，其价格脱离实物资产价格，必然会导致经济泡沫的产生。经验说明，当国民经济活动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交易活动量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过度扩大，使金融系统风险激增时，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为期不远了。当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市场的不稳定将导致泡沫破裂。美国经济中的新自由主义机制激发了金融化以及金融资产的无节制的扩张，继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业的无节制的扩张，在带来巨额利润和短期的资本主义繁荣之后，留给美国和全球的是巨大的经济灾难。
金融化趋势受到制度安排的制约。大萧条后期，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凯恩斯的国家调控主义的制约。当新自由主义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时，倡导自由反对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极大地顺应了金融业的发展，并产生了随后的金融化趋势。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促进了金融化的发展，而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加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金融化并非只产生于新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具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用的金融业的发展和趋于发达已是必然趋势，而新自由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完美契合加速了金融化的必然趋势。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加速了金融化的发展，而金融化的不断膨胀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体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时也加速了其危机的进程。
三、金融霸权与全球性金融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的次贷危机存在必然联系，而两者无非是金融危机的两个阶段，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的过渡。之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性质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下所倡导的金融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领先于世界。美国提出《国际稳定基金计划》，并以此为蓝本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这使得美元一跃成为世界货币，而美国也至此取代了英国，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第二个金融霸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20多年里，美国享受着金融霸主所带来的丰厚回报，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的待遇。美国扮演着“超级世界货币发行银行”的角色，通过满足自身利益任意发行美元，即世界货币，支配着世界资源。就如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一外围理论，美国作为金融霸权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着中心国的地位，其他国家在外围，只能成为中心国的附庸。中心国与外围国的关系是主宰与依附、主导与顺应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
但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的中心国地位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加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逐渐增强，美国的霸权地位已大不如前。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仍处于支配地位，且这种地位难以动摇。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再一次促成了美国在国际上的一家独大的地位，这种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因此，美国再次成为享有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的霸权国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要想控制世界经济命脉就必须控制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转。意欲控制世界，就必须控制国际银行体系，控制全球硬通货，以及掌握国际资本市场等（亨廷顿，2010）。美国通过利用美元的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身份，可以无偿占有美元持有国的资源，分享美元持有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通过印钞来解决，而频繁地发行钞票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却被外围国所分担，而美元的贬值甚至可以减轻其对外债务的负担。美国的这种特权对其本身来讲是极大的福利，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确实是一种不公平。既然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发行钞票来解决，那么美国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施行一系列损人利己的政策。政府或是居民，只要其资金上存在短缺，都可以通过铸币，向全世界开征铸币税来解决。
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美国的金融霸权不能说毫无关系，当前的欧债危机更是根源于其金融霸权。自己行为别人买单，使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透支未来，超前消费，以致引发金融危机，并使危机扩散至全球，由全世界来分担。
美国的超前消费并没有与实体经济增长相挂钩，这也便成为金融危机的原因所在。而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美国的评级机构不断调低希腊、爱尔兰、比利时的主权信用评级，轮番对欧债危机制造动荡，大举做空欧元。美元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而美国在欧债危机中获利，包括美国国债、美股及其它机构债券在内的美元资产大受追捧。
美国作为危机的发源地，其金融霸权又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也使得从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正逐渐扩散成一场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一个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往往是体现该时代霸主利益的霸权体系，霸权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其货币一般是全球金融关系的基础。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金融霸权国，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世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越来越金融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向全球的推广。 四、新自由主义加速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趋势
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体制内，金融业得到快速发展。金融化的结果，大大加剧了金融经济领域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大大加剧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单个经济单位的组织性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因而更加激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主要表现之一。因此，归根结底，金融化加剧了单个企业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冲突，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其二，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制度性生产能力过剩与内生需求不足的矛盾。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都是其金融体系的内在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与其实体经济内在矛盾直接关联，最深的根子仍然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与内生需求不足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一方面，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总供给；另一方面，其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国民财产分配机制使得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两极分化严重。因此，居民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实际的生产能力。而在新自由主义下得到繁荣的金融化平衡了有效需求与过度供给的制度性失衡。在实体经济中扩大的生产能力受困于不足的有效需求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货币信用的扩大固然能够在短时期内起到创造和扩大需求的作用，甚至能带来短期经济增长，但是终究不能消除生产能力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特别是持续的货币信用扩张滋生出一个过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由此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接连爆发的金融危机迫使西方国家进行政策和体制调整。在各国政府大力救市和增加就业的实践中，凯恩斯主义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取代了新自由主义，而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成为体制调整的中心环节。但所有的反危机举措不过是应急措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的局部调整。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难以做到制止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因而，这一场危机引发的发达国家的“体制调整”，也只能停留在表层结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会消失，制度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将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难以摆脱的痼疾。
金融化是资本主义无法回避的必然的趋势，而且一旦新自由主义解除了对它的限制，它就会在有利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环境下得到快速发展，并引发全球性质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可见，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是无法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的改进，抑或是摒弃新自由主义转而选择其他资本主义形式所能解决的。当代的新自由主义，作为金融化形式的资本主义，也有其特殊的矛盾。其中，有的矛盾就存在于金融化进程中。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金融化导致了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但从根本上而言，金融无法脱离经济实体而存在，而金融活动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当新自由主义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以及生产过剩时，扩张的金融部门通过刺激家庭借贷的快速增长，间接地促进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资本积累，使资本主义供求暂时平衡，并可产生短期的经济繁荣。然而，膨胀的金融业日益显露出来的投机性特征，使得经济泡沫逐渐产生。此时美国以及欧盟的金融部门已经进入危机阶段，而危机也渗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金融危机已经一次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但这是否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根本变革，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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